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241-250）
241、
老舍先生有文曰《考而不死是为神》，记得几年前在《大众阅读报》作编辑时，曾在“趣文”栏目中选用过。近日参加了一个考试，一个硬着头皮不得不参加的考试。浑浑噩噩三个小时下来，竟不知所以。于是想起老舍先生的这篇文章的末尾一句：“假若考而不死，你放胆活下去吧，这已明明告诉你，你是十世童男转身。”完了，我不是十世童男转身，这一辈子也成不了了。我天生愚鲁，最头疼考试，至今仍在梦中被一场场考试弄得心惊肉跳，大汗淋漓地醒来。我估计凡是上过学的中国人，90%都会做这样的恶梦吧。考试定律是：你会的知识，考试题中永远都不会有；而人家出的考试题，你永远都不会做。
242、
想起上小学时，我的学习还算凑合，每次考试成绩也还可以，不至于被老师惩戒。那些不及格的同学可就惨了：轻者，老师让双手把试卷举过头顶，用脚后跟站到讲台的边儿上，时间一长，双腿发抖，从讲台上掉下去，老师就会用教鞭抽打。重者，是要直接挨揍的，用教鞭敲打后脑勺，抽小腿肚子，用板擦打手心，扇耳光，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这些幸免于难者，心惊胆战地坐在课桌后，不敢抬头。心里清楚，如果下次自己不及格，这些惩罚会不容置疑地落到自己身上。可是，多年后回头再看，那些学生再打再罚，学习依然糟糕，竟没有几个考上大学的。现在看来那些老师不亚于法西斯，但在当时体罚学生却是司空见惯的。
243、
上高中时，我数学不好，班主任侯老师对不及格学生的惩罚方式比那些“严刑拷打”更让人痛苦和难堪。念分数时，他先表扬那些优秀的学生，然后轮到念不及格名单时，他的声音突然大变，慢悠悠地，像是咬着后槽牙，拉着长声儿，抑扬顿挫，同时加以斜睨的眼神。他念到一个名字，就叫那人站起来，比如提到我时，他会这样：“李——树——冬——，四十二大分，站起来让大家伙认认你，考得真不少哇！别笑，还有比你考得少的呢，XXX，三十八大分……”我当时面红耳赤，真恨不得有个砖缝钻进去。如此一来，逆反心理起了作用，更加对数学没了兴趣。于是偏科，偏得厉害，数学一塌糊涂。幸好语文成绩常常名列前茅，考试时能给找回不少分来，也算挽回些面子。
244、
12月24日，翟营大街南二环往南一段马路上的路灯总算亮了。我们为此等了6年。就因为它位于城郊，市里不管，栾城也不管，反映了N次，都回答说，正在解决中。这条路的西侧，这几年新建了几个生活小区，我们的小区是最早建好的，如今这一片常住人口越来越多，来往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因为没有慢车道，所有的车辆都在马路上并行，再加上时常有在路边摆的货摊儿，乱停拉客的电动三轮，其杂乱程度，不堪忍受。摩擦、车祸、口角时有发生。当我们已经快失去了信心的时候，那些路灯却亮了。骑行在路灯下，竟好似在梦中。我们已经习惯了黑暗，真可怕！
245、
基督教的圣诞节，一个宗教的节日，商家们也不放过借此发财的机会，橱窗上喷涂了圣诞老人像和圣诞树，宣传的扩音器里连续不断地播放着圣诞歌曲。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个节日的由来和含义呢？由于东西教会的分裂，各自使用的历法不同，俄罗斯等国家信奉的东正教圣诞节历经千百年后，竟与天主教的圣诞节相差了十几天。东正教的圣诞节定为每年的一月七日。1997年的新年，我在俄罗斯与房东尼娜奶奶一起度过。我从菜市场买回了一棵小枞树，亲手剪了些彩纸，挂了些彩球，来装饰它。那年好像是中国的牛年，我还剪了两头牛。尼娜准备了些蔬菜沙拉、烤鸡、土豆泥、酸黄瓜。我买回了香槟酒。为了热闹，尼娜奶奶还请来了楼上也是独身的女邻居。于是，我和一个七十多岁、一个八十多岁的两位俄罗斯老太太度过了难忘的新年。朋友打电话来，问如何过得新年，我回答：“太幸福了，我和两位俄罗斯姑娘一起度过的——她们一位七十一岁，一位八十三岁！”
246、
到2008年12月26日，阿赫玛托娃的诗译完了100首，从大学时爱上她的诗歌，到毕业后在俄罗斯工作时接触到她的作品，1998年尝试着译下她的第一首诗，一晃就是十年。最早译的那两首，是在一本俄罗斯的月历上见到的，觉得短小可爱，便轻松地译了下来，1999年，那几首小诗发在我们自己编的民刊《诗魂》报上，2000年被《读者》第16期转载，同时转载的还有一首卡罗琳娜•巴甫洛娃《年轻的春天》。同是在1999年，《诗神》杂志第1期还发表了我译介的俄罗斯诗人楚赫诺的组诗《命运拥有思想和重量》。第9期刊发了我翻译的曼德里施塔姆的组诗《石头与哀歌》。没想到，第二年，这本杂志就改刊了，改成了我如今所供职的杂志——《诗选刊》。我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歌《稗子草》，就是发表在1992年《诗神》的第一期，曾获得1991年“诗神杯”全国新诗大赛的优秀奖，那时我正在上大学，诗歌的获奖和发表给了我写作的无限动力。这便是我与诗歌，与翻译诗歌，与《诗选刊》的渊源。
241、
老舍先生有文曰《考而不死是为神》，记得几年前在《大众阅读报》作编辑时，曾在“趣文”栏目中选用过。近日参加了一个考试，一个硬着头皮不得不参加的考试。浑浑噩噩三个小时下来，竟不知所以。于是想起老舍先生的这篇文章的末尾一句：“假若考而不死，你放胆活下去吧，这已明明告诉你，你是十世童男转身。”完了，我不是十世童男转身，这一辈子也成不了了。我天生愚鲁，最头疼考试，至今仍在梦中被一场场考试弄得心惊肉跳，大汗淋漓地醒来。我估计凡是上过学的中国人，90%都会做这样的恶梦吧。考试定律是：你会的知识，考试题中永远都不会有；而人家出的考试题，你永远都不会做。
242、
想起上小学时，我的学习还算凑合，每次考试成绩也还可以，不至于被老师惩戒。那些不及格的同学可就惨了：轻者，老师让双手把试卷举过头顶，用脚后跟站到讲台的边儿上，时间一长，双腿发抖，从讲台上掉下去，老师就会用教鞭抽打。重者，是要直接挨揍的，用教鞭敲打后脑勺，抽小腿肚子，用板擦打手心，扇耳光，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这些幸免于难者，心惊胆战地坐在课桌后，不敢抬头。心里清楚，如果下次自己不及格，这些惩罚会不容置疑地落到自己身上。可是，多年后回头再看，那些学生再打再罚，学习依然糟糕，竟没有几个考上大学的。现在看来那些老师不亚于法西斯，但在当时体罚学生却是司空见惯的。
243、
上高中时，我数学不好，班主任侯老师对不及格学生的惩罚方式比那些“严刑拷打”更让人痛苦和难堪。念分数时，他先表扬那些优秀的学生，然后轮到念不及格名单时，他的声音突然大变，慢悠悠地，像是咬着后槽牙，拉着长声儿，抑扬顿挫，同时加以斜睨的眼神。他念到一个名字，就叫那人站起来，比如提到我时，他会这样：“李——树——冬——，四十二大分，站起来让大家伙认认你，考得真不少哇！别笑，还有比你考得少的呢，XXX，三十八大分……”我当时面红耳赤，真恨不得有个砖缝钻进去。如此一来，逆反心理起了作用，更加对数学没了兴趣。于是偏科，偏得厉害，数学一塌糊涂。幸好语文成绩常常名列前茅，考试时能给找回不少分来，也算挽回些面子。
244、
12月24日，翟营大街南二环往南一段马路上的路灯总算亮了。我们为此等了6年。就因为它位于城郊，市里不管，栾城也不管，反映了N次，都回答说，正在解决中。这条路的西侧，这几年新建了几个生活小区，我们的小区是最早建好的，如今这一片常住人口越来越多，来往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因为没有慢车道，所有的车辆都在马路上并行，再加上时常有在路边摆的货摊儿，乱停拉客的电动三轮，其杂乱程度，不堪忍受。摩擦、车祸、口角时有发生。当我们已经快失去了信心的时候，那些路灯却亮了。骑行在路灯下，竟好似在梦中。我们已经习惯了黑暗，真可怕！
245、
基督教的圣诞节，一个宗教的节日，商家们也不放过借此发财的机会，橱窗上喷涂了圣诞老人像和圣诞树，宣传的扩音器里连续不断地播放着圣诞歌曲。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个节日的由来和含义呢？由于东西教会的分裂，各自使用的历法不同，俄罗斯等国家信奉的东正教圣诞节历经千百年后，竟与天主教的圣诞节相差了十几天。东正教的圣诞节定为每年的一月七日。1997年的新年，我在俄罗斯与房东尼娜奶奶一起度过。我从菜市场买回了一棵小枞树，亲手剪了些彩纸，挂了些彩球，来装饰它。那年好像是中国的牛年，我还剪了两头牛。尼娜准备了些蔬菜沙拉、烤鸡、土豆泥、酸黄瓜。我买回了香槟酒。为了热闹，尼娜奶奶还请来了楼上也是独身的女邻居。于是，我和一个七十多岁、一个八十多岁的两位俄罗斯老太太度过了难忘的新年。朋友打电话来，问如何过得新年，我回答：“太幸福了，我和两位俄罗斯姑娘一起度过的——她们一位七十一岁，一位八十三岁！”
246、
到2008年12月26日，阿赫玛托娃的诗译完了100首，从大学时爱上她的诗歌，到毕业后在俄罗斯工作时接触到她的作品，1998年尝试着译下她的第一首诗，一晃就是十年。最早译的那两首，是在一本俄罗斯的月历上见到的，觉得短小可爱，便轻松地译了下来，1999年，那几首小诗发在我们自己编的民刊《诗魂》报上，2000年被《读者》第16期转载，同时转载的还有一首卡罗琳娜•巴甫洛娃《年轻的春天》。同是在1999年，《诗神》杂志第1期还发表了我译介的俄罗斯诗人楚赫诺的组诗《命运拥有思想和重量》。第9期刊发了我翻译的曼德里施塔姆的组诗《石头与哀歌》。没想到，第二年，这本杂志就改刊了，改成了我如今所供职的杂志——《诗选刊》。我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歌《稗子草》，就是发表在1992年《诗神》的第一期，曾获得1991年“诗神杯”全国新诗大赛的优秀奖，那时我正在上大学，诗歌的获奖和发表给了我写作的无限动力。这便是我与诗歌，与翻译诗歌，与《诗选刊》的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