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实际上是对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
第一阶段
1979年2月17日～1979年2月26日
中国东线部队攻克高平、同登，西线部队攻克老街、柑塘，向越南境内突进了20-50公里。越军采取地方部队和公安、民军在边境一线节节抵抗，主力步兵师实施机动作战的战术，以空间换时间，与中国军队进行周旋。因其兵力火力不足，战术保守，虽然给中国军队造成了较大伤亡，但仍抵挡不住，重要战略城镇纷纷陷落。
第二阶段
1979年2月27日～1979年3月5日
中国东线部队攻占谅山、广渊，西线部队攻占沙巴、封土、铺楼，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随即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开始撤军。
第三阶段
1979年3月6日～1979年3月16日
中国军队边清剿边撤退，同时炸毁越北境内的重要军政设施并掳获当年支援给越南的大量物资。越军从柬埔寨战场调回部分军队保卫河内，但其不敢和中国军队决战，只能远远尾随中国撤退部队。在撤军过程中，有少数中国部队遭到越南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军袭击，造成了一定损失。3月16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了国境内，战争结束。

1979年2月22日，新华社汇总了各国对我自卫还击的态度：
第一，谴责中国，支持越南，要求我国撤军、停火的：苏联、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蒙古、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尔巴尼亚、安哥拉和柬埔寨亲越的韩桑林政权。基本上是苏联及其卫星国。
第二，对中国表示遗憾，要中国撤军的：老挝、印度。
第三，反对中国、越南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行动有：加拿大、瑞典；并要求我国撤军的：新西兰。
第四，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美国、日本、东盟五国、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芬兰、伊拉克。
第五，对中国和越南都表示遗憾、希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欧洲共同体的其他的国家。
第六，呼吁谈判解决问题的：埃及、马里、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孟加拉国、塞浦路斯和北欧其他国家。
第七，公开声明不表态的：葡萄牙。
第八，支持中国的：朝鲜、民主柬埔寨。

边境轮战 听语音
自卫还击作战结束之后，越军又在两国边境上进行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越军趁中国边防部队后撤之际，竟然大摇大摆的地占领了边境上两国交界线上的许多骑线点。再次非法侵占罗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中国边境地区。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5年中，越军正规部队和民兵不断向中国境内农场、村寨、学校开枪开炮，发射各种枪弹4万余发，打死打伤中国边境军民数百人。迫使中国边民离开家园，穴居岩洞。致使31793亩土地难以耕种和管理，数十万亩橡胶无法收割，52所学校被迫停课。忍无可忍之下，中国军队再次被迫自卫还击。
1980年10月15日，云南省军区边防12团和云南省军区独立师1团收复云南马关县金厂乡罗家坪大山。
1981年5月5日至6月30日，广西军区边防3师9团收复并坚守广西宁明县上石地区边境法卡山。
1981年5月7日至7月10日，昆明军区14军42师126团收复并坚守云南文山州边境扣林山。
1984年4月28日，昆明军区14军40师收复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境内老山。
1984年4月30日，昆明军区11军31师收复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杨万乡境内者阴山。
1984年5月15日，昆明军区14军41师收复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境内八里河东山。
1984年4月至1993年3月31日，老山、八里河东山、者阴山地区坚守防御作战，昆明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兰州军区、北京军区、成都军区、云南省军区部队先后参加轮战。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中越关系改善，1989年10月开始，中国边防部队适时减少参战兵力，逐步收缩防御阵地。1990年2月13日，中越之间发生最后一次战斗后，边界线基本归于平静。
1990年2月15日，成都军区云南前指正式将老山战场对越防御作战指挥全部移交云南省军区前指后撤销。
1993年2月10日，中央军委批复成都军区解除老山地区防御作战任务，撤销云南省军区前线指挥部，边防部队转入正常国土守卫，停止空军航空兵和地空导弹部队在中越边境轮战。成都军区决定：1993年3月31日前云南省军区前指撤销和各支援保障分队撤离，边防2团于1993年4月1日零时由防御作战转为正常守备。

再看看中美军事交流史
中美两军的第一次公开交流是1979年末中国国防大学代表团的美国之行。此后短短两年间，两国军事交流合作方面的诸多“第一次”纷纷登场。
1978年1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布朗抵达北京后不久，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立刻致电代表团，同意向中国出售非致命性军事装备，比如来自“陆地卫星”系统的侦察照片。
“陆地卫星”地球观测卫星系统的首星于1972年发射，当时有两颗在轨，每一颗都以18天为一个周期环绕地球运行，能够提供当时最好的卫星照片。一直到1985年9月，“陆地卫星”系统的发射和管理才由美国政府部门移交给商业公司。
其实，中美之间的情报合作可以追溯到1979年之前。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于1978年访华时就向中方提供了驻扎在中苏边界附近苏军动向的信息。此后，中央情报局还曾提议与中国建立联合观察所。
在刘华清、耿飚历史性地率团访美之前，1980年3月，美国决定将对中国的出口级别上升为P类，即“友好的非盟国”。1983年，这个级别又上调至V类，与西欧盟国相同。
在1980年代，中国把当时刚刚研制出的、最先进的歼-8B战斗机送到美国，让美方为其配备F-16战斗机的航电、武器系统。

1980年9月，由分管工程与研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抵达北京，宣布可以向中国出售先进雷达、运输型直升机、电子侦察装置以及带有先进军事软件的计算机。
1981年6月，美国最终决定取消对中国出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限制。一个月后，一名美国陆军上尉到北京大学学习。他于两年后回国，并在80年代末出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
1983年末，美国重新放宽了对中国出口武器的限制，将出口武器、技术划分为红、黄、绿三类，只有可能会对美国产生威胁的先进进攻性武器才被划分到红色区。
里根在1984年访华时说，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根据原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回忆，1983年9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当时美苏争霸，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有所求，但在谈判桌上，却处处表现出一股霸气，似乎中国离开美国就活不下去了。”张爱萍当即予以驳斥，同时批评美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径，“并对发展两军交往在巩固两国友好关系中的作用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后来当张爱萍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美时，一位美国将军带着质问的口气问道：50年代初，你们为什么出兵朝鲜?
张爱萍回敬说：“那你们为什么跨过太平洋出兵朝鲜呢?……炮弹落到我们家门口了，还想让我们坐以待毙吗?你们出兵是干涉别国内政，我们出兵是保家卫国。”
据迟浩田回忆，“随后，爱萍同志又对美方在台湾问题、核试验问题上的挑衅性行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美好的1985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美关系史》记载，当时，经过高层推动，中美武器技术合作集中在反坦克、火炮、防空和对舰反潜四个方面。

在1980年代，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中国从美方得到了当时先进的MK-46轻型鱼雷。
张爱萍于1984年6月访美，两国签订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使中国获得了“陶式”反坦克导弹、“霍克”防空导弹，以及穿甲弹、高爆火药等的生产技术。美国武器和技术人员纷纷来到中国。
最早抵达中国的美国装备之一就是“黑鹰”直升机。“黑鹰”自80年代成为美国军队的通用直升机，一直服役至今。中国得到了24架单价600万美元的民用型“黑鹰”，加上配附件和人员培训费用，共约1.5亿美元。
据解放军陆军航空兵著名飞行员亚森?斯迪克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他们部队的一名副团长、一名副大队长曾被派往美国学习。1985年春天，“黑鹰”抵达乌鲁木齐。

《美国与中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一书则描述，1985年底，一个包括波音、福特以及洛克希德等大型公司的美国代表团访华。时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沙利文说，这次访问不是为了出售武器，而是建立一个机制，其最终结果是建立美中合作的军工企业。
在火炮方面，美国最终同意向中国出售价值6200万美元的四组反炮兵雷达以及无线电等支援系统，它们可以在炮战时快速测量对方的火炮阵地。
为了熟练使用这些装备，一些解放军官兵在俄克拉荷马州塞尔要塞的炮兵学校进行了学习和训练。
1988年，美国陆军训练和理论司令部指挥官率领的代表团观摩解放军实战训练时，解放军战士熟练演示了如何使用这些装备。
上述情节出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决策参谋部主任、中校马伟宁在复旦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中。他认为，这些装备奠定了中国火炮定位雷达事业的基础。
《中美关系史》还介绍说，有7名解放军学员到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海军武器训练中心学习如何使用“MK46-2”型鱼雷。中国购买了4枚这种鱼雷，价值大约800万美元。

在所有这些合作项目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航空领域的合作。
首先是“和平珍珠”计划。根据协议，美国将为中国提供55 架次“歼8Ⅱ”战斗机改造的装备和武器，主要是雷达和火控系统。这样它就可以拦截从北方入侵的高空轰炸机。
最终两架“歼8Ⅱ”运到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空军飞行试验中心”，另有多名中国技术人员到纽约长岛格鲁门公司、代顿空军基地受训。
“歼8Ⅱ”是仿制苏联的“米格21”制造的，马伟宁认为，在中美合作后，它的后期型号也带有美国“F4”战斗机的影子。
而格鲁门公司当时还在与中国进行另一项合作：“超7”，也就是超越“歼7”的意思。在合作结束后，它最终演变成为“枭龙”战机。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飞机设计师屠基达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格鲁门在和我们合作‘超7’的同时，正在从事由他们公司承包的‘歼8Ⅱ’‘和平珍珠’项目。这项目安排在与11厂房相邻的厂房工作，故每天上下班，我们与沈阳的同志经常遥遥相望，但相互不来往。”
“超7”最初是通过嫁接美国“F20”战机机头等办法，升级“歼7”并向巴基斯坦出口，后来新加坡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据屠基达回忆，他们第一次抵达格鲁门公司的工厂就安排了三天参观和接待，“其比较开放的姿态，初步给我们一个‘有合作好的愿望’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批中国人在这个公司看到那么多。”
除了进入贴有“外国人不得进入”门牌的工作室，中国人还参观了刚刚准备列装美军的“F14”战机，“是敞开给我们看的，公司还专门派人给我们拍参观照。飞机很大很高，不愧是重型战斗机，对我们习惯于轻小歼击机的人来说，很难联想这庞然大物在空中身手仍是十分灵活矫健的。”屠基达感叹。
参观生产线后，他们甚至看到了先进的前掠翼飞机“X29”的试验机。这种飞机只制造了两架，使用通用公司的F404发动机，按照计划它也会被用于“歼8Ⅱ”改装和“超7”。

后来通用公司又邀请他们去参观工厂，“装在发动机左侧的电子控制系统盒子只有一本32开精装书那么大，很是精巧。参观完毕，为了优待贵宾，特意让我们在一台完整发动机前合了一个影。”
很快，惠普公司也邀请他们去参观，推销自己的发动机。
从屠基达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美国公司对中国订单充满了兴趣。当中国人后来想再参观一次“X29”时，“格鲁门又组织我们去看。因为飞机上的F404发动机本已拆除，我们又提出能看到发动机，他们答应予以研究。”
屠基达还谈到，在与格鲁门谈判“超7”研发经费时，“原来‘和平珍珠’项目中，我国买了美国不少硬件，我国就有30%的补偿贸易权，而要做成这些补偿贸易额度，格鲁门要花费占补偿贸易额度1/15的工作费用。所以中方如果放弃一些补偿贸易权，格鲁门就可节省出这笔工作费用来转入‘超7’初步设计用”。
在持续10年的互访中，美军高级将领不仅参观了青岛的中国海军基地和核潜艇部队、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还访问了南京的电子工业部14所等科研单位。这个机构正参与中国战略预警雷达的研制，后者专门用来侦探可携带核武器的战略导弹发射情况。
1989年4月11日，中国海军训练舰“郑和”号由北海舰队司令马辛春中将率领访问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总部珍珠港，这是中国海军军舰第一次访美。一个月后，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及另外两艘军舰在舰队司令的率领下回访了上海。
此前在1986年11月，美国第七舰队的三艘军舰访问青岛，这是美国舰队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港口，也是中美两军第一次大规模的面对面接触。有3000多名美国海军官兵穿着军服进入青岛市，好奇地参观了这座城市。
1989年****后，美国宣布停止一切对华军事交流合作。除了中断高层互访，当时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即将运往中国的6架“支奴干”直升机。这是一种多功能、双引擎、双螺旋桨的中型运输直升机。
屠基达注意到，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间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中断中美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动……”“这个中止原词即suspend，注意这个中止不是终止，是暂停的意思。”
“和平珍珠”和“超7”都在中止之列。格鲁门公司于6月8日晚通知在那里的中方人员，第二天不必去上班了，“但今天还可去办公室取回一切资料、用品。大约因是公司间的合作，格鲁门网开一面，5日即与沈泳沅打招呼，6、7两日中方可抓紧问要问的问题和索取相关的数据资料。而‘和平珍珠’项目则事先未打招呼，7日下班前一小时通知说，8日不能进办公室”。
“超7”后来先后向欧洲和苏联寻求合作，最终于2005年面世的“枭龙”安装了英国的火控雷达和俄罗斯的发动机，
这时它的编号已经是“FC1”即“中国战斗机一号”(Fighter China No.1)，而且是与“超7”完全不同的两种飞机。
其实到1989年10月，格鲁门公司国际部还借北京航展到中国洽谈“超7”。“带了一份关于‘超7’工作的现状和建议给我。格鲁门客人表示，初步设计未用完的钱仍保存着，待美政府解除禁令后可继续合作。他们对参加‘超7’第二阶段工作仍有兴趣。”
当年12月，格鲁门公司还专门写信给美国国务院，希望解冻“和平珍珠”、“超7”。
也就是在1989年10月，美国允许中国技术人员和军事官员回到美国，继续“和平珍珠”计划，之前的7月，布什政府也曾对4架波音757出口中国的合同解禁，其中包括军地两用的导航系统。
随着冷战结束，所有推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军事合作的要素，在进入90年代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中美共同面对的威胁不复存在，而这恰恰是支撑两国军事合作的基础。
同时，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实力增强，这被认为对美国的全球性主导地位构成挑战。
而更为重要的是，两年后海湾战争爆发，美国展示出的先进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理念，促成了解放军深刻的自我反思。
到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中美军事合作交流虽然出现回暖征兆，却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变---基于“安全管理”或“危机管控”的军事接触，成为双方都力图推进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