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朝中后期，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并且此后再也没有改变。显然，以今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已经取代苏常，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
湖南、湖北两省盛产稻米，两湖丰收，则天下粮足。《古谣谚·湖广谚》：“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
用这句夸张手法的话来形容湖广的粮食大省的地位
广东广西水果丰富
在华北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旱地作物，百姓无意主动争取水田，也就不主动毁湖造田。而在南方，南北朝时期已有豪族巨室私占湖泽，称为盗湖及封略山泽，但其目的不在造田，而在养殖鱼类及水产，是利用天然资源，不损及湖体。后来人口增加，需要粮食增产，而汇入洞庭湖的河川上游尚经过有天然植被的地区，挟带泥沙在湖中淤积成洲诸，比平原、丘陵等地之农田肥美，于是人们围湖造田，趋之若鹜。
大体说来，围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在天然湖泊周边围垦，形成湖田，俗称垸子；一种是在河川两岸筑堤，堵塞穴口，垦种河滩地或支流汉河的河床地，也称为垸田。垸田之筑造，要以湖中淤积的沙洲诸滩之出现为前提。然后在沙洲临湖水之各边，根据枯水线建筑高堤，以防高水位时湖水灌入。因为湖田近水，正适于种植稻米，其产量也较一般农田为高。
南宋时期是洞庭湖筑垸围湖的第一次高潮，官僚富豪“侵占湖沼淤地，筑堤围田，广裹千里”，不久便堤垸比比皆是，“桑麻蔽野，稼墙连云”。因亩数一时无法统计，居然以粮种多少作为纳税依据，如岳州规定一石种粮“作七亩科敷”。不过当时已经出现了垸子增加后，水患随之而来的情况，于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元人认为围湖造田是“射小利，害大谋，急近功，遗远虑”，遂有退田还湖之举。
“湖广熟，天下足”
宋元以前，湖广（今湖南与湖北）大部地区处于人口相对稀少的状态，特别是湖区更是如此。自明代开始，众多的各地流移客户始向湖广流动，这里成为全国流民集结的中心之一。成化年间，仅荆襄山区一次招抚出流民即达一百五十余万。人口的急剧增加，一方面增加了农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对耕地的需求，洞庭湖的围垦运动遂进入急剧膨胀阶段。
据史料记载，有明276年中，共筑堤33处，建垸134座，大部分坐落在北部的华容、安乡、和南部的常德、汉寿、益阳、湘阴等地，其中60%以上修建于明中期以后。随着沮洳水乡变为肥沃农田，湖广地区开始在全国的米粮市场中奠立起不可忽视的地位，正是在明代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取代了宋代的“苏常熟，天下足”。这时的江南在每年通过大运河向北京的帝国朝廷贡献四百万石漕米之后，不仅不能像宋代那样“熟天下”，甚至连自己也养活不了了，由于“地阻人稠”，反而“半仰食江、楚、庐、安之粟”。
到了清代，在“务使野无旷土”思想主导下，实行了鼓励垦荒的政策，康熙年间，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开发垸田：“赏助米粮人工之费六万两”，并且对新增垸田“免其升科”，遂令湖区垸田进入全盛时期。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持续围垦，长沙、岳州、常德等府，“堤垸多者五六十，少者三四十，每垸大者六七十里，小者亦二三十里”，环绕洞庭湖周围的垸田多达五百余区，已是“滨湖之地，尽皆筑垸为田，湖面已非昔比”。
这一时期，随着人口日益增多以及粮田为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种植被挤占，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一带，比之过去已经更加仰赖湖广的米粮供应。康熙三十八年六月皇帝谕云：“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雍正帝亦曰：“楚本产米之乡，素为东南所仰给。”如果湖广米粮因故未到下江，则江浙粮食市场即刻感到紧张，价格上扬。
此时解决米粮问题，无论官方拨运、委员采买等皆以湖广为主要米谷货源地份。康熙皇帝南巡江浙，询问地方米贵的原因，“百姓咸谓数年来湖广米不至，以至价值腾贵”，而康熙皇帝派到江南的亲信李煦在1712年农历八月八日给皇帝的奏折中也说：“苏州、扬州，因湖广客米到得甚多，所以米价仍贱。” 作为当时东南最大的米粮市场苏州，“湖广米日至者不可胜数”。这时的洞庭湖垸田已经成为整个大清帝国举足轻重的产粮区，“泽国皆成沃壤，因地之宜，顺物之性，阜国裕民”。 咸丰年间的南巡抚骆秉章讲到湖南产米区域时，更是直接指出滨湖之垸田农业区为省内生产米粮的主要基地。邻近洞庭湖区的汉口因此也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三大米市之一，两湖产粮州县及都运集于此，并从这里经由水路交通，销往全国各地。
湖南、湖北两省盛产稻米，两湖丰收，则天下粮足。《古谣谚·湖广谚》：“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
用这句夸张手法的话来形容湖广的粮食大省的地位
广东广西水果丰富
在华北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旱地作物，百姓无意主动争取水田，也就不主动毁湖造田。而在南方，南北朝时期已有豪族巨室私占湖泽，称为盗湖及封略山泽，但其目的不在造田，而在养殖鱼类及水产，是利用天然资源，不损及湖体。后来人口增加，需要粮食增产，而汇入洞庭湖的河川上游尚经过有天然植被的地区，挟带泥沙在湖中淤积成洲诸，比平原、丘陵等地之农田肥美，于是人们围湖造田，趋之若鹜。
大体说来，围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在天然湖泊周边围垦，形成湖田，俗称垸子；一种是在河川两岸筑堤，堵塞穴口，垦种河滩地或支流汉河的河床地，也称为垸田。垸田之筑造，要以湖中淤积的沙洲诸滩之出现为前提。然后在沙洲临湖水之各边，根据枯水线建筑高堤，以防高水位时湖水灌入。因为湖田近水，正适于种植稻米，其产量也较一般农田为高。
南宋时期是洞庭湖筑垸围湖的第一次高潮，官僚富豪“侵占湖沼淤地，筑堤围田，广裹千里”，不久便堤垸比比皆是，“桑麻蔽野，稼墙连云”。因亩数一时无法统计，居然以粮种多少作为纳税依据，如岳州规定一石种粮“作七亩科敷”。不过当时已经出现了垸子增加后，水患随之而来的情况，于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元人认为围湖造田是“射小利，害大谋，急近功，遗远虑”，遂有退田还湖之举。
“湖广熟，天下足”
宋元以前，湖广（今湖南与湖北）大部地区处于人口相对稀少的状态，特别是湖区更是如此。自明代开始，众多的各地流移客户始向湖广流动，这里成为全国流民集结的中心之一。成化年间，仅荆襄山区一次招抚出流民即达一百五十余万。人口的急剧增加，一方面增加了农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对耕地的需求，洞庭湖的围垦运动遂进入急剧膨胀阶段。
据史料记载，有明276年中，共筑堤33处，建垸134座，大部分坐落在北部的华容、安乡、和南部的常德、汉寿、益阳、湘阴等地，其中60%以上修建于明中期以后。随着沮洳水乡变为肥沃农田，湖广地区开始在全国的米粮市场中奠立起不可忽视的地位，正是在明代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取代了宋代的“苏常熟，天下足”。这时的江南在每年通过大运河向北京的帝国朝廷贡献四百万石漕米之后，不仅不能像宋代那样“熟天下”，甚至连自己也养活不了了，由于“地阻人稠”，反而“半仰食江、楚、庐、安之粟”。
到了清代，在“务使野无旷土”思想主导下，实行了鼓励垦荒的政策，康熙年间，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开发垸田：“赏助米粮人工之费六万两”，并且对新增垸田“免其升科”，遂令湖区垸田进入全盛时期。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持续围垦，长沙、岳州、常德等府，“堤垸多者五六十，少者三四十，每垸大者六七十里，小者亦二三十里”，环绕洞庭湖周围的垸田多达五百余区，已是“滨湖之地，尽皆筑垸为田，湖面已非昔比”。
这一时期，随着人口日益增多以及粮田为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种植被挤占，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一带，比之过去已经更加仰赖湖广的米粮供应。康熙三十八年六月皇帝谕云：“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雍正帝亦曰：“楚本产米之乡，素为东南所仰给。”如果湖广米粮因故未到下江，则江浙粮食市场即刻感到紧张，价格上扬。
此时解决米粮问题，无论官方拨运、委员采买等皆以湖广为主要米谷货源地份。康熙皇帝南巡江浙，询问地方米贵的原因，“百姓咸谓数年来湖广米不至，以至价值腾贵”，而康熙皇帝派到江南的亲信李煦在1712年农历八月八日给皇帝的奏折中也说：“苏州、扬州，因湖广客米到得甚多，所以米价仍贱。” 作为当时东南最大的米粮市场苏州，“湖广米日至者不可胜数”。这时的洞庭湖垸田已经成为整个大清帝国举足轻重的产粮区，“泽国皆成沃壤，因地之宜，顺物之性，阜国裕民”。 咸丰年间的南巡抚骆秉章讲到湖南产米区域时，更是直接指出滨湖之垸田农业区为省内生产米粮的主要基地。邻近洞庭湖区的汉口因此也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三大米市之一，两湖产粮州县及都运集于此，并从这里经由水路交通，销往全国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