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雅集之外的顾瑛
中国书画
元人顾瑛（1310－1369），生于昆山界溪之累世豪族。“曾大父宗恺，宋武翼郎。大父闻传，元卫辉怀孟路总管”〔1〕，是以“大父洎其诸从父，皆纡金拖紫，贵显赫赫”〔2〕。然而顾瑛本人却无意仕途，年十六废学从商，三十岁“复读旧书，日与文人儒士为诗酒友，又颇鉴古好玩”。年约四十岁，则专志营造“玉山佳处”〔3〕，并创造玉山雅集的文化盛事。年四十七，剃发为金粟道人。年四十九，自撰《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洪武元年（1368），谪居临濠，翌年病逝于斯。
顾瑛以举办“玉山雅集”而名垂青史，以至于曾有论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顾瑛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主持玉山雅集，成为玉山雅集的东道主、首席诗人”〔4〕。本文却认为顾瑛一生其实颇见曲折，除了世人熟知的雅集志业之外，他曾在政治与文化场域之间穿梭，也曾徘徊于诗文倡和与宗教修行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再者，顾瑛晚年甚至从玉山雅集的活动场域，转移到湖海漂泊的生活世界里，并逐渐从社会生活舞台上隐退，企图超越凡俗、隐逸避世。
一、政治参与
至正十年（1350）顾瑛独资赞助昆山州重建城隍庙的义举，成就了一桩由热心公益的乡绅响应官府感召而捐资修庙的善行美事。一方面，此举被诠释为：“瑛也独任，不烦公私，而成之速、工之美若此。盖上以善劝下、下以善应上，感孚之理固自有不可遏也。”另一种诠释，则又归诸于顾瑛个人的宗教经验：“盖十年前，瑛曾梦与神接。神语之曰：‘岁在摄提龙御于斗，必有良牧，式康式阜，吾宫当大，汝其左右。’”亦即，由于庙事兴废与城隍之神所示梦境相符，顾瑛遂“忻然以庙事为己任”〔5〕。又或许，顾瑛之所以慨然承担修庙之举，乃是其济贫周急、豪侠好义性格的表现，如同殷奎评述顾瑛所言：“方其年壮气盛，觊慕布衣任侠之权，至以原巨先、杜季良自许。请致宾客，将希踪郑庄，一何快也！”〔6〕于是乎“忧人之忧、乐人之乐”，遂慷慨捐输、义无反顾，正如他因“重义急水火”、爰慨制柟木棺以赠郑元佑的义举一般〔7〕。
顾瑛与官府的关系究竟是否异常密切？曾经响应城隍庙重建工程的举动，是否意谓他刻意经营政治人脉以保障私家利益？其实或许不然。顾瑛曾自述其“不学干禄，欲谢尘事、投老于林泉而未能果”，抱怨其衷心向往林泉高致，却每受官府干扰：
先是浙东帅府以茂异辟为会稽儒学教谕，趣官者至，则趋而避之。至正九年，江浙省以海寓不宁，又辟贰昆山事。辞不获已，乃以侄良佐氏任焉。〔8〕
可见顾瑛逃避任官之犹恐不及，又以侄代己出任昆山武职，争取隐逸自由之身，然而官威所迫，自有其无所逋逃之强势。随着元末战乱四起，顾瑛更难以置身事外：
又五年（案：至正14年），水军都府以布衣起佐治军务，受知董侯抟霄。……又一年，都万户纳麟哈剌公复俾督守西关，继委审赈民饥。公嘉予有方，即举知是州事。朝廷使者衔宣见迫，且欲入粟，泛舟钓于吴淞上。〔9〕
至正十四年（1354），顾瑛以布衣佐治水军军务、平定海寇〔10〕。来年，督守西关、审赈民饥，甚至从军幕中，奉命选领水军、协力剿捕昆山贼党〔11〕。可见元官府强制顾瑛所为劳役，除了征辟儒学教谕之类文职外，另有军事武职若干〔12〕。其中督守西阊关、筑城守备之役，颇令顾瑛苦不堪言，随后“入粟补官”的胁迫，更逼使其舟遁避祸。然而，至正十六年（1356）当张士诚据吴之后，他却依然迫于时人交相荐举之厄。顾瑛欲谢世缘而无策，于是“祝发庐墓”、削发做在家僧，并且“营别业于嘉兴之合溪”，“阅大藏经以报母恩”。同时更“渔钓五湖三泖间”，希能谢绝尘事，与世相忘〔13〕—其所以矢志拒绝出仕的决心可见一斑。
基于前述，至正十五年（1355）被迫镇守西关的顾瑛，显然是百般不愿的—既感慨“腐儒不愿黄金印，旧业犹存负郭田”〔14〕，更因隐居无门，只得聊以“名惭征士起，职愧守关忙”〔15〕而解嘲。无奈“守关三月不得去”〔16〕的他，除了“朝骑生马驱公府，暮阅阴符校武书”之外〔17〕，还得苦于修城之难“二月修城五月过，修城不了奈城何？只因一夜斜风雨，到晓都坍一半多”〔18〕，乃至于必须面临“赈饥岂意属儒冠”〔19〕、“又俾审理民间饥”的沉重负担，岂料极度难堪之境，更属“补官使者招入粟，一纸白麻三万斛”〔20〕！盖因元廷政府为了导引民间力量协助官方赈济灾荒的工作，出台了“入粟补官”政策，并于元文宗时期予以制度化。该政策鼓励（强迫）富民“依例出米”或“折纳价钞”〔21〕，此所以顾瑛被迫审赈民饥，以至于“频年官籴廪为空，数月举家朝食粥”〔22〕；直到面对元廷“到处都添滥设官”〔23〕的强制入粟之令如大难临头时，顾瑛只好重施故技，走为上策—不得不泛舟吴淞江上，逃匿江湖以远避风头。值此之际，顾瑛只能发出“肯将身事逐飘蓬，鬻爵何缘到野翁”的感叹，同时心生“老去滔滔嗟逝水，愁来咄咄作书空”〔24〕的牢骚，以及“殷勤寄语娄东友，归日草堂重赋诗”〔25〕的期盼。
但事实上，顾瑛并非昧于民间疾苦、对社会现实无感的人，是以在诸多诗作中，表达其社会观察与批判的观点。例如，有关发行新钞之弊，他发现“新行交钞愈涩滞，米价十千酬四升”〔26〕、“二斤十贯新交钞，只直仓黄米四升”〔27〕，战乱频年，民生凋敝之惨境：“海贼初退山贼连，姑胥细民如倒悬”〔28〕、“街衢寂寂无车马，风景凄凄似禁烟”〔29〕。然而官府籴粮征役的苛政，更使民生疾苦雪上加霜：“长淮千里连烽火，浙西三年运米薪”〔30〕、“官支烂钞难行使，强买盐粮更打人”、“口传催办军需事，一日能无一百回”〔31〕、“官府征求苦到骨，村落饿殍寒无裳”〔32〕；但人祸之外更逢天灾交迫，百姓生计更是难以为继：“梅雨今年多去年，青秧白水漫平田”〔33〕、“饥农仰天哭无食，今秋无成将奈何？……皇天流毒虐下土，自此天下何由安”〔34〕……但即使目睹此等社会苦难，“寸心忧国惭无补”〔35〕的顾瑛又能有何作为？是否于诗歌作品中表达对于大有为政府的期待？抑或是为理想权力典范讴歌赞颂？的确，前述行动正是顾瑛向政治权力祈祷、为政治权力欢呼礼赞的策略，其例如下所列：
1．至正十年（1350），顾瑛设宴于玉山草堂，邀于立、良琦、石载、殷子义、瞿荣智、顾权、秦约等人同为淛东副元帅（索珠）饯送，歌颂其镇驱海寇、护送漕粮抵京之伟功，及其兵不扰民之军纪，更推崇其效忠王室奋不顾家的精神，足为士大夫之楷模。席中致赠画家从叙所作《云帆驾海图》，并由于立写序言道：“国有人焉，所以重为天下贺也。吾党能言之士为歌诗以美之。”其余宾客均赋诗于卷后，合力完成《送淛东副元帅巡海归镇诗并序》以赠〔36〕。
2．至正十二年（1352），昆山通守郜肃，“以军食民命为急，跋履川原，冲冒风雨”，致力于堤防修缮工作。因其尽心尽力，“能恤民之劳，故民乐于趋事。堤既成，田亦増垦，潦不为灾”。故其所为政绩“较之常岁修围之外，其增垦露田若干亩、计赋若干石”，堪令“食人之椽、玩岁而愒日者”心惭而效法。顾瑛遂与一批“大夫士嘉其政绩，咸为歌诗美之”，作筑围辞、筑围妇、筑围谣等诗歌〔37〕。
3．至正十四年（1354），江西行省检校官赵伯坚“来浙右籴米十万石赈饥”。不同于以往籴粮侍郎“输钱索物要酒浆，磨牙吮血如虎狼”的恶形恶状，赵氏在过程中，不扰民、不劳官，“微服民间身作商，指廪发粟酬其偿”，故吴民难得不因官籴粮而受苦伤。顾瑛感念万分，遂“效白居易体”作《官籴粮》歌谣一首，“使吴民歌以饯其行”，并祝愿后来者能“以公籴粮为典常，东吾之民始安康”〔38〕。
4．至正十五年（1355），枢密院断事官脱因本主漕政海运，适逢贼寇进犯苏州，竟揽为己任，率众杀贼以全吴城。顾瑛于感激之余，深盼脱因能蒙召诛乱、平定天下，因而“谨葺长短句引其意，使吴民歌之以报公”。爰赋《君臣同庆乐》一曲上呈以示感恩，“欲希公之听，庶知娄东野人亦知公之万一”〔39〕。
以上事例，可说是文人透过歌诗文字为政治权力欢呼礼赞、以实践其社会参与的卑微努力，但这犹如寄托渺茫悲愿于祈祷政治权力之能有效作为—既然认定“吾辈无与于世”且不求闻达，遂只能盼望“今四郊多垒，膺厚禄者则当致身报効”〔40〕。倘治世难期、生命艰危，则终须安排足以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活策略。
二、宗教修行生活
吴宽观看顾瑛《补释典》《写道经》两张小像后，评其“游心虚寂之地，其气已衰”，并认为另一幅老年像所绘“方床曲几，与一老翁对语，癯然病状，宛若维摩诘，又何其惫也”！但吴宽以为顾瑛之所以修行释道，乃因“是时玉山方避征辟，为全身远害之计”〔41〕，故认定其游心方外乃是逃避入仕以求自保的策略。诚然，当至正十六年(1356)两度兵入草堂，顾瑛历险流亡商溪避难，甚至母丧旅次，却仍无法“以斩然衰绖”为由拒辞授官，遂索性“祝发家居，日诵大乘经以荐母”，显示其“屏却世缘，以游心于清净觉海”之决心〔42〕，借以杜绝逼官之厄〔43〕。但顾瑛断发为僧，未必只是伪装姿态，实则当顾瑛于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开始使用“金粟道人”一称号时〔44〕，追求某种超越世俗、了脱生死的生命观，可能才是更深层的动机—他所逃避的不只是官场，还包括死生大限的实存忧惧。
至正十八年（1358），顾瑛自题《金粟道人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45〕，标榜三教合一且勘破生死的达观态度。同年，顾瑛自撰墓志铭，则特别陈述一段三生奇缘—“人传前身是慧聚寺比丘延福，又梦中知向一世为黄冠师，姚兴孙者是也，金粟道人由是而名”〔46〕—由道士姚兴孙、经比丘延福、再转至今生既僧且道的金粟道人，似乎是一条延续三世的宿命轨迹，规定了他47岁以后的人生道路。其实道释兼修之法门，系其家学传统。据载，顾瑛的祖父顾闻传“好道家清净之说，尝以所居为真馆”，父亲玉山高士顾伯寿不屑于用世，不仅嗣葺该宫观，更“取黄帝老庄之书读之，而奉释氏不杀生之戒惟谨。每遇生辰，辄不茹荤、不饮酒；杜门却扫，焚香清坐，岁以为常”，其长子元臣则是道士于立的高第弟子〔47〕。修道与学佛，似为顾氏家族传统之一，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顾瑛晚年的生活方式。
顾瑛之父玉山高士拜于立的父亲于中岳为师，修习丹药长生之术〔48〕，而他似于十岁时由萧元泰真人启蒙（“我识丈人甫十岁，示我琅函启神秘。饱读山中石室书，碧玉丹章尽奇字”）。萧元泰对顾瑛期许甚高（“谓我身中有仙骨，晚岁相期供服事”），但他虽幽居丘壑却一直无法摆脱尘世之累〔49〕，对于宴游之乐的兴趣也似乎高过于服食养生（“我尚笑谈浮大白，君能服食事中黄”〔50〕）。至正十六年（1356）自号金粟道人之举，固然是其人生转折点，但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四日夜，顾瑛寓居吴江法喜寺时，玉山中芝云堂、读书舍、可诗斋发生火灾之意外，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启示。次年顾瑛为《写道经》小像所题志文字〔51〕，值得引述如下：
予去年春正寓吴江法喜寺，是月四日夜，玉山中芝云堂、读书舍、可诗斋，有郁攸毕方之灾，平日所藏书几二万卷皆为煨烬，独《云笈七签》不毁。因有三生之悟，即芝云堂北创小殿若干楹，像释迦、老君、孔圣于庄中，标其颜曰“三静殿之皆结不二室”。
顾瑛本人逃过火灾劫厄，而道经《云笈七签》竟能焚而不毁，遂使他萌发“三生石上旧因缘，也是山僧也是仙”的“三生之悟”。顾瑛更因《云笈七签》这部北宋道教类书所引导，搜集了《大洞玉经》正文、释义并相关诀图文章与存修法，钞写为《大洞隐文》，以精进内修存真之功：
阅《七签》，向有〈大洞三十九章释义〉，味其旨，皆内修之奥。适汝昜袁君子英自昆山携范阳卢君公武手钞赵松雪书道经一部，内有《大洞玉经》三十九章，即其正文也。又得双凤普福室道藏内思真之诀、存真之图、郁仪之文、结璘之章，并其存修之法，考之《八素真经》中所谓大洞一法，尽合二契于敬矣。因手类为《大洞隐文》。……于是出现了更多画像，如《读道书小像》《玉山勘书图》〔52〕等，录其修道探玄、焚诵服食的参道生活。
反观袁华所题《顾仲瑛栖禅小像》，谓其“中岁慕道，阅经律论。员颅方袍，指心见性”〔53〕，使我们看到另一个学佛顾瑛的形象。基本上，顾瑛与佛门文士（如良琦）往来唱和的历史既早且长，但他认真学佛的机缘，可能是与商溪母丧之劫有关。至正十七年（1357），他曾自述学佛动机：“用以脱尘垢，全我浊世身，荐我生身母。”〔5
中国书画
元人顾瑛（1310－1369），生于昆山界溪之累世豪族。“曾大父宗恺，宋武翼郎。大父闻传，元卫辉怀孟路总管”〔1〕，是以“大父洎其诸从父，皆纡金拖紫，贵显赫赫”〔2〕。然而顾瑛本人却无意仕途，年十六废学从商，三十岁“复读旧书，日与文人儒士为诗酒友，又颇鉴古好玩”。年约四十岁，则专志营造“玉山佳处”〔3〕，并创造玉山雅集的文化盛事。年四十七，剃发为金粟道人。年四十九，自撰《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洪武元年（1368），谪居临濠，翌年病逝于斯。
顾瑛以举办“玉山雅集”而名垂青史，以至于曾有论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顾瑛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主持玉山雅集，成为玉山雅集的东道主、首席诗人”〔4〕。本文却认为顾瑛一生其实颇见曲折，除了世人熟知的雅集志业之外，他曾在政治与文化场域之间穿梭，也曾徘徊于诗文倡和与宗教修行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再者，顾瑛晚年甚至从玉山雅集的活动场域，转移到湖海漂泊的生活世界里，并逐渐从社会生活舞台上隐退，企图超越凡俗、隐逸避世。
一、政治参与
至正十年（1350）顾瑛独资赞助昆山州重建城隍庙的义举，成就了一桩由热心公益的乡绅响应官府感召而捐资修庙的善行美事。一方面，此举被诠释为：“瑛也独任，不烦公私，而成之速、工之美若此。盖上以善劝下、下以善应上，感孚之理固自有不可遏也。”另一种诠释，则又归诸于顾瑛个人的宗教经验：“盖十年前，瑛曾梦与神接。神语之曰：‘岁在摄提龙御于斗，必有良牧，式康式阜，吾宫当大，汝其左右。’”亦即，由于庙事兴废与城隍之神所示梦境相符，顾瑛遂“忻然以庙事为己任”〔5〕。又或许，顾瑛之所以慨然承担修庙之举，乃是其济贫周急、豪侠好义性格的表现，如同殷奎评述顾瑛所言：“方其年壮气盛，觊慕布衣任侠之权，至以原巨先、杜季良自许。请致宾客，将希踪郑庄，一何快也！”〔6〕于是乎“忧人之忧、乐人之乐”，遂慷慨捐输、义无反顾，正如他因“重义急水火”、爰慨制柟木棺以赠郑元佑的义举一般〔7〕。
顾瑛与官府的关系究竟是否异常密切？曾经响应城隍庙重建工程的举动，是否意谓他刻意经营政治人脉以保障私家利益？其实或许不然。顾瑛曾自述其“不学干禄，欲谢尘事、投老于林泉而未能果”，抱怨其衷心向往林泉高致，却每受官府干扰：
先是浙东帅府以茂异辟为会稽儒学教谕，趣官者至，则趋而避之。至正九年，江浙省以海寓不宁，又辟贰昆山事。辞不获已，乃以侄良佐氏任焉。〔8〕
可见顾瑛逃避任官之犹恐不及，又以侄代己出任昆山武职，争取隐逸自由之身，然而官威所迫，自有其无所逋逃之强势。随着元末战乱四起，顾瑛更难以置身事外：
又五年（案：至正14年），水军都府以布衣起佐治军务，受知董侯抟霄。……又一年，都万户纳麟哈剌公复俾督守西关，继委审赈民饥。公嘉予有方，即举知是州事。朝廷使者衔宣见迫，且欲入粟，泛舟钓于吴淞上。〔9〕
至正十四年（1354），顾瑛以布衣佐治水军军务、平定海寇〔10〕。来年，督守西关、审赈民饥，甚至从军幕中，奉命选领水军、协力剿捕昆山贼党〔11〕。可见元官府强制顾瑛所为劳役，除了征辟儒学教谕之类文职外，另有军事武职若干〔12〕。其中督守西阊关、筑城守备之役，颇令顾瑛苦不堪言，随后“入粟补官”的胁迫，更逼使其舟遁避祸。然而，至正十六年（1356）当张士诚据吴之后，他却依然迫于时人交相荐举之厄。顾瑛欲谢世缘而无策，于是“祝发庐墓”、削发做在家僧，并且“营别业于嘉兴之合溪”，“阅大藏经以报母恩”。同时更“渔钓五湖三泖间”，希能谢绝尘事，与世相忘〔13〕—其所以矢志拒绝出仕的决心可见一斑。
基于前述，至正十五年（1355）被迫镇守西关的顾瑛，显然是百般不愿的—既感慨“腐儒不愿黄金印，旧业犹存负郭田”〔14〕，更因隐居无门，只得聊以“名惭征士起，职愧守关忙”〔15〕而解嘲。无奈“守关三月不得去”〔16〕的他，除了“朝骑生马驱公府，暮阅阴符校武书”之外〔17〕，还得苦于修城之难“二月修城五月过，修城不了奈城何？只因一夜斜风雨，到晓都坍一半多”〔18〕，乃至于必须面临“赈饥岂意属儒冠”〔19〕、“又俾审理民间饥”的沉重负担，岂料极度难堪之境，更属“补官使者招入粟，一纸白麻三万斛”〔20〕！盖因元廷政府为了导引民间力量协助官方赈济灾荒的工作，出台了“入粟补官”政策，并于元文宗时期予以制度化。该政策鼓励（强迫）富民“依例出米”或“折纳价钞”〔21〕，此所以顾瑛被迫审赈民饥，以至于“频年官籴廪为空，数月举家朝食粥”〔22〕；直到面对元廷“到处都添滥设官”〔23〕的强制入粟之令如大难临头时，顾瑛只好重施故技，走为上策—不得不泛舟吴淞江上，逃匿江湖以远避风头。值此之际，顾瑛只能发出“肯将身事逐飘蓬，鬻爵何缘到野翁”的感叹，同时心生“老去滔滔嗟逝水，愁来咄咄作书空”〔24〕的牢骚，以及“殷勤寄语娄东友，归日草堂重赋诗”〔25〕的期盼。
但事实上，顾瑛并非昧于民间疾苦、对社会现实无感的人，是以在诸多诗作中，表达其社会观察与批判的观点。例如，有关发行新钞之弊，他发现“新行交钞愈涩滞，米价十千酬四升”〔26〕、“二斤十贯新交钞，只直仓黄米四升”〔27〕，战乱频年，民生凋敝之惨境：“海贼初退山贼连，姑胥细民如倒悬”〔28〕、“街衢寂寂无车马，风景凄凄似禁烟”〔29〕。然而官府籴粮征役的苛政，更使民生疾苦雪上加霜：“长淮千里连烽火，浙西三年运米薪”〔30〕、“官支烂钞难行使，强买盐粮更打人”、“口传催办军需事，一日能无一百回”〔31〕、“官府征求苦到骨，村落饿殍寒无裳”〔32〕；但人祸之外更逢天灾交迫，百姓生计更是难以为继：“梅雨今年多去年，青秧白水漫平田”〔33〕、“饥农仰天哭无食，今秋无成将奈何？……皇天流毒虐下土，自此天下何由安”〔34〕……但即使目睹此等社会苦难，“寸心忧国惭无补”〔35〕的顾瑛又能有何作为？是否于诗歌作品中表达对于大有为政府的期待？抑或是为理想权力典范讴歌赞颂？的确，前述行动正是顾瑛向政治权力祈祷、为政治权力欢呼礼赞的策略，其例如下所列：
1．至正十年（1350），顾瑛设宴于玉山草堂，邀于立、良琦、石载、殷子义、瞿荣智、顾权、秦约等人同为淛东副元帅（索珠）饯送，歌颂其镇驱海寇、护送漕粮抵京之伟功，及其兵不扰民之军纪，更推崇其效忠王室奋不顾家的精神，足为士大夫之楷模。席中致赠画家从叙所作《云帆驾海图》，并由于立写序言道：“国有人焉，所以重为天下贺也。吾党能言之士为歌诗以美之。”其余宾客均赋诗于卷后，合力完成《送淛东副元帅巡海归镇诗并序》以赠〔36〕。
2．至正十二年（1352），昆山通守郜肃，“以军食民命为急，跋履川原，冲冒风雨”，致力于堤防修缮工作。因其尽心尽力，“能恤民之劳，故民乐于趋事。堤既成，田亦増垦，潦不为灾”。故其所为政绩“较之常岁修围之外，其增垦露田若干亩、计赋若干石”，堪令“食人之椽、玩岁而愒日者”心惭而效法。顾瑛遂与一批“大夫士嘉其政绩，咸为歌诗美之”，作筑围辞、筑围妇、筑围谣等诗歌〔37〕。
3．至正十四年（1354），江西行省检校官赵伯坚“来浙右籴米十万石赈饥”。不同于以往籴粮侍郎“输钱索物要酒浆，磨牙吮血如虎狼”的恶形恶状，赵氏在过程中，不扰民、不劳官，“微服民间身作商，指廪发粟酬其偿”，故吴民难得不因官籴粮而受苦伤。顾瑛感念万分，遂“效白居易体”作《官籴粮》歌谣一首，“使吴民歌以饯其行”，并祝愿后来者能“以公籴粮为典常，东吾之民始安康”〔38〕。
4．至正十五年（1355），枢密院断事官脱因本主漕政海运，适逢贼寇进犯苏州，竟揽为己任，率众杀贼以全吴城。顾瑛于感激之余，深盼脱因能蒙召诛乱、平定天下，因而“谨葺长短句引其意，使吴民歌之以报公”。爰赋《君臣同庆乐》一曲上呈以示感恩，“欲希公之听，庶知娄东野人亦知公之万一”〔39〕。
以上事例，可说是文人透过歌诗文字为政治权力欢呼礼赞、以实践其社会参与的卑微努力，但这犹如寄托渺茫悲愿于祈祷政治权力之能有效作为—既然认定“吾辈无与于世”且不求闻达，遂只能盼望“今四郊多垒，膺厚禄者则当致身报効”〔40〕。倘治世难期、生命艰危，则终须安排足以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活策略。
二、宗教修行生活
吴宽观看顾瑛《补释典》《写道经》两张小像后，评其“游心虚寂之地，其气已衰”，并认为另一幅老年像所绘“方床曲几，与一老翁对语，癯然病状，宛若维摩诘，又何其惫也”！但吴宽以为顾瑛之所以修行释道，乃因“是时玉山方避征辟，为全身远害之计”〔41〕，故认定其游心方外乃是逃避入仕以求自保的策略。诚然，当至正十六年(1356)两度兵入草堂，顾瑛历险流亡商溪避难，甚至母丧旅次，却仍无法“以斩然衰绖”为由拒辞授官，遂索性“祝发家居，日诵大乘经以荐母”，显示其“屏却世缘，以游心于清净觉海”之决心〔42〕，借以杜绝逼官之厄〔43〕。但顾瑛断发为僧，未必只是伪装姿态，实则当顾瑛于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开始使用“金粟道人”一称号时〔44〕，追求某种超越世俗、了脱生死的生命观，可能才是更深层的动机—他所逃避的不只是官场，还包括死生大限的实存忧惧。
至正十八年（1358），顾瑛自题《金粟道人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45〕，标榜三教合一且勘破生死的达观态度。同年，顾瑛自撰墓志铭，则特别陈述一段三生奇缘—“人传前身是慧聚寺比丘延福，又梦中知向一世为黄冠师，姚兴孙者是也，金粟道人由是而名”〔46〕—由道士姚兴孙、经比丘延福、再转至今生既僧且道的金粟道人，似乎是一条延续三世的宿命轨迹，规定了他47岁以后的人生道路。其实道释兼修之法门，系其家学传统。据载，顾瑛的祖父顾闻传“好道家清净之说，尝以所居为真馆”，父亲玉山高士顾伯寿不屑于用世，不仅嗣葺该宫观，更“取黄帝老庄之书读之，而奉释氏不杀生之戒惟谨。每遇生辰，辄不茹荤、不饮酒；杜门却扫，焚香清坐，岁以为常”，其长子元臣则是道士于立的高第弟子〔47〕。修道与学佛，似为顾氏家族传统之一，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顾瑛晚年的生活方式。
顾瑛之父玉山高士拜于立的父亲于中岳为师，修习丹药长生之术〔48〕，而他似于十岁时由萧元泰真人启蒙（“我识丈人甫十岁，示我琅函启神秘。饱读山中石室书，碧玉丹章尽奇字”）。萧元泰对顾瑛期许甚高（“谓我身中有仙骨，晚岁相期供服事”），但他虽幽居丘壑却一直无法摆脱尘世之累〔49〕，对于宴游之乐的兴趣也似乎高过于服食养生（“我尚笑谈浮大白，君能服食事中黄”〔50〕）。至正十六年（1356）自号金粟道人之举，固然是其人生转折点，但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四日夜，顾瑛寓居吴江法喜寺时，玉山中芝云堂、读书舍、可诗斋发生火灾之意外，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启示。次年顾瑛为《写道经》小像所题志文字〔51〕，值得引述如下：
予去年春正寓吴江法喜寺，是月四日夜，玉山中芝云堂、读书舍、可诗斋，有郁攸毕方之灾，平日所藏书几二万卷皆为煨烬，独《云笈七签》不毁。因有三生之悟，即芝云堂北创小殿若干楹，像释迦、老君、孔圣于庄中，标其颜曰“三静殿之皆结不二室”。
顾瑛本人逃过火灾劫厄，而道经《云笈七签》竟能焚而不毁，遂使他萌发“三生石上旧因缘，也是山僧也是仙”的“三生之悟”。顾瑛更因《云笈七签》这部北宋道教类书所引导，搜集了《大洞玉经》正文、释义并相关诀图文章与存修法，钞写为《大洞隐文》，以精进内修存真之功：
阅《七签》，向有〈大洞三十九章释义〉，味其旨，皆内修之奥。适汝昜袁君子英自昆山携范阳卢君公武手钞赵松雪书道经一部，内有《大洞玉经》三十九章，即其正文也。又得双凤普福室道藏内思真之诀、存真之图、郁仪之文、结璘之章，并其存修之法，考之《八素真经》中所谓大洞一法，尽合二契于敬矣。因手类为《大洞隐文》。……于是出现了更多画像，如《读道书小像》《玉山勘书图》〔52〕等，录其修道探玄、焚诵服食的参道生活。
反观袁华所题《顾仲瑛栖禅小像》，谓其“中岁慕道，阅经律论。员颅方袍，指心见性”〔53〕，使我们看到另一个学佛顾瑛的形象。基本上，顾瑛与佛门文士（如良琦）往来唱和的历史既早且长，但他认真学佛的机缘，可能是与商溪母丧之劫有关。至正十七年（1357），他曾自述学佛动机：“用以脱尘垢，全我浊世身，荐我生身母。”〔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