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七八年前或更早，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比较热衷于写书评。其中有许多应景之作，也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应景之作多是应编辑之约写的，所评之书常常不是自己喜欢的。我还模糊记得，这种文章有纪念周总理和纪念抗战的。写得也不好，仓促之外，主要是不能抒发己见，在框架内比划当然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新意。但也有的书评文章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一是写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一是写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的。这两本书无论是在写作还是阅读上都曾给我很大的影响，收获多，感想多，写起评论来当然也就得乎心，应于手。特别是王小波的文章对我冲击更剧。他的文章放在今天仍然不过时，仍然是一流的。（我指他的随笔和杂文）如今黄、王二人都不在人世了，王小波更是已经去世十年，想想真是令人浩叹。

　　后来我基本上停止了书评的写作，一是兴趣小了，二是我发现我可能不太会写书评。兴趣且不说，我想主要谈谈后一点。首先是，要评论一本书，要不要通读它？这好像不是个问题，但确实是个问题。我的做法是必须要通读，有可能的话还要精读细读，才能下笔作评，不然，我会不安，忐忑，心虚，勉强写出来也不自信。到目前为止，我写的那些书评所评的对象我都是通读过的，包括那些应景文章所评对象亦是如此。

　　可是，据我了解，有许多书评作者在写作书评时，是没有通读原著的，有的甚至只是看了序言、后记、目录、内容提要后，就洋洋洒洒起来。他们的做法让我佩服而不解。其次，写书评的倾向问题。如果完全凭自己的爱好写书评，则文章倾向不是问题，批评或赞扬你自己定好就是了。但要是应约写的，则文章倾向多多少少地掺杂了编辑的意思。如果是给好朋友的著作写评论，那顾忌就更多。有了顾忌的书评，其公正、客观、科学、理性、参考价值等就不是那么让人信服。此种书评在今天是比较多见的。第三，书评作者与所评之书的意见观点的平衡问题。我认为书评大概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以介绍为主，将原著的内容原原本本地传达给读者，当然，书评作者最好是以自己的视角来介绍。这种书评比较容易写。另外一种书评则是基本抛开原著，在这样的书评里原著只是一个由头，一个“平台”，书评作者仅仅借以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我们看了此种书评后，你会觉得这个书评与所评之书没有什么关系。这两种书评都有局限，前者过于拘泥，后者过于“放荡”。最好的书评应该是二者的完美结合吧，既有介绍，也有书评作者自己的观点。不过，这不是个容易事情，这种平衡很难。纯粹介绍内容的书评不用多说，而但凡有点想法的书评作者在推介别人的著作时总是难免手痒，发为议论，稍欠拘检，即失分寸。当然，你要是存心“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或者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读书比较慢，对书的评论又要求自己实在，不可空疏，所以对时兴的新书也就反应迟钝，有时有感觉比较好的书，想写书评，但因为阅读上的问题，出手太慢，等文章写出来，新书也变成旧书了。而今天多数媒体上的读书版，对于新书总是比较感兴趣，刊登的书评文章基本上是针对新书的，这与我的写作习惯正好相反。

　　我所知道的一些以写作书评为主的作者，他们的写作速度相当惊人，大约市面上流行什么新书，他们能第一时间做出书评来。而且产量亦非常可观。更让我惊奇的是，有些刚出版的书部头很大，甚至卷帙浩繁，但这些书评作者的文章居然看上去头头是道，仿佛对书的内容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我非常好奇，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想，多数媒体的读书版是欢迎这样的书评文章的，因为它们又快又好。这样的书评作者在中国大陆很有几个，有的名气还很大。也是奇才。

　　周作人在《〈燕知草〉跋》里有一段话是谈做序的，他这样说：“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来，这才算是成功。”这段话可以移来用作指导书评的写作。如果真能做到，则书评方不至于流于平庸的广告文字，或离题千里的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