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林则徐的困惑与“杰科布定律”
关于道光时期的“银贵钱贱”问题，同多数官员一样，林则徐一开始就认为是鸦片造成的。
1833年，他说：“鸦片烟由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此尤大弊之源，较之以洋钱易纹银其害愈烈。盖洋钱虽有折耗，尚不至成色全亏，而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江苏奏稿卷 1p15)1838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同样认定鸦片走私，透漏白银出洋，是导致“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观念使林则徐抱定决心前往广东，为中国彻底查禁鸦片走私而殚精竭虑。
但是，十年之后面对陕西突然发生的银价大幅度跌落，他还是陷入难以理解的困惑之中。1846年8月30日，林则徐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三个月后发现了一个令其百思不得其解的货币流通现象。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本年七月内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迨至九十月间，每两仅换钱一千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顿减钱五百余文之多。众人皆以为诧异，访询其故，则佥称：‘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陕甘奏稿卷一 p8～9)

杰科布(Jacob，William 1762～1851年)是一位英国商业家，著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他在研究金属货币的流通情况时发现了这样一个定律：“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在内乱外患时期，金银器皿急速变成货币；而在太平繁荣时期，货币就变成食品用具和首饰。”(p357)马克思在对欧洲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时，对于杰科布的这一观点曾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援引杰科布的观点来说明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
他说：“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和平时期，以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品倒过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
从下面的情况看出，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贮藏货币同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么大：在1829年，据杰科布说，在英国这个比例是2：1，而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多1／4。”(p125～126)
这是说在和平年代，由于政治稳定，社会生活安定和商品经济比较繁荣，金属货币的购买力较强，人们总是努力购买和贮藏金银器皿、首饰与珠宝等“奢侈品”。这种做法特别在东方民族(例如中国、印度和日本)中盛行。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在内乱外患较为严重时期，在遭受自然灾害袭击之后，商品经济陷入严重混乱时期，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战争和自然灾荒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首饰和珠宝变成货币，将贮藏的金银取出来以便招募兵员和换取救命的粮食和衣物，这样一来，加入货币流通之渠的贵金属就会突然增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
与此同时，社会对于作为贵金属符号的辅币(例如铜钱)不但不会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而减少，反而由于战争破坏了商品流通，原来的铜符号在较小的买卖中的流通速度相对减缓，便会显得相对不足。因此，社会对它的需求便会随着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程度加重而增长。

金属货币价格变化犹如粮价波动，首先决定于生产成本，其次是社会的供求关系。当粮食丰收的时候，供应比较充足，粮价一般在生产成本附近徘徊；当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一方面受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一方面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粮食消费缺乏弹性，处于紧张状态，价格必然大幅度增长。一言以蔽之日：战争和自然灾害能急剧改变社会对贵金属及其辅币的不同需求，从而影响二者的比价变化。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贵金属价值的变动的纯经济的原因，必须归之于生产这些金属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动；同时也承认在古代社会，政治事变曾经对金属价值的变动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而在近代社会战争等政治事变也仍然起着“局部的暂时影响”。(p146)

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与自然灾害袭击导致的商品经济破坏在道光、咸丰时期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中国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反复验证了“杰科布定律”。1841年8月2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黄河在开封附近溃堤而出，大水很快包围了开封城。在此以前，开封市的银价通常是“一千六七百文”。
8月4日，也就是水围开封的第三天，开封城内“银价骤减，每两易钱一千文，复减至**百文，较平时几减至大半，粮价腾贵，米面俱增一倍，蔬菜全无，城市几于罢市”。第六天，开封“银价愈降愈下，甚至每两只肯换钱六七百文，是银贱钱贵，较平时相去倍而又倍。以极难得之钱，买倍贵之物”，民生困难异常。
一个月后，严重受灾的开封为解决制钱流通的困难，为解决“银贱钱贵”问题，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强制征收钱铺的制钱，来缓解金融混乱的压力。这次局部地区的银价大幅度跌落就大的环境来说，发生在白银外流时期；具体到开封来说，被洪水包围之后，白银无法流入，制钱也不可能大量外流。“银贱钱贵”，显然不是银钱数量变化造成的，实际上与市场混乱，商品流通遭受阻断有密切关系。这种情况与林则徐在陕西看到的情况是类似的。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安庆，顺流而下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一场金融大恐慌，导致北京银价大幅度跌落。3月25日，御使陈庆镛奏报说：“贼匪自武昌窜入安庆，京中民心纷纷，日甚一日……自二月初，闻内外城银铺关罢者，每日有五六号或十余号不等。及今日有罢至四五十号。查银价数日前每两换制钱二千一二百文，继则每两换制钱一千六七百文，日内止换一千余文，甚至有银无处可换。”同日，其他官员也报告说：银票与银锭的持有者纷纷到钱铺挤兑制钱，使“银价顿贱，军民无钱可换，市井日用突然不便。”(P342-345)对于北京市场来说，仅仅是一条太平军占领安庆、有可能北窜的消息，就使“银价顿贱”，几天之间，从每两换制钱2200文，下跌到1000余文，可见政治动荡对市场经济的巨大影响，这显然不是北京白银绝对数量的大幅度增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