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朱熹与陆九渊恰似冤家对头，两人在思想上不断发生争吵。朱熹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道，自子思以来，儒家学问主要就“尊德性”与“道问学”这两项工夫上着手，而当今陆九渊所做的工夫“专是尊德性事”，而我( 朱熹自称)平时所讲的工夫则在“(道) 问学上多了”，陆氏的毛病是看书不仔细，常常“杜撰道理”来掩盖学问上的缺失，而我虽在“义理上不敢乱说”，但在“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因此从今往后也应当自我反省，“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 〈朱子文集》卷5训答项平父》) 。可见，朱熹意在反省自己、打合与陆氏的矛盾冲突，本意是好的，然而在陆氏看来，完全不是这回事。
不知何故，朱熹这封书信中的说法后来传到了陆氏那里，对于朱熹欲“去两短，合两长”的调停态度，陆氏以为断断不可，他强烈地反问道：“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很显然，陆的立场是做道德内省的修养工夫(尊德性)是第一序的，而追求外在客观知识的格物工夫(道问学) 则是第二序的，两者之间的秩序不可乱。因此，在陆看来，他与朱熹的矛盾就无法调停。
本来，就人生的生长过程来看，“尊德性”不能永远第一,“道问学”也永远不能第二，两者应当是彼此交叉、互相联动才对。陆九渊担心一味强调道问学，有可能导致一生皓首穷经而忘却做人的道理，其后果就非常可怕：朱熹则担心如果过于强调尊德性，便有可能整天把道理说得天花乱坠而于书本知识全然不顾，其结果也令人担忧。质言之，朱熹主张由知识成就德性，陆氏主张由德性统领求知，这就开启了宋明儒家中“理学”与“心学”的二大路径。至于朱熹所说“去短集长”，这态度是好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去短集长？事实上，朱熹直至晚年仍然未能放弃以道问学作为为学之本的立场。
王阳明的看法显然偏向于陆氏，不满于朱子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分作两事的观点，他指出广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其实质“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传习录》下，第324 条) 。在阳明眼里，朱熹不论在心与物还是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都不免犯了二元论的错误。阳明的基本立场在于：道问学不能脱离尊德性，故尊德性才是根本之工夫。尽管阳明承认尊德注不是“空空去尊”，仍然需要“问学”，但问题是，阳明所说的。问学”并不意味着“更与德性无关涉”的问学，而必须是在“存此心不失其德性”( (传习录〉下，第324 条) 的前提之下的问学。
归根结底，阳明的立场很坚定：“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因此在阳明看来，《大学》经典的核心工夫不在“格物”而在“诚意”，由于良知是“意之本体”，故诚意又须置于致良知工夫领域才能落实。之所以说尊德住和道问学应当归一，其依据正在于致良知。又由于致良知是指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上，所以，致良知便可同时包含尊德性与道问学。致良知就是叫人如何做人，以此来统领做人和做学问的全过程，这就意味着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