最后压轴登场的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所生育的七名儿女中最小的那颗掌上明珠——新城公主(初封衡山公主)。不过也正因为新城公主最为年幼,有人因此奇怪过,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逝世于太极宫立政殿后,唐太宗亲自抚养了长孙皇后所生的晋王李治与晋阳公主李明达,却为什么没有抚养最年幼的新城呢?
事实上正是因为贞观十年时的新城最多也就只有两岁,还是个需要乳母哺育照顾的孩子,唐太宗没法带在身边抚养。不过除了不能亲自照料小女儿外,新城公主的待遇和其他三位同母姐姐并没有任何区别。
贞观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唐太宗将年仅八岁的小女儿册封为衡山郡公主——衡山自古以来便是五岳之一,不仅位在名山之列,同时是道家和佛家的宗教圣地,对于自诩为道教鼻祖老子后人的李唐皇室而言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地方,而《唐六典》中也曾明文规定道:“凡名山、大川及畿内县皆不得以封。”结果唐太宗就将这么重要的李唐皇室的宗教圣地衡山郡封给了小女儿,他对这个女儿究竟有着何等的宠爱之心,也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衡山公主得到册封后就有了实封,甚至没过多久又增加了一次实封,墓志上因此记载道:“汤沐增赋”。而根据各卷史书的记载,唐朝公主往往只有出嫁时才能拿到实封,这一点哪怕是太平公主也不例外——事实上史书上记载的也只是太平公主是第一个出嫁时在三百户实封的基础上又加了五十户实封的公主,而不是第一个在出嫁之前就开始享有实封的公主。而唯有晋阳公主与衡山公主这样非常得宠的公主,才能早在出嫁之前就开始享有实封。
同年,衡山被父亲许配给郑国公魏征的嫡长子魏叔玉。魏征在贞观一朝的重要性毋须多强调,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排名第四,仅次于杜如晦,比房玄龄还高一名,而魏叔玉身为魏征的嫡长子,将来是要继承从一品郑国公的爵位的。但贞观十七年一代谏臣魏征病逝后,被人安上了荐人失当邀名卖直的罪名,唐太宗一怒之下亲自写下诏书悔婚仆碑,衡山与魏叔玉的这段姻缘也就就此作罢了。而贞观十七年的衡山不过九岁,于是唐太宗再次精挑细选,为宝贝女儿敲定了婚事,于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将她许配给长孙操之子长孙诠,而这一天,也正是长孙皇后的生日。
那么衡山未来的公公长孙操又是何许人也?
长孙操即长孙皇后的叔父,长孙家族作为外戚一直备受唐太宗的看重,不仅连出三位国公与四位驸马,就连长孙皇后的异母哥哥长孙安业在贞观元年犯下谋反的大罪本该按律当斩,唐太宗也因为长孙皇后的求情特别赦免了他的死罪。长孙敞因为受贿被免官,但唐太宗念及他是长孙皇后叔父的缘故,经常命人送绢给他供他开销,最后又让他以宗政卿的官衔退休,并加授了金紫光禄大夫的散官以及正二品平原郡公的爵位。长孙安世因效忠唐朝的死敌王世充被唐高祖李渊杀死,但他的几个儿子不仅安然无恙,次子长孙祥还因为是长孙皇后侄子的原因被唐太宗提拔为了刑部尚书。
长孙操本人也颇有才干,武德元年任陕东道大行台的金部郎中,后出任陕州刺史的时候,从陕州的东边引水入城,极大地惠及了当地百姓。长孙操历任洺州刺史、益州扬州的都督长史等职务,皆有善政。唐太宗又因为他的儿子长孙诠要娶衡山公主为妻,特意将他升为岐州刺史——乍一看岐州刺史的职位并不打眼,但岐州(即扶风)自西汉以来便与京兆、冯栩并列为三辅,地位非同一般。而唐朝将州分为七个等级,岐州便位列第二等,仅次于雍州、洛阳、并州,中晚唐时更是一度被定为了西京。所以长孙操作为一介臣子,只因儿子尚主便被提拔为了岐州刺史,一下子升了三四级的官,唐太宗对衡山未来的婆家有多重视由此可想而知。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唐太宗希望能够在生前看到爱女的出嫁,但由于公主出嫁的仪式十分繁琐,所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逝世于九成宫含风殿时,正在筹备出降仪式的衡山也因为父亲的去世中断了婚礼。但即位后的唐高宗李治并不想耽误妹妹的婚期,所以永徽元年国丧孝除后,李治打算在这年秋天就让妹妹风光大嫁,更因此早在正月时便开始令人着手准备婚礼仪式。
虽然这样的举动遭到了大臣的激烈劝阻而未能成行,只是李治唯恐耽误了妹妹的大好年华,所以等到孝期一满,李治便将妹妹由衡山长公主改封为新城长公主,并加食封五千户,以此作为她的新婚贺礼。兄妹感情如此深厚,也就难怪后来新城的葬礼规格也直接跳到了皇后级别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