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涉及的人物中多数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并深深敬仰的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等。
这是一部很独特的作品，很难说它是哲学著作，还是历史著作或传记，实际上这些成分兼而有之，约翰逊在追寻这批知识分子的足迹，他不是要记述他们的生平，或是评述他们的业绩、功勋，他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目的。他找来各式各样的参考资料，他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搜索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用怀疑的眼光把这些大人物重新检视一遍，特别是他们的私生活，看看他们是否配得上头上的光环。他发现了这些知识分子个性中的弱点和所犯过的错误，他们生活中种种可恶、可耻、可笑、可悲的方面，他把这些被人们遗忘或淡忘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毫不留情地抖落给读者。
这些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通常宣称他们热爱人类，或许真的是如此，但是他们爱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他们可以为人类设想出种种美妙的图景，但在实际生活中，在同家人或朋友相处时，他们大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约翰逊所要证明的，正像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文人无行。”

卢梭自称生来是为了爱，他是“人类的朋友”，可他又最忘恩负义，他的养母兼情妇华伦夫人至少援救过他四次，他也一再对她表示感激，但是到了华伦夫人落魄时，卢梭对她的求助却置之不理，听任她贫病而死；他自称“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加慈爱”，但他又把五个自己的亲生孩子送进育婴堂，不再过问。雪莱道德纯洁的说法，是他的第二个妻子玛丽编造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他对宠爱他的父母十分粗暴，诬蔑母亲同妹妹的未婚夫通奸，还说母亲同意妹妹的婚事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布莱希特除了自己的名声，其他什么也不关心，他说：“人们饿死关你什么事，一个人应该有所成就，应该使自己出名。”他两面三刀，周旋在两大敌对的阵营之间，终于从各方面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奥地利的护照、东德的支持、西德的出版商、瑞士的银行户头。
托尔斯泰信奉“博爱”，但他没有爱过一个具体的人，包括他的亲人。对自己的私生子，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也没有给予丝毫的关心。对临死的兄弟，他都不愿意去看一眼。他自认为是上帝，甚至是上帝的兄长，他希望创立一种新宗教来改造世界，“但无论从道德方面还是从智力方面来看，他都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的资格”，结果是拖着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走进一片混乱的荒野。

这些知识分子在两性关系上大多谈不上什么道德，通常是把妇女当做满足自己性欲的工具，他们看中的妇女就不择手段地勾引，什么时候对她们厌倦了，就一脚踢开，无论这可能给对方带来多少痛苦，他们都毫不在乎。雪莱不断找来一些年轻的妇女围着他，“总是以为对于性行为的通常准则，自己永远有一种豁免权”，实际上同他有关系的妇女，总是因他而落入灾难。萨特“一心成为他所仰慕的女子芬芳的闺房里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伴侣西蒙·德·波伏瓦的帮助下，他勾引了好些十六七岁的女学生，他如同东方的君王，她们组成了他的“后宫”。以坦率诚实自命的罗素“不顾他的高龄，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个穿裙子的人”，而且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布莱希特和海明威也都是利用他们名作家的地位，引诱众多的女性。

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等，在他们当中一些人爱慕虚荣，一些人对金钱特别贪婪，也有些人两者兼备。罗素把他的一笔笔收入都记载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贴身口袋里，心绪不佳时就掏出来仔细翻阅，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他十足的市侩，逢迎权贵，他最喜爱的是各种各样的奖章和勋章，一有机会就挂在身上，炫耀一番，并且乐此不疲。他回到挪威时，当年出身微贱的酒友去码头迎接他，他却躲进船舱，不肯相见。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不幸归咎于父母，同他们以及弟弟妹妹断绝了一切联系，当他十分富有以后，也不肯给他们任何帮助，他用五个克郎就打发掉他的私生子，还说：“这对你来说是足够了。”
他们言行不一，嘴上说得很好，却不肯去实行，他们制定的原则是要别人去做的。他们特别善于说谎、伪装和欺骗，德·波伏瓦、罗素、海明威是突出的典型，他们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们用似乎是惊人的坦率和承认有罪来***读者，比如托尔斯泰的日记，虽然好像是诚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隐瞒的比披露的要多得多。卢梭的《忏悔录》，正如狄德罗和其他认识他的人当时就已经察觉的，是精心设计的欺骗实验，一块坦率的装饰板掩盖了谎话连篇的泥坑。海明威也是说谎成性，他厚颜无耻地伪造自己在大战中的经历，无中生有地编造自己的性爱故事。布莱希特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在一个号称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他穿着工人的服装，每天花几个小时把灰尘弄到指甲里，以装成工人的样子。
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暴力的迷信。他们理论上反对权力机关施行的有组织的暴力，但在实践中又不反对、甚至支持个人使用暴力。罗素是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就主张赶在苏联造出原子弹之前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来消灭它。萨特也迷恋暴力，他是“60年代末起扰乱社会的恐怖活动的理论教父”，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其他头目就是接受了萨特“必要的暴力”理论，结果造成了柬埔寨几百万人的死亡。
约翰逊对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攻击非常集中和尖锐。1988年，《知识分子》在伦敦问世，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伦敦书评》称它是“一本有说服力、也有趣的书；即使那些不喜欢它的人，也会从中得到乐趣”。《纽约邮报》则认为“任何人一拿起这本书就难以再放下”。《纽约时报书评》则俏皮地说：“约翰逊先生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所于的一切坏事中洋洋得意，书中洋洋得意的部分读来十分有趣。”
约翰逊列举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私人生活中所犯的错误和他们的弱点，却很少谈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他们是一些思想家、作家、诗人，约翰逊对他们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少涉及，这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评价卢梭、萨特和罗素，不研究他们的著作和他们所创造的新概念、新理论在哲学史上的意义，说到雪莱、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又无视他们是自己时代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这就让人感觉到如同在讨论《哈姆雷特》的时候，撇开了那位丹麦王子。不过，约翰逊的这本书也有其价值。《知识分子》的广大读者，并不都是出于猎奇的目的，通过阅读本书，还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教益，约翰逊为我们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不能不承认，约翰逊击中了知识分子致命的一种弱点：脱离实际。罗素喜欢喝茶而不会煮茶，妻子外出时，把煮茶的程序一条条写在纸上，放在厨房里，让他依照着操作，可是这位大哲学家，还是把一切搞得一团糟。这类事情在知识分子中是司空见惯的，大人物有这样的小故事也无伤大雅，人们听了感到好笑，并不以为奇。约翰逊对此却有更深一层的思考，他发现，某些大知识分子不光是在日常小事上，而且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也可能脱离实际，但又不容易被人们发觉，他们是思想领域的探索者，他们的思维方式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思想成果绝对化，自以为是真理的发现者而一意孤行，而且他们是公众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弱点会影响到社会，被人们所盲从，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空前的灾难。因此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发出了“警惕乌托邦”的呼吁。
比如，高兰茨和赫尔曼，就是为了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不惜故意歪曲事实，掩盖30年代苏联发生的恐怖主义大清洗。在1958年和l966年，中国不也是为一种乌托邦而疯狂吗？它带来的灾难又何尝小于在苏联和柬埔寨所发生的悲剧。我们应当思考约翰逊在本书中最后的结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

《知识分子》的一位美国读者说得好：“我们有着太多的道德相对主义，这是20世纪真正的宗教，它导致了在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中尸积如山。”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以至为人类着想，就应当多考虑一些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最好也听其言、观其行，首先看看他是否爱他周围的人，对朋友、对家人是否诚实和忠诚。
英雄崇拜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英雄固然可以为人们树立榜样，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但是盲目的英雄崇拜却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希特勒曾被德国人奉为民族的英雄和救星，但他被德国人捧上台以后，却给德意志民族，也给全世界带来空前的祸害，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谁又能保证人们现在或将来崇拜的人物当中，没有当年的希特勒？当然，英雄身上有着崇拜者的投影，有时人们宁愿闭起眼睛，无视事实，也不愿让泥足的巨人坍塌；果真如此，揭露并不存在的圣徒，或是还人物以本来的面目，匡正一种未必有益的嗜好，也是人类的进步所需要的，从这一点看，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也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