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即隐喻的基础之二是建立在网络媒介物质基础之上的话语形式的改变。大众话语形式从语言主体转化为图像主体。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思维导图”这种玩意儿。这玩意儿是有心理学依据的，简而言之因为人脑比起文字更喜欢读图，比起理性的、抽象的、语言的存在，娱乐的、感性的、具体的的图像无疑更容易进入人的大脑。
波兹曼担心：随着印刷术影响力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以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不幸的是，他的担心变为了现实。甚至现实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因为交互性，网络是比电视更有力的媒介。


（以各类图片干货为论证论据的“历史真相”，佐以片面性的文字，藉由新时代的网络媒介疯狂传播）
媒介即隐喻的基础之三是“媒介即讯息”。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信息。媒介传递的真正“讯息”是它本身对于受众的“刺激”，而非它的内容。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不是被传播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对此有这样一句精妙的描述——把字写在什么东西上，比写的字本身更加重要。
新的媒介开创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新角度引起了人与讯息关系的变化。媒介的这一性质引起了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改变、塑造和控制了人本身。受众经由媒介获取的信息流重组了受众本身的精神生活。

“隐喻”便建立在这三大基础之上，正因为媒介有了今天这样的物质基础，并且它本身这样或那样的特性，所以，它对于它所在的特定群体中，物质世界与精神文明的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这不是什么唯心主义，因为媒介的存在依赖于物质的基础。
麦克卢汉对此解释道：“……每一种媒介都是对它（文化、讯息）的再创造……每一种媒介都对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的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在媒介的作用下，隐喻，主要又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媒介暗中指导着我们评判世界的方式，将我们一切所见所谓所感进行分类、排序、放缩。并且这一切的导入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这一点可能比较抽象，但有一个喜闻乐见的例子。
譬如说我们现在除去游泳啊滑雪啊还有私教课（众人：滚）什么的，都是按小时计的。
那么，假设，突然有人改变了时间的度量，把一天化为了10个小时，一小时分为了100分钟，一分钟分为100秒。原先一小时约等于新单位下的41分67秒。那么当人们熟悉的新的度量衡之后，游泳或滑雪还会按41分67秒整倍数——就相当于以前按小时，来计算吗？或许十有八九都会认为这样太麻烦。
对于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人而言，时间是混元一体的，然而当我们制造的度量衡，制造的机械之后，我们便有了这样的意识，认为时间是小时、分钟、秒三个名词之间的互相转换。我们在潜移默化间将时间这样划分了，而我们却没有注意到。

（或许纯队和花队的区别确实客观存在，但当这两个概念被拿出来刻意强调刻意区分，并加入龟仙人的对其解读之后，在传播领域纯队和花队还会是以前的“纯队”和“花队”吗？）

这里不妨扯开了讲：
当所谓的女权主义者，将社会中的人分为男性和女性，在这种分化下，所谓女权主义者们便容易发现女性的弱势及受到的所谓不公正待遇，父权专制的魔鬼便出现了，忑涩田园女权表紧随而至。
当屁股决定脑袋的满yi们，将中国汉少二元对立化，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那装 B犯们的两只狗眼就能理直气壮地拿起显微镜对着别人的污点指指戳戳。一切的一切，便都变成了所谓主体民族行为不检所致了。
媒介对于历史的介入，亦是如此。
当装 B犯们强行用自己制造的标准，当作尺子去测量全世界，那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尺子本身刻度就标歪了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与任何网络装 B犯辩论都是无意义的，你摘一段史料，他扔一个文物，你丢一个新闻，他掷一个个人经历，你说一个实然，他扯一个应然。看起来谁都有道理，当然谁说服不了谁，最终脸皮厚的，泔水多的，愿意花功夫钻研网络诡辩奇技淫巧的，能一天到晚泡在网上的赢。
然而一切有道理的背后，都是媒介导入的对事物不同的划分、不同的讨论前提，因此带来的不同思维切入点所致。一旦抓住了这个一抓就灵的东西，就能轻易拨开网络装 B犯的本质。

其二是，媒体习惯于将受众未知或不熟悉的事物，转化为已知的事物进行传播。这样的传播方式下，它所产生的思维是非线性的、非连续的、重叠或并列的、直觉性的，是类比思维而非因果逻辑思维。
其中的各位最喜闻乐见的便是——相似即相同思维法


（冷吧大神利用相似即相同大法证明中华文明系驾方式落后，又一次地将“你 国”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媒介凭借其隐喻功能，媒介的操控者主观诠释世界、加工世界，使得信息获得主观意义——诸如善恶、美丑、好坏、优劣并变形；激发人脑联想与接受暗示的官能，将原本不属于事物本身的特性强加于斯，并散播开来，掩盖了事物本身。
在媒介的作用下，信息本身变得扑朔迷离，而关键变为了如何诠释信息、并让受众接受这一由媒体制造出来的讯息。正如传播学一个经久不衰的著名命题：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的传播方式。
比如，唐朝不如法兰克，勃艮第完爆明朝，以及最近的，汉朝不如帕提亚，之类的斗兽神论。都是拿一些不知来源的东西，随便截图复制粘贴，炮制的一大堆神贴来混淆视听。如果不知道其中奥秘的，很容易就被他们的这种迷惑方式绕进去了，给的信息就是，唐朝盛世不过如此，明朝也是很垃圾，汉朝也是浪得虚名。
再比如恒罗斯的问题，
米南德分析得出怛罗斯之役唐军惨败，他依据的史料是：

然而可笑的是，同样的参考，却有这种记录——《李嗣业传》中是记载唐军有两万人，而《通鉴》则记载3万人，
而目前史学界认为最靠谱的则是《旧唐书 李嗣业传》和《通鉴》的2——3万人的说法，至于3万的记录可能是把附属部落的军队也算进去了。
另外，同样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中全文是——《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中全部过程仅记载为：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馀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
可见，谁在断章取义，谁在掐头去尾混淆视听，一目了然。
总之，同样一句话，完全可以变着法子来解读出各种不同的相反意思。

毫无疑问地，要抵御媒介的隐喻，培养辩证思维首当其冲。
网络是新媒介的主力军。网络是当今百姓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网络媒介的隐喻，对于人的思想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在知道了媒介隐蔽但却强有力的暗示作用之后，百姓应当提高辨别能力，在意识上对低俗的娱乐信息提高警惕，而对于一些偏激的观点，则更要额外留个心眼。此外相对于无穷无尽的知识海洋，人的认识必然是极为有限的，必要时应当“反智”，反对无聊无用的知识对大脑的强 奸，避免被媒介更深地奴役。与此同时，百姓应当主动吸纳理性的、知识性的、能促进培养辩证思维能力的信息，学有余力这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推普。
其次，则是在辩证思维的基础上端正史观。百姓应当主动树立起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以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在国史方面，则可以汉民族的民族史观加以补充。
在正确的史观被建立起来之后，便相当于建起了“防火墙”，对网络垃圾信息有了必须的判断力。
历史是对于现代共同体认知的基础，如同实验数据是自然认知的基础。要否定当下，必先否定过去。过去，是衡量当下的基础，更是决定未来路线选择和发展方向的基础。要正确的对现在进行定位与确定未来的路线选择和正确发展方向，就必须正确认识过去。欲兴其国，必先正其史。

最后，要限制好事者对于网络传播媒介恶意运用。
这样的好事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散兵游勇”——上文提到的，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瞎子。网络发言门槛的降低，使得他们得以依靠网络来发泄怨毒，散播疫病和痛苦。对于此类人，积极揭露这类人的丑恶面目和举报是良策，在发现度 娘战五渣置之不理之后，则应果断“反智”，避免他们对于思想的进一步侵害。
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民间资本尤其是境外买办资本的介入——资本本身并非没有意识，资本家是资本人格化，体现的是买办资本家的意志，资本介入的媒体更是如此。毋庸置疑，资本建立在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上，组织化、系统化的洗脑，相较于“散兵游勇”更具有迷惑性、煽动性。
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一旦媒介被控制便可轻易地对受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借助无线电和收音机，希魔剥夺了八千万德国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在网络成为主流传播媒介的今天，幕后资本推波助澜下，经由网络媒介传播的讯息，同样可以对大众的思想进行操控，使得大众最终在买办面前举起双手。
在资本的力量面前，光靠百姓的自身是难以抵挡的。所以，适当的监管和限制是必要的。切不可认为市场万能，切不可被“普世价值”忽悠瘸。有关部门对媒体的管理决不可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对媒体炒作的商业化、市场化的过程大而化之。一定要提高警惕，完善相关规定，进行必要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