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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权威城市排名机构GaWC公布了2016年世界城市体系排名，在入选的361个世界城市中，广州位列第40位，并首次被纳入“Alpha-类”城市序列，这意味着广州首次进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
除了GaWC排名之外，近两年来，广州在全球权威的城市排行，比如“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首次进入该指数）、科尔尼公司“全球潜力城市指数”（从78上升至56）等“全球城市英雄榜”上的排名都有飞跃性表现。
在多个权威全球性榜单上出现大幅度排名上升，这背后是全球政商精英对广州近年来公共治理、经济发展的一种肯定。当然，更意味着广州在全球舞台上的无限可能性。
首先，权威排名是对广州城市品牌的一种国际化的信用背书，品牌效应长期有效。在全球经济重心向太平洋两岸的转移过程中，全球一线城市这一城市品牌将极大地降低广州和全球对话的成本，更一进步提升广州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效率。
再者，城市品牌与跨国公司的“城市情怀”不谋而合，这会衍生出一种高端要素的强大吸附机制。在生产要素流动，尤其是金融资源流动全球化无法逆转，跨国巨头疯狂追逐理想投资地的时代，广州将搭上以跨国巨头为发动机的新一轮全球化快车。
更重要的是，城市品牌的背后是“城市信用”，广州的“城市信用”正在不断被夯实和提升。从小处说，这有助于吸引实体资本，提高本地实体经济对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可进入性。
从大处说，“城市信用”更将汇聚为“国家信用”。在中国新一轮引进外资，夯实人民币币值等国家性金融议题上，广州作为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崛起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国际城市排名为何爆发“广州现象”？
在GaWC世界城市排名中，世界城市被分为四个大的等级——Alpha、Beta、Gamma、Sufficiency。Alpha级别以上被公认为国际一线城市，在全球竞争及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Alpha类城市一直是4个，分别是香港、北京、上海以及台北。在最新的2016年分类中，广州成功从Beta+级成功晋级Alpha-类，成为中国第五个晋升Alpha大等级的城市。
GAWC排行榜并不只是一个城市现实经济竞争力的排行榜，而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化水平等多个纬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它指向的是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和未来潜力。
除GAWC排名之外，在多个国际城市排行榜中，广州排名全都大幅度上升，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广州现象”。
前不久，全球知名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了2017年全球城市排行榜，在其中的“全球潜力城市指数”排行中，广州排名上升迅速（从78上升至56）。榜单的衡量指标主要是城市公共治理、基建、创业环境和外商投资便利等。
这份排名的“投资导向”非常明显。科尔尼合伙人、城市指数报告的作者之一Mike Hales 表示，这份榜单通过历史数据全面分析哪些城市具有投资价值，从而协助全球企业经理人做出业务增长或建立区域业务中心的决策。
该指数强调，创业生态环境是决定一个城市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比如，旧金山连续三年蝉联榜首，主要因为其人均专利数全球领先，而且私人投资与企业孵化器的发展水平较高。
过去两年，巴黎位置也不断上升，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幅提高。有观点认为，巴黎排名提高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巴黎是传统辐射北非法语区的金融中心。由于北非动乱，导致外部资金因避险而大量涌入巴黎。
在西方，部分城市排名的提高的确得益于基于战乱、恐袭的资金避险效应。而对中国来说，部分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也正在不断挤出创业者和创业资本。而广州是中国内地一线城市中，少有的有效遏制了高房价的城市，这是创业大潮在广州兴起的原因之一。
风投的活跃是创业大潮的重要指标。2015年，《关于促进广州市股权投资市场规范发展暂行办法》出台，国内外一批有影响力的股权投资机构相继在广州落户，也带动了本地风投的崛起。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旬，广州已集聚各类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私募基金机构3000多家、管理资金规模6000多亿元。上半年，广州股权投资机构数量和管理资金规模分别猛增74.7%和66.7%。
2017年6月，“（第十九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首次在广州举行，广州作为作新兴的风险投资之都正走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大舞台。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是一座城市发挥枢纽价值的重要条件。风险投资机构的崛起只是金融枢纽的一个截面，在整个“大金融”的资源配置上，广州的进步正在得到了国际性认可。
2017年3月，第2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发布，广州首次进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体系，全球排名第37。
GFCI从营商环境、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城市声誉等方面对全球重要金融中心进行评分和排名。广州在“人力资源”、“金融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等指标上的优势最为突出，这意味着广州作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但在于现状，更在于潜力和未来。
重新点燃跨国巨头的“广州情怀”
从根本上讲，广州排名上升的理由并不复杂。一是经济基础，以工商业特别是创新产业、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断“逆周期”做大做强。二是治理基础，高效而科学的城市治理营造了成本合理的营商环境，遏制了中国一线城市饱受诟病的“脱实向虚”趋势。
三是城市潜力，即通过推进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建设，以及对原有科教文卫优势的巩固和提升，广州在中国南部乃至亚太经济地理版图中，作为一个资源配置中心的地位正在重新崛起。
“城市品牌”的最大价值在于吸引更多高端要素汇聚广州，推动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建设，让广州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资源配置中心。吸引高端要素，首先要吸引一流的跨国企业群体。
跨国企业和全球性城市，越来越不可分离。比如，国际城市排名的不断攀升就是对跨国公司吸引力一个重要的量化体现。因为，在绝大多数国际排名中，跨国企业的经理人对该城市的评价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排名评价指标。
城市和跨国公司的交互，并不只在于经贸往来和资金的流动，更在要给跨国公司一种基于良好城市治理和城市市场机制的信任感。培育这种信任感，必须首先理解跨国公司到底有一个怎样的“城市观”。
研究西方近代大企业的发展历史，很容易发现，但凡历史久远的大企业，最初无不诞生在英美德法等国的自由港城市或远离王权的内陆自由城邦。除了物流成本低、要素集聚效率高这样经济便利之外，还在于这些城市拥有着更好的产权保护机制和契约自由环境，让企业家精神得以开花结果。
西方的历史传统决定了其大企业的崛起和城市、城邦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可以说，几百年以来，“城市”二字已成为了西方工商业文明的一种精神价值。跨国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地时，既是选择国家，也是选择城市，这是一种跨国公司基于自身历史传统的一种“城市情怀”。
比方说，在1990年代浦东开发之后，大量跨国公司投资上海并设立中国总部。但客观地说，很多企业都是基于城市情怀，而未必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考虑。在存在严格管制的金融领域，批文发出地主要是北京，而外资银行多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这似乎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
中国拥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经济发展模式，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全球性的枢纽城市是提高经济运行、资源配置效率最好的空间载体。事实上，这已经越发成为一种中西方都拥有的共识。
在产业界，除了少数领域如军工等，跨国巨头早已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和国界的经济动物，哪里有最好的市场潜力，最好的营商环境、要素和基建的配套，它们的投资就会流向哪里。换个角度看，当绝大多数跨国巨头都成为上市的公众公司的时代，这不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要求。
2017年12月，《财富》全球论坛将于在广州举行，主题为“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局”。众多世界500强企业、政府和全球名流将齐聚广州，探讨如何以开放的心态及创新的方式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构建世界经济新格局。这是广州和全球跨国公司建立互信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
改革开放后，世界快消巨头宝洁公司曾以广州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带动了一大批500强巨头投资中国的大潮。而如今，跨国公司的“广州情怀”再次被《财富》全球论坛点燃，这意味着广州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正步入正途。
此前，广州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吸引港澳台的制造业资本，珠三角形成以广州为核心的全球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制造业地带。港澳台的制造业资本是“中国制造”崛起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对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它们很难算得上是高端要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传统的低端、分散的制造业正遭受挑战，广州需要在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发挥新的作用——吸引代表未来产业趋势的高端要素。
必须利用城市排名的“信用红利”
国际权威性的排名，对一座城市来说，最根本上的价值是一种“城市信用”。在金融要素流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信用更显得越发重要。它对本地实体企业对接境内外资本市场，会带来极高的信用溢价。一是增强本地企业的金融资源可得性，二是一定程度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一个必须注意的数据是，2016年广州全市直接融资余额达1.35万亿元，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达65.7%，居全国大城市第一位，为各类企业减少财务成本超过250亿元。在这些直接融资中，相当比例是债券融资，债券融资的成本远低于银行贷款。
债券融资的利率取决于企业还本付息的能力、发行期限等多种“内在因素”，但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现实，发行利率也会受到企业自身之外的“外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对地方国企来说，城市的公共治理水平、经济现状、增长潜力以及财政实力等都会是融资成本重要的定价因子。
在这个意义上讲，广州企业之所以在境内外（内地和香港）债券市场广受欢迎，并能以低利率融资，这和近年来广州实体经济强劲，财政收入稳定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随着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的推进，大量境内外的长期资本不断进入广州，更夯实了这座城市的经济前景。
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1—5月，广州全市直接融资余额达1.22万亿元，在大城市中仅次于北京（1.49万亿元）、上海（1.38万亿元），持续位居全国大城市第三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吸引境外直接股权投资领域，广州为内地城市做了一个好榜样。2017年一季度，广州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508家，增长40.3%，实际使用外资18.86亿美元，金额规模全省第一。
基于当下的全球资金流动新趋势（美国进入加息通道），以及中国特殊的金融稳定需求（保人民币汇率），吸引境外投资，这不但是一座城市的大事，而且也是国家的大事。中国是个资金充裕的国家，那么为何境外资金流入，特别是美元流入现在却越发重要呢？
一是浅层的原因，即跟随境外投资而来的可能是技术。当前，西方最前沿的技术都掌握在跨国巨头的手中，它们要么持有创新企业的股权，要么直接掌握新技术的专利，它们在全球各地的投资，会带去技术，也会在当地产生强大的“技术外溢”效应。
另外一个原因同样关键，但很容易被忽略。现阶段，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特别是人民币汇率的坚挺，迫切需要吸引更多的优质外资。
这里涉及一个简单的国际资本流动原理。目前，中国的外乎储备已经从“四万亿”下降到“三万亿”的水平，外资的进入将有利于外汇储备的积累，而外储则是货币当局干预汇市，稳定汇率和国家金融体系的“子弹”。
在这个意义上讲，即便中国没有必要继续保持如此高的外汇储备存量，但通过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继续打造一种外资持续流入的预期非常必要。这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内在要求。
2017年7月，香港与内地“债券通”上线，其中，“北向通”已正式运行。“北向通”，即境外投资者通过香港市场“北上”投资于内地债券，简单而言，就是外资进入内地。为何开通“北向通”，显然就是在打造外资（债务资金）流入的便利。它对当前的中国太重要了。
一个国家，要吸引外资可以从很多维度考虑，一是资产维度，即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版图内，有着极具增长潜力的企业的股权或其他能够稳定增值的资产品类，比如债券、房产等。
二是城市维度，即这个国家的全球性城市都有着良好的城市治理、高效的“软硬”基础设施、合理的营商成本（特别是地租），从而能够为境外的长期资本以及跨国公司的股权投资，提供足够的现实机会和想象空间。显然，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中，广州符合这个条件。
吸引外资，不论是股权资本，还是债务资本，它们既是城市本地实体经济发展的必须，也是国家金融稳定，本币币值坚挺的重要保证。
随着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广州在国际上的城市名片越发靓丽，这无疑为吸引国际高端生产要素提供了良好的“城市信用”支撑。更重要的是，这种“城市信用”也会不断汇聚为有助于国家金融稳定和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国家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