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占了北美的荷兰殖民地后,取名新约克。中国人到了海外的一块地方,那个地方,中央政府管不到,就立为藩属,但是地方管得到,但是中央政府不信任地方。不是指民间的势力,是指官方,像约克郡公爵那样代表官方。约克郡公爵是查尔斯二世的弟弟,而周天子封建亲戚。我看过很多人讨论这个原因,很少人会想到这点,中国由于秦以来的中央政府强大,压抑了地方的扩张性。中国要想像列强那样,也不难,用西周的办法来管理国家,立这个爵那个爵,发挥地方自主性,人家自然会去扩张。孔子不是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把各种被大国兼并的小国重新恢复等等,高举三代之治,人心就归天子,这条路走下去按现代的理念迟早演变成支持建立多个特别行政区,在各种小的拥有一定立法行政权的小国里搞普选。军权和外交收回天子。
难怪后来晚清的外使郭嵩焘说:“(英国)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意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另一位旅欧士人王韬称赞西洋诸国:“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不约而同,福建巡抚+翰林徐继畬,在其著作《瀛寰志略》里提到:“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他们有一个共识,三代或三代以上之遗意。就是说西洋的宪政,和古儒宣传的政治,吻合度很高。而秦汉以来(没有明说是法家政治,不过大家都懂),我们就走错路了。到底是不是走错路可以商榷,但是他们的历史观,倒是延续了儒家一脉的正统历史观:三代以前是好的,往后越来越坏。
再以贯彻法家路线的柳宗元为例,柳宗元当然不是正统的法家,在新中国建国6~70年代,基于zz斗争的需要,对历史做了划分,柳宗元王安石曹操等人都被列为法家,比如王安石吧,宋儒胡敬斋曰:「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运之掌,惜惑于王安石而不能用也。」,“依他做”指程颢上书神宗的《陈治法十事》,程颢和王安石主张不同,我们知道王安石是增强国权的一派,相对的,程颢主张增强地方权利,他的《陈治法十事》里提到现在的弊病“贡举不本于乡里”(主张乡举里选)、“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反以吏为师)等,王安石则是他们批评的“骄兵耗国力,匮国财,极矣”之徒。程颢那篇冷门文章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古者政教始乎乡里,其法起于比闾族党,州乡酇遂以联属,统治其民,故民安于亲睦,刑法鲜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则效,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古者政教始乎乡里”,指自下而上的政治,先是县认可,然后州认可,然后上升到联邦政府。区别于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统治。对不对,另当别论。用这批古人来代表现实zz中的群体,这样划分,其实有一定道理,柳宗元被贬湘南时写过《哀溺文》《招海贾文》,不支持人们于波涛之中用生命博取利益的态度。如果你读了商韩的书,法家讲究控制,讲究农战,对离开本籍区域乱跑的人基本上没什么好话。儒家背了法家的锅。儒家对贵族阶层确实存在妥协性,重视尊卑等级,这也是儒家在建国后被批评的重要原因。但是儒家的尊卑等级是以周天子那套模式为出发点,君=父,臣=子这种关系,那自然而然晚辈和长辈之间会存在差等之分,这不是强加给你的,像法家那样,强行要民众怎么怎么样。儒家政治强调本于人情,区别于法家,当然,统治者有时候不能太本于人情,不然就会导致国家背上严重的债务。但是楼主说是不是儒家思想影响?如果按照儒家那一套,地方的扩张应该是被默许的。
儒家思想影响了汉人的扩张,还是法家思想影响了汉人的扩张。
难怪后来晚清的外使郭嵩焘说:“(英国)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意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另一位旅欧士人王韬称赞西洋诸国:“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不约而同,福建巡抚+翰林徐继畬,在其著作《瀛寰志略》里提到:“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他们有一个共识,三代或三代以上之遗意。就是说西洋的宪政,和古儒宣传的政治,吻合度很高。而秦汉以来(没有明说是法家政治,不过大家都懂),我们就走错路了。到底是不是走错路可以商榷,但是他们的历史观,倒是延续了儒家一脉的正统历史观:三代以前是好的,往后越来越坏。
再以贯彻法家路线的柳宗元为例,柳宗元当然不是正统的法家,在新中国建国6~70年代,基于zz斗争的需要,对历史做了划分,柳宗元王安石曹操等人都被列为法家,比如王安石吧,宋儒胡敬斋曰:「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运之掌,惜惑于王安石而不能用也。」,“依他做”指程颢上书神宗的《陈治法十事》,程颢和王安石主张不同,我们知道王安石是增强国权的一派,相对的,程颢主张增强地方权利,他的《陈治法十事》里提到现在的弊病“贡举不本于乡里”(主张乡举里选)、“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反以吏为师)等,王安石则是他们批评的“骄兵耗国力,匮国财,极矣”之徒。程颢那篇冷门文章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古者政教始乎乡里,其法起于比闾族党,州乡酇遂以联属,统治其民,故民安于亲睦,刑法鲜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则效,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古者政教始乎乡里”,指自下而上的政治,先是县认可,然后州认可,然后上升到联邦政府。区别于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统治。对不对,另当别论。用这批古人来代表现实zz中的群体,这样划分,其实有一定道理,柳宗元被贬湘南时写过《哀溺文》《招海贾文》,不支持人们于波涛之中用生命博取利益的态度。如果你读了商韩的书,法家讲究控制,讲究农战,对离开本籍区域乱跑的人基本上没什么好话。儒家背了法家的锅。儒家对贵族阶层确实存在妥协性,重视尊卑等级,这也是儒家在建国后被批评的重要原因。但是儒家的尊卑等级是以周天子那套模式为出发点,君=父,臣=子这种关系,那自然而然晚辈和长辈之间会存在差等之分,这不是强加给你的,像法家那样,强行要民众怎么怎么样。儒家政治强调本于人情,区别于法家,当然,统治者有时候不能太本于人情,不然就会导致国家背上严重的债务。但是楼主说是不是儒家思想影响?如果按照儒家那一套,地方的扩张应该是被默许的。
儒家思想影响了汉人的扩张,还是法家思想影响了汉人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