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挺久以前，大概是四岁之前，应是有另一个名字的，那关于我的不常见面的父亲。因为太过久远，现下怎么都无法记起。
尽管终日为生计而疲于奔命，我总还是会在吃饭喝水这种寥寥草草的间隙里，无可抑制得回想这些无关紧要、乱七八糟的琐事，并且很认真、极固执得从脑核里刨根究底，定要挖掘那些早已不知在岁月的哪个角落里，发霉糜烂的记忆——甚至要废寝忘食。
这有些神经质。或者医学上管它叫偏执型人格障碍，我总不能克制，只能够任其狂妄肆虐得挖掘、推翻、否认。它来势汹汹，蔓草难除。
听说，这种不太健康的思维模式，是我父亲遗留给我为数不多的财产之一。那是他们那个家族里秘而不宣的隐晦。它给我带来的困扰还不小，至少，我的上一份供职在私立医院的工作就被它给搞砸了，我失去了拿资本家薪水的机会，并且在诸如此类的事接连发生了第二回的时候，我父亲也就此失去了耐性。我因此得到了一笔数额可观的钱，用它在静安区人烟最为密集且杂乱的居民落，开了一间诊所。

我的生意时好时坏。
不愿负担大医院高昂诊金的居民，在一些不太棘手的小病小痛中，大多乐于选择我。靠着这份收入，我勉强在糊口之余，支付这个临街门面，和丹桂里那栋筒子楼后堂间的租金。但这远远不满足我母亲每月在土行烟馆和“大世界”里的消费账单。
由于恶劣的环境和无休止的争吵，在她把开纺织厂的丈夫离婚时留给她的，位于虹口的那栋房子变卖抵押之后，我们就分开居住了。我常要给她钱，她的女儿可能也给些。
所以我正事之余，开始兼职兽医，瞧一瞧附近人家发抖抽搐的猫和排泄不畅的狗。偶尔，也会接纳一些来自码头和十六铺的不速之客。
总有些事是招人耳目的国立大医院里不甚方便，而我们这些江湖医生所得心应手的。这些人挣搏命钱，反而大手笔。我拿着高得吓人的报酬，用麻醉剂和手术刀，做着违悖法律的勾当。倘若你有足够的财力和诚意，就可以在济世诊所简陋但整洁的手术室里，做一笔瞒天过海的肾脏交易。

这也许有些可笑：一个在精神状态上略有瑕疵的人，竟然拿起了针管和听诊器去行医。其实，早在读书的时候，算上拖后腿的生物化学，我的每一门科都是能够拿到80分以上的。我甚至差一点，就拿到了医学院所传达的，来自美利坚的橄榄枝……
那些都是明日黄花了。
我至今不能详述，那时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思，放弃了如此一条无论怎样估量都更加值得的道路——毕竟我有钱的父亲当初是极力支持的，这让我摒除了经济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也许是担忧我母亲那些像是从生产线上流出来一样的账单压垮了她已经开始佝偻的脊梁；也许，根本就是由于我对陌生环境和未知一切从心底里生出的本能抗拒——不管是什么样的借口，总之，我有一种久病而酿成的不自信。
别担心，我并没有膏肓之疾。极端抑郁、或者过分暴躁是极少，大多数时候，我性格开朗，生活习性优良。我甚至没有烟酒之类的嗜好，那可能得益于我母亲的前车之鉴。
也可能是因为，身为一个医者，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卡地阿唑和胰岛素的效用微乎其微，唯有健康有力抵御癫狂，唯有强光能够钉透晦暗。
倘若你已抵达意志薄弱的零界点上，就绝不可放手沉沦。

阳光自东边扑过来，在深色的窗帘外沿镶了一圈金丝亮边。
我仰头躺在垫了层草凉席的钢丝床上，瞪着眼睛盯着窗帘上纳垢的红双囍发愣。被子因为炎热，被蹬到了角落里，已揉成一团。
意识回渗大脑的这几分钟，石库门清晨特有的嘈杂声渐渐充耳，清晰起来。架了铅皮的晒台里那个单身汉趿着拖鞋从我门前走过；二层阁的老太，今早唱到了“苏龙魏虎为媒证”。
我是被房东徐太太的敲门声叫醒的，说有人打进电话来找。
趁着赖床的功夫，我将有可能知晓这个租户公用电话的人选在脑海里迅速过了一遍。其中我父亲是从不爱往租房里打电话的，他要找我，多半是去诊所。那就只有我母亲，或者妹妹，姓梁的那位。
电话费、以及通讯另一头的女士可不会给我太长的拖延时间。我深吸一口气，打了个挺坐起身来，濡湿了一背的汗。趿拉着鞋，我跑到前客堂。被分割成十几处隔间的租房没有多余的空间放置电话柜，那台老式的磁石电话机就搁在鞋柜上，话筒已经揭起，斜靠在机座旁。
我皱着眉提起它来，还未及开腔，那头就像是有了某种感应一般，劈头盖脸得问：“最近妈找你没？”
她的口气不大好。我直觉是有什么事发生，但不太想问清。就支吾着应了一声：“啊，没。”
梁璨突然不吱声。短暂的沉默后，我分明得听见电话里一声被扩音的长长的吐息。
“今天空吗？见面说吧。”
抬头瞄了一眼明星海报下方的万年历，今天是周末。有一位老主顾的预约，不过是在下午三点。
我想了想，把地点约在了赫德路的凯司令西点房。那里的咖啡总能喝出糖浆的味道，新奇士和朗姆酒却意外得很不错。
挂了电话，我在门廊里又站了一会，拎着淌汗的领口，开始思考需要赶早去抢公共洗漱台，顺便借用浴室。
东升的烈日追到了这扇窗，一转脸，人就猝不及防得沐进了燥热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