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来到了一所市区中心小学任教。我发现，我曾熟极而流的那些德育心得在现在这群孩子身上屡屡折戟沉沙。

这是很久没有尝到过的失败了。我常常因此陷入狂暴的情绪中，不得解脱。我甚至会真正地在课堂上气得情绪失控。我甚至第一次对孩子们说出“废物”、“人渣”、“一无是处”之类的极端评价。我觉得我对自己失控了。

其实孩子们当然不是废物、人渣、一无是处。这些脱口而出不假思索的评语只不过是我自己因为教育上的无能为力而歇斯底里的表现，但正是明白这一点，更让我怒不可遏。

我想我是懦弱的，很多时候我不敢去做那些我认为对的事。我仍然畏惧世俗的眼光，畏惧一些不合时宜的法的羁绊。每当我的道德观与俗世约法相冲突时，我总会在巨大的压力下妥协。于是当我与现实对抗时，我只能可耻地品尝失败。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中，最后一个阶段是超越“法”的阶段。很多社会人士总是以现行《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社会约法来约束教师的行为，但岂不知，法也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敢问这世间，哪里有万世不易的法律？更何况，当世已到了瞬息万变的时代！我是很信奉马哲的，所以也很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说法。法的适用性，是一定要经得起社会活动的考验的，那才是真正能维持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真法！因此，科尔伯格的“后习俗阶段”理论便在此显出了它真正的价值——遵循法的约束并非教大家盲从法律，而是利用法的约束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当道德修养到了极高阶段，主体便完全可以超越法律，做那些法律不认可，但却能真正利国利民的事情。
当然，我远未到这种境界。但我已无法忍受现行法律中那些违反教育规律的规定，更无法忍受社会人士拿着鸡毛当令箭，对教育界指手画脚，非但对德育毫无建树，反而极尽破坏之能事还洋洋得意的嘴脸。

我现在所教学生，便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

其实，我的学生们都很爱我，即使我老是骂他们。但这更让我愧疚。只因我对他们的教育已陷入了无解的困境。我明知他们的错误，但我无法指出，也无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