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多大了,林?”我突然插上这么一句。“十七。”林的表情竟有点拘谨。“嗬,大人了。”我脱口而出。英子立即抢着顶了我一句:“你还把我们当成小孩子啊!”
林并没有接着和我聊的意思,而是继续和英子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我走在后边,开始陷入了沉思:林和我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而我为什么对他的变化一无所知呢?并且,林为什么在我的面前显得拘谨,甚至好象还刻意保持着距离呢?
我们文工团是为了配合安南铁路建设而于七0年新建的一个乌兰木骑式的县级文艺团体。它完全摒弃了旧剧团的人员和传统。节目以歌舞、小戏为主,人员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当时已在学校、医院等机关工作了的文艺骨干,他们构成了乐队的主体,进团时年龄大约在24至28岁之间。二是文革时活跃于各学校、而当时已下放农村的知青里的文艺尖子,他们构成了演员乃至文工团的主体,进团时年龄大约在17至20岁之间。我即属于这个群体。三是当时从各中学招的在校学生。这部分人进团时大约在12至14岁。 虽然他们天赋较好,但由于缺乏演出实践,所以除了少数成长较快的后来参加了一些演出外,其余的都还在学习和做些杂事。林和英子都属于这个群体。虽然他俩都已经常地参加了演出,并且英子此时已不同寻常地爱和我在一起,可在我心里,他们一直都还是小孩子。
我虽然从小都爱好文艺,但真正对舞蹈及文艺的酷爱与天赋,却是15岁那年在一个派性文艺宣传队里迸发的。之后,我就俨然成了那个县上一个惹人注目的舞蹈明星。进文工团后,由于团里没有导演,所以凡是需要到外地去移植的节目,都是由我去学会后再回来传授;凡是需要动作设计的歌舞,表演唱等,也是由我来编导和教练。同时,在团里当时大多是各司一职的情况下,我还兼任着乐队的第一扬琴演奏员。这些业务上的表现,使我当时在团里有些显眼。加上当时少年英俊,所以团里的领导对我很是偏爱,那些少男少女们,更是喜欢围着我转。其实从性格上讲,我一直是个内敛而不喜欢张扬的人,只是什么事都想能做得尽善尽美,何况当时自己也还是一个少不更事、天真无邪的少年,所以从主观上讲,我根本没有鹤立鸡群一类的感觉或看不起谁的意思。也许正是由于自己的单纯,所以没有注意到林他们的成长变化,有时可能有一些不经意的,甚至善意的言行,会给敏感的他们带来伤害。我回忆着,林与我除了工作上的接触之外,平时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明显要少,他的主要朋友除了那个与他年龄差不多的男孩李猛之外,另一个就是我们团里那个在舞蹈上紧次于我,而比我还要大两岁的一个叫徐的男孩,他们一起练功,玩耍的时间明显多于了我。想到这些,我的心中涌起了一丝嫉妒,同时也知道了,我们之间产生距离的责任,应该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