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在世之时，曾经对其弟子说: “佛法付嘱人王。”佛陀涅盘以后，在佛教史上，作为帝王弘扬佛教最有力且为人们广知的，印度有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在中国信佛的帝王虽然很多，但是真正能够信仰佛教、圆通佛教典籍并身体力行、大力弘扬佛教、在佛教史及整个文化史上卓有成就者，则只有梁武帝一人。因此，对梁武帝和阿育王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皇帝菩萨”梁武帝以及梁朝文化的认识，而且可以从梁武帝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处理方式中受到一些启发。在介绍梁武帝和阿育王简单事迹的基础上，从二者的相似之处以及不同之处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梁武帝与阿育王在佛教史上各自的影响及贡献。

　一、梁武帝与阿育王的简介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生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 464) ，卒于梁武帝太清三年( 549) 。作为南朝梁代的开国帝王，在位长达 48 年之久( 502—549) 。梁武帝不仅是一位“勤于政务，孜孜无怠，多所创制”，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期间，进行了礼制、律制等诸多改革，同时也是一位“洞达儒玄，博通前载”的学者，曾着《孔子正言》《老子讲疏》《通史》《周易讲疏》《尚书大义》《礼记大义》等诸多着作。此外，还是一位融合儒、释、道三教的佛教徒，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背景下提出“三教同源”的主张。在其本有的形上哲学的预设下，梁武帝试图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践履儒家自家刑国、内圣外王之道，实现佛教中人间净土的理想。其结果虽然使梁朝取得了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自魏晋以来前所未有的成绩，但自己晚年却落得身陷贼手、饿死台城、国破家亡的悲剧。

　阿育王( Asoka，旧称阿恕伽，新称阿输伽，译曰无忧) 是公元前 321 年左右在印度创立孔雀王朝的旃陀掘多大王( Chandragupta) 的孙子，在其父毗陀沙罗( Bindusara) 去世后，杀害了他的大哥和几位弟弟，独揽王城政权，统治孔雀王朝约 37 年，约于公元前 232年去世。据有关史料记载，阿育王继位后继续执行征服政策，不断发动战争，于公元前 270 年左右统一全印度。在继位之初，阿育王狂暴独裁，大肆杀戮大臣、妇女，又听信恶人旃陀耆利柯之言，建造一人间地狱，杀戮无辜臣民。后来，受沙门海比丘感化，幡然醒悟，皈依佛教，发扬佛教之慈悲精神，大力弘扬佛法，使之传布各地。

　二、梁武帝与阿育王的相似点
　　作为佛教史上以信受佛教、盛弘佛教着称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帝王，梁武帝与阿育王不可避免地具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经过战争洗礼的帝王、都皈依佛教、都对僧团进行改革且产生深远影响，但世人对阿育王耳熟能详，对梁武帝却罕有所知。因此，通过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够加深对这两位信佛帝王的认识，而且可以有利于正确地评价梁武帝在佛教史及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 一) 同为帝王，都经过战争的洗礼
　　梁武帝出身于军人世家，其父萧顺之是萧齐王朝的开国功臣，曾为齐高帝的创业夺权立下汗马功劳。
　　齐武帝曾对次子豫章王嶷说: “非此翁( 萧顺之) ，吾徒无以致今日。”［1］168等高帝即位以后，萧顺之历位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而武帝的长兄萧懿“少有令誉”，曾使“魏人震惧，边境遂宁”［2］。
　　梁武帝萧衍更是历经内境与北魏的战争，为萧齐政权的巩固和延续立下无人可比的功劳。当时北朝魏帝曾对南征先锋说: “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则江东吾有也。”［1］170齐明帝永泰元年( 498) ，萧衍以军功正式被任命为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隋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最后凭借家族军队的主要力量，消灭东昏侯的政权，建立萧梁政权。

　孔雀王朝之阿育王虽然没有经历梁武帝那样的开国战争，但是对于孔雀王朝的巩固和疆土的拓展，阿育王同样功不可没。据史料记载，阿育王幼时性情狂暴，不为其父所爱。其时正值孔雀王朝领域内德叉尸罗( Taksasila) 国叛乱，阿育王之父便命令阿育王前去征讨，但却并不给他很多兵马，“器杖资具悉不与之”，而“唯与四兵，不与刀杖”( 《阿育王经》，《大正藏》卷五十) ，阿育王父亲的目的是想让他战死疆场:“父王之意盖期其没阵也。”

但是，由于阿育王豪迈善战，此次出征不但平定了战乱，而且威信大增，为日后登上王位打下了基础。在阿育王继承王位以后，不断发动战争，大大扩展了帝国的版图。也正是因为领悟到战争的残酷，在僧人海比丘的点拨之下，阿育王反思自己以往的行为而进行忏悔，并开始留心治道，发心做一位慈悲、仁爱的君主。事实证明，皈依佛教以后的阿育王，不但远离了战争，而且以佛教的慈悲情怀治理国家，被后人圣化为“转轮圣王”。

　( 二) 皈依佛教，弘扬佛法
　　《广弘明集》载梁武帝即位后于天监三年( 504)四月八日( 即佛诞日) 舍道事佛①，宣称: “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并认为“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4］。因此，梁武帝广弘佛法，曾三次舍身同泰寺( 此据《梁书》，《南史》记载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 ，不仅自己亲受菩萨戒，而且敕臣下和后宫妻妾受佛戒。更有甚者，梁武帝还敕令出家人重受菩萨戒。在他看来，出家人之所以要重新受持菩萨戒，是因为对此前所受的调御戒得到的情况各异，“或得或不得，或得上品，或中品下品”，并且，对于所得之戒秉持的情况也不一致，“或起或犯，戒德或具或缺，或净或不净”，因此，需要重新受戒，“今若更受调御戒，受菩萨律仪时同得清净，舍身受身不退不失”［5］。梁武帝不仅建立了大量的佛教寺院，度脱无数僧尼，而且还深研佛法，亲制《摩诃般若波罗蜜子注经》《制旨大般涅盘经讲疏》《净名经义记》等经典数百卷，被臣下称为“皇帝菩萨”。同时，他还与臣下编撰、译注佛教经典，可惜大多佚失，今存有《宝云经》《文殊师利般若波罗蜜》《阿育王经》《大般涅盘子注经》《经律异相》等，保存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即《大正藏》中。梁武帝以帝王之身，在王法与教法双重政策的结合下，对佛教大加弘扬，使初入中土且在北朝前后又经二武摧灭之佛教得以弘扬光大，并逐渐取得与本土儒、道二家鼎足而三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阿育王受海比丘神迹感化、皈依佛教以后，也舍身事佛，以佛法伦理治国，取得巨大成功，被人们视为佛陀转世，更被后人圣化为“转轮圣王”。《阿育王经》卷一记载释迦牟尼佛预言阿育王功德说: “此儿者我入涅盘百年后，当生波咤利弗多城，王名阿育，为四分转轮王，信乐正法。当广供养舍利，起八万四千塔，饶益多人。于是如来复说偈言: 我入涅盘后，当生孔雀姓，名阿育人王，乐法广名闻，以我舍利塔，庄严阎浮提，是其功德报，施沙奉于佛。”( 《大正藏》卷五十) 史载阿育王归佛以后，大兴佛寺，到处建立寺塔，奉养佛舍利，供养僧众。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载，阿育王统领之国有 84 000 个，因此阿育王敕建大寺院84 000 个，宝塔 84 000 个。《杂譬喻经》上卷说阿育王为了使疾病早日治愈，下令敕造 1 200 个宝塔。阿育王不仅建立寺塔，而且还在所辖之国的石崖、石柱，敕刻大量传播佛法德教的石刻文。阿育王本人也深究佛教义理，弘扬佛教慈悲精神。佛教在阿育王的支持下，由印度的恒河流域一带，扩展到各地，并传播到希腊、埃及、叙利亚、马其顿、克莱尔、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国家，一跃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 三) 僧制改革，净化僧团
　　突破传统佛教允许进食“三种净肉”( 在梁武帝之前，佛教戒律允许僧人食用自己所不见、不闻、不疑1食，是梁武帝所倡导而且影响至今的僧团改革。天监十二年 513，梁武帝颁下诏令，去除宗庙祭祀所用牺牲: “修行佛戒，蔬食断欲。”又令“天下水陆，不令蒐捕”。“太医不得以生类合药，公家织官纹锦，并断仙人鸟兽之形以为亵衣，裁剪有乖仁恕。至乃祈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被之含识，郊庙皆以面为牲牷，其飨万国用菜蔬，去生类。”［6］304目睹当时僧尼教团的混乱现象，梁武帝亲自撰写《断酒肉文》，匡正佛法。《广弘明集》记载: “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乃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经教亦云: ‘佛法寄嘱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今日诸僧尼开意听受。勿生疑闭内怀忿异。

　……今日大德僧尼、今日义学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严净徒众。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犹是梁国编户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犹不依佛法，是诸僧官宜依法问。”［6］305经过多次法会的辩论和宣讲，在“佛法”( 梁武帝主要以《大般涅盘经·四相品》中“食肉者断大慈种义”作为理论依据) 、“情法”( 以儒家孝亲的心理为情感依据) 、“王法”( 以帝王之权力) 和“业报”( 以食酒肉者造无量业为威慑) 相互结合的政策下，使“断酒肉”诏令的执行取得成功①。不仅使当时僧团芜乱的情形得到整顿，而且从此以后中国佛教开始实行戒杀素食的律制。
　　在印度，至阿育王时期环境的变化使佛教内部产生上座部( 所谓保守派) 和大众部( 所谓进步派) 的分裂，其原因主要是清除掺进佛教的其他教义。据《五分十诵律》( 《大正藏》卷二二) 记载，耶舍比丘针对跋耆比丘的十种违背佛法的行为而召集义学沙门1 700余人的布萨，讨论佛教戒律问题。此十事是: 一、盐姜合共宿食净( 盐和姜可以留至第二天吃) ; 二、两指抄食净( 即中午太阳的影子过二个指头时可以进食) ;三、复坐食净( 即食后还可以再坐就食) ; 四、趣聚落食净( 食后到别处还可以再食) ; 五、酥油、蜜、石蜜和酪净( 即午后也可以吃酥油、蜜糖和奶酪等食物) ;六、饮阇楼伽酒净( 可以吃未发酵的酒) ; 七、无缘坐具净( 比丘用的坐具可以随意大小) ; 八、习先所习净( 可以行出家前所行的习俗) ; 九、求听净( 同一教区之人不必同在一布萨) ; 十、受蓄金银宝钱净( 可以受蓄财物) 。对这十事争论的结果就是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反对此十事的耶舍一派称为上座部，意指是由佛教长老组成的正统派; 而赞成此十事的跋耆一派称为大众部，是非正统派，而阿育王“左袒跋耆比丘”，即拥护大众部。此即佛教史上盛传的阿育王朝七百集法，因此有学者认为印度如果没有阿育王护持佛法，绝对不能产生大乘佛教。

　三、梁武帝与阿育王的主要不同点
　　作为崇佛帝王，梁武帝与阿育王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作为个体之人，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差异性。
　　梁武帝与阿育王除了作为个体之人在时空上、施政的具体举措上，以及对佛教所进行的具体变革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之外，从二者信佛的最初机缘和个人对后世的影响等宏观角度来看也存在显着的不同。今从现存史料试对之加以分析。

　( 一) 信佛之动机与起因不同
　　作为“性至孝”的梁武帝，对佛教的信仰最初更多地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已经去世的父母的思念之情。
　　梁武帝在其所着《孝思赋》序文中说: “每读《孝子传》，未尝不终轴，辍书悲恨，拊心呜咽。……念子路见于孔丘曰: ‘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锺，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
　　不可复得。’每感斯言，虽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报? 慈如河海，孝若涓尘。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7］梁武帝在钟山下建的大爱敬寺是为了纪念父亲皇考太祖文皇帝，而在青溪侧所建造的大智度寺则是为了纪念母亲献太后，由此表达“罔极之情”“追远之心”。在梁武帝看来，“治本归于三大，生民穷于五孝”。其在受菩萨戒的发愿大会上，在个人表达对佛法僧三包的皈依后，最先做的事就是以其所举办法会的功德为去世的父母兄长祈福消罪，使其“一切罪鄣皆得消灭，一切众生苦皆得解脱”。梁武帝晚年更是以孝治国，以慈悲治国，在《梁书》《南史》等史书中孝子仁人处处可见，兹不重赘。

( 二) 对后人影响程度不同
　　在梁武帝不遗余力地发动举国上下受菩萨戒的活动下，梁朝上至王侯大臣，下至庶士僧尼，都称为菩萨戒弟子。梁武帝通过受菩萨戒和舍身同泰寺，结合菩萨的慈悲情怀、佛教的僧制戒律、儒家的孝道仁义、印度的“转轮圣王”治世的政治理念、中国圣人的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终于建立了“皇帝菩萨”的神圣地位。《魏书·萧衍传》记载: “衍( 梁武帝萧衍) 每礼佛，舍其法服，着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8］诚如台湾学者颜尚文所说，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理念与地位的建立，为‘政教合一’、‘濡释道三教合一’、乃至于一统南北，使天下复归‘南北合一’的隋唐帝国奠定坚实的基础”［9］。然而，后世论者对梁朝的灭亡，或归于佞佛而劳民伤财，或归于宠勋太过、御下太宽，或归于治民严苛、忽略治术，或归于委任小人、疏简刑法。但是，笔者认为个中原因复杂，绝不能如此一概而论。梁武帝统治的前34 年，被正统史家誉为六朝两百余年未有之太平盛世。唐人姚思廉在《梁书·武帝下》中称赞说: “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加以天祥地瑞，无绝岁时。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