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守千秋——感悟王安石
(一)
我多么想把自己的思绪编织成一个花环送给你,它没有鲜艳没有娇美,我却想让它可以慰藉你孤独的心灵;我多想把我的思绪化作一缕青烟在你坟头缭绕,它没有缤纷也不灿烂,或许可以陪伴你的寂寞;甚至,我还想用我的思绪为你建造一座灵堂,让我的思绪凝结成墓碑。身前没有人为你立传,身后没有人为你写墓志铭,我想用我的思绪在你的墓碑上刻下七个大字——独守千秋王荆公。
我笨拙的笔让我无法梳理我的思绪,但今人陈亮也为你燃起了一缕心香:“有人向他吐了九百多年的唾沫,有人向他抛了九百多年的桂冠。于是我的眼前,便出现了这样一座近乎荒诞的塑像:他头戴光环,绣袍上却沾满了污水。我想把他的光环调得不那么刺目,把他的污水尽可能擦去,他们不适合患有洁癖的王安石……尽管他可能不需要我这么做,回我一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话:‘我行我素,如此而已。’”
徽宗之时你配享孔子庙,列于颜回、孟子之次,同时追封舒王;到了理宗淳佑元年,面临覆亡的南宋皇帝理宗,下诏又把你称作“万世罪人”,并削去从祀;号称明朝“第一文人”的杨慎称你为“古今第一小人”;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时也没有忘记把你骂作“小人权谋集大成者”;比林语堂早一点的梁启超却称你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而这一切,都来自你的“熙宁新法”。
梁启超说舜、尧、禹之后,中国只有你一个完人也许过誉,林语堂骂你将小人权谋集于一身过于无知。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文人曾经象你那样权倾一时,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思想;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文人身前曾遭到那么多的攻击,身后又遭到那么多的唾骂。
有人是“身前寂寞身后名”,你却是“长悲事业典刑间”。
(二)
要不要变法呢?我们不看变法者的观点,且看看反对派的论断。
司马光是坚决反对变法的,神宗薨,哲宗即位,任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一上任即宣布:“五日内尽废新法。”
司马光怎么认为的呢?
首先在变与不变上,司马光说:“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天地万物是否在变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连同样反对变法的苏东坡都说:“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人当然是要死的,可是反对派看到了人要死,却没看到道要变。
在政治需不需要改革的问题上,司马光说:“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可存也。汉武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肖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按照他的论断,我们今天不用立法,用三代之法就可以解决诸如职工下岗、噪音扰民、性骚扰等问题。这不禁又让我想起诗词格律的争论,诗词格律要不要适应新韵,有人又搬出了“老祖宗”,司马光早就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是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祖宗之法自然有祖宗之法的道理,可是祖宗之法能适应现代的社会吗?司马光的历史观可能极其消极,他认为三代是最好的时代,三代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今天的改革只有越改越糟的结果,没有越改越好的可能。而历史不是向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而是向着愚昧的方向发展的。
关于经济,司马光的论断更是近乎愚蠢。他说:“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有甚于加赋。”天地财富是不是定数?这是一个生活常识,根本连学问都算不上。以司马光的学问而不知财富可以生产,实在是儒家“重义轻利”的极至。
道不可改,法不可变,财富不可增,那么今人该怎么办呢?面对变法,司马光说:“利不百,不变法”;面对守法,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反对派是两面派,用高得不可能的要求来要求变法,变法要有百利而无一害才能变法;而对于守法却要求极低,能守着破屋子也是成就,只要有个样子,只要还能遮风挡雨,只要天下还没彻底大乱,就算是成功。
(一)
我多么想把自己的思绪编织成一个花环送给你,它没有鲜艳没有娇美,我却想让它可以慰藉你孤独的心灵;我多想把我的思绪化作一缕青烟在你坟头缭绕,它没有缤纷也不灿烂,或许可以陪伴你的寂寞;甚至,我还想用我的思绪为你建造一座灵堂,让我的思绪凝结成墓碑。身前没有人为你立传,身后没有人为你写墓志铭,我想用我的思绪在你的墓碑上刻下七个大字——独守千秋王荆公。
我笨拙的笔让我无法梳理我的思绪,但今人陈亮也为你燃起了一缕心香:“有人向他吐了九百多年的唾沫,有人向他抛了九百多年的桂冠。于是我的眼前,便出现了这样一座近乎荒诞的塑像:他头戴光环,绣袍上却沾满了污水。我想把他的光环调得不那么刺目,把他的污水尽可能擦去,他们不适合患有洁癖的王安石……尽管他可能不需要我这么做,回我一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话:‘我行我素,如此而已。’”
徽宗之时你配享孔子庙,列于颜回、孟子之次,同时追封舒王;到了理宗淳佑元年,面临覆亡的南宋皇帝理宗,下诏又把你称作“万世罪人”,并削去从祀;号称明朝“第一文人”的杨慎称你为“古今第一小人”;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时也没有忘记把你骂作“小人权谋集大成者”;比林语堂早一点的梁启超却称你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而这一切,都来自你的“熙宁新法”。
梁启超说舜、尧、禹之后,中国只有你一个完人也许过誉,林语堂骂你将小人权谋集于一身过于无知。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文人曾经象你那样权倾一时,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思想;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文人身前曾遭到那么多的攻击,身后又遭到那么多的唾骂。
有人是“身前寂寞身后名”,你却是“长悲事业典刑间”。
(二)
要不要变法呢?我们不看变法者的观点,且看看反对派的论断。
司马光是坚决反对变法的,神宗薨,哲宗即位,任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一上任即宣布:“五日内尽废新法。”
司马光怎么认为的呢?
首先在变与不变上,司马光说:“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天地万物是否在变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连同样反对变法的苏东坡都说:“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人当然是要死的,可是反对派看到了人要死,却没看到道要变。
在政治需不需要改革的问题上,司马光说:“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可存也。汉武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肖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按照他的论断,我们今天不用立法,用三代之法就可以解决诸如职工下岗、噪音扰民、性骚扰等问题。这不禁又让我想起诗词格律的争论,诗词格律要不要适应新韵,有人又搬出了“老祖宗”,司马光早就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是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祖宗之法自然有祖宗之法的道理,可是祖宗之法能适应现代的社会吗?司马光的历史观可能极其消极,他认为三代是最好的时代,三代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今天的改革只有越改越糟的结果,没有越改越好的可能。而历史不是向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而是向着愚昧的方向发展的。
关于经济,司马光的论断更是近乎愚蠢。他说:“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有甚于加赋。”天地财富是不是定数?这是一个生活常识,根本连学问都算不上。以司马光的学问而不知财富可以生产,实在是儒家“重义轻利”的极至。
道不可改,法不可变,财富不可增,那么今人该怎么办呢?面对变法,司马光说:“利不百,不变法”;面对守法,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反对派是两面派,用高得不可能的要求来要求变法,变法要有百利而无一害才能变法;而对于守法却要求极低,能守着破屋子也是成就,只要有个样子,只要还能遮风挡雨,只要天下还没彻底大乱,就算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