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我父母单位是个流动性的工程团（新疆兵团所属），职工清一色是内地知识青年，基本无少数民族。所以我们这帮职工子弟天然的就和单位外的维族巴郎为敌，见面就打架，七八岁就能熟练的使用地上的木棍，石块进行战斗，头破血流是常态，至今我脑袋上超过3针的疤就有3条。那时候民族之间对立没有这么强，小孩打架的流程也是千篇一律:打架，受伤，输得去包扎，赢的家长带着去对方家道歉，小孩们相逢一笑泯恩仇，下次见面照样下狠手。在这不得不为那时候的父亲点个赞，打架输了回家再挨顿打，赢了去低头道歉回家吃顿好的，我始终觉得一个民族这样的教育永远不会怂。然而现在的汉人已经变了……

不得不说当时的汉人确实看不起维子，从我现在逻辑里否认而骨子里却确信的是从维族人一生只洗三次澡，到他们从不拭秽……
我十岁那年生了场大病，单位卫生队水平不行，住进了若羌县医院。当时我住的那病房有好几张床，都住着一群汉人小孩，各种毛病，其中还有肝炎，但都相安无事，家长们相见甚欢。直到一个维族小孩住了进来，气氛瞬间凝固起来，大家之间的交流也基本没有了。到了下午开始有人陆续的转病房，我则是傍晚时分直接出院回家。当时我父亲给我的解释是说维族人卫生太差，怕有疾病传染给我，所以出院回家。现在想想，嘿嘿！

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的开始时间我觉得在83年前后。一天晚上九点多，我们一家吃好晚饭，我父亲在给我开小灶补课，家里闯进来一个父亲同事老婆，很焦急的对我父亲说她男人老崔早上出门到现在还没回家，央求我父亲去找他。父亲皱着眉头问了她几个问题出门了，过了不久带了两个叔叔回到家，很**一人背着一支56冲，和我母亲说了几句，出门找人去了。直到现在我还深深的记着当时他们的神情，父亲决绝的目光，母亲担忧的叹息，同事阿姨焦虑的表情……
这事不久后春节期间，我听到父母在嘀咕:罗拐子被捅死了，年初四在喀什汽车站喝酒上厕所被维族人捅了七刀……

85年是我家生活一个低谷期的开始，从那时开始父母单位一直停留在吐鲁番，工资从一年拿6个月到拖欠最多达30个月一直都是工作生活的主旋律。
当时父母之间对话最多的词是承包。父亲情绪不好开始经常醉酒，醉酒后的骂声里出现最多的名字是某矮子。
到了87年大家的日子愈发的难熬起来，其他的我不说了，就说当时好几个中学生高中生的自杀，有卧轨的，割腕的，喝敌敌畏的。这些孩子自杀的原因看试多种多样，归根到底就一条，日子难过，没钱，家暴……
就这样，父母看我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不是个事，狠狠心把我弄回了上海读书。

现在回头想想，新疆如今的局面和我这种人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当年那个准军事化的兵团如今只剩下老弱病残，我们这批中生代的骨干基本都离开了新疆或者离开了兵团。2012年小学同学聚会我去参加了，当年的36个同学20多个在内地，还有的自己做生意，留在地方政府和兵团的人只有6个，我记得很清楚6个。6个人里还有一个在05年处突中牺牲了，这个同学是我小学时代玩的最铁的一个哥们，我04年结婚他飞到上海来参加我的婚礼……
如果说当年的兵团在经济上没有受到那样严重的打击，我们这批人哪怕留一半在兵团，我想现在新疆的局面也会好很多吧？

有时候想想，兵团的衰弱和某些势力的浮现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是巧合还是……？不寒而栗

对我而言，一直觉得父亲是位英雄。尽管他对我不苟言笑，尽管他拿皮带抽我是劈头盖脸，但我还是如此认为。
困难的生活其实对于我家影响并不是很大，靠着铁路线他很快找到了赚钱的手段，和52次列车那些列车员倒卖上海的物资，大米、的确良布、半导体电视机等等，或者是新疆的瓜果羊肉带到上海去卖（我爷爷和几个叔叔都在铁路系统，父亲小时候玩的圈子就是铁路子弟，参加工作后也基本在铁路系统）。所以我家当时的生活水平在那个环境里属于中上了。
我读中学的一个暑假回到父母身边，诧异的看到家里多了个巨大的书桌，上面满是纸张，布帛，毛笔颜料这些画画用品。一问才知道，父亲和一个同事合作画画卖钱（合作同事就是前文中提到的老崔崔老师，满族人，据说他爷爷是清末宫廷画师），当时地方政府的官员都好这一口，喜欢在家里办公室挂上一幅画。崔老师擅长人物花鸟工笔，父亲擅长山水写意。就这样，让我独自在上海的几年里没过上一天苦日子。
94年母亲脑出血后病退回到上海养病，父亲为了方便照顾母亲和不影响我的学习，毅然丢弃了他的职位，停薪留职回到上海，当时发不出工资，以前谋身的手段也没用了。父亲想办法，托关系，靠上了徐汇区少年宫，给上海各个小学贩卖红领巾，鼓乐队的乐器和制服。当时他不会骑车，是我教了他半个月学会的。我家住在浦东，那时候的他每天清早骑着车到闵行的工厂拿货，骑着车一家一家学校送去，最远的学校有南汇的书院镇，宝山的罗店镇，一天经常骑车100多公里。就这样没多久，家里的平房翻成了洋楼，面包车也买了，家里的低谷期算是真正的渡了过去。
现在想想，像父亲那样的人，年轻时吃过各种的苦，再大的磨难都经历过，这种事的确击倒不了他！

62个人阅读，谁看了留个名呗

一个儿时的朋友到上海为自己的产品做宣传，忙好后我两单独聚了一次。
酒酣时我问他，你的厂有没有维族人？工作咋样？他闻言摇头苦笑:当初在原料所在地附近办厂，打点好关系后准备大干一场，这时候当地基层政府找上门一堆废话，言下之意就是为了经济建设，为了民族团结，你这厂子里能不能安排几个维族同胞？这小子从小在这环境里长大，怎么会不懂这顶帽子的厉害？尽管心中一万个草！拟！马，还是咬着牙齿接受了。
为了安排这批同胞，他也算是煞费苦心了，十几个人打散分配到各个混日子的岗位上去，扫地的，看门的，搬运的。和带班工头说好:只要
这批人不出幺蛾子，偷懒就偷懒吧，就当养着批大爷了。
这帮大爷进来没几天，就找到他办公室，说中午休息时间太短，他们吃不好青蒸餐（两小时，工人都住附近，回家吃饭），要求延长一个小时，这小子心里不爽，但是念叨着和谐两字点头了。
又过了几天，这帮大爷又找了过来，对他说，村里老人对他们上周没做礼拜很不满，要他们这个周五一定得去，否则怎么怎么。所以大爷们要求以后周五让他们放假，工作可以不做，信仰不能丢失。这小子喘了半天气，最后还是捏着鼻子认了。
又过了没几天，这些大爷陆续的过来预支工资（距离他们进厂没满一个月），借口不外乎家里谁谁谁病重了，要住院。深知这套猫腻的他也没法子只好给了工钱，而且还精准的预料到下星期是看不到他们了。
就这样，没两个月整个厂子都知道了这些个破事，汉族工人也开始玩起了这套把戏，到了第四个月，他咬着牙把这个工厂停掉了，账目结清后他几乎赔上了所有的身家。
痛定思痛后，我朋友决定把厂开到他爱人家那边（他爱人家在当地很有些势力），情愿顶着高额的运费也不用一个少民，就这样他的厂逐渐的做大。他感慨到:当年他不是痛下决心，这辈子就翻不了身了。
从这我想到，有次我八月去新疆，看到大批的四川，湖北，湖南民工，问了当地朋友，这批人都是去收棉花的，没内地人来干活，大部分农作物都得烂在地里，那我问维族人咋不干？这活干三四个月，够用一年了。朋友对我笑笑，嘴角略微弯起点弧度说:毕竟人家的交义劳动可是奴隶干的，劳动可耻。我们只是负责征服！

旧照片，新疆特色房子地窝子，挖个长方形的坑，两米左右深，上面盖个屋顶，冬暖夏凉

86年，吐鲁番我全家福，墙上的两幅画出自我父亲的手笔。

第一次回上海是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到了三岁被父母接回新疆亲自带，所以当时路上的事没有一点记忆。
第二次回上海是在六岁，路线是从南疆的且末县做五天汽车到乌鲁木齐，再做四天三夜的火车。
第一次离开家出远门（记忆里），心中还是非常的嗨皮。第一天的车程还好（单位到乌鲁木齐办事的解放卡车，后面有个棚，随车的基本就坐在后面），一路上都是沙漠，99%的路上看不到一个人，一间房子，甚至一个活物。
天黑时分到了一个所谓的招待所。马路边种着几颗树，几间干打垒（当地的一种建筑形式）房子围成一个大院。几个人下了车后，活动着手脚进了房间，我发誓我这是我这辈子住过最差的地方。一间大概五十多平方的房子里靠墙两排大统铺，在油灯的微光里看到上面铺着肮脏的泛着油光的褥子，角落里一堆同样颜色的被子，甚至还有几个鸡别子（一种跳蚤）肆无忌惮的在床上欢快的爬着……房子中间放着一张瘸腿的桌子，条凳亦是如此。原木的条纹外包着一层黑乎乎的包浆（不清楚的可以参考身边玩文玩朋友的珠串手串），靠近后还能闻到一股浓烈的羊膻味。
晚饭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大碗里绿乎乎的食物，不管大人小孩都是皱着眉头喝光的。
清晨起来，每个人身上都有着若干的大红包且奇痒无比，从这到回上海的整个路上，挠痒痒是打发时间的一个乐趣。
后面的两天始终在沙漠中向着库尔勒市前进，唯一的好转就是招待所条件相对越来越好。到了库市住进了农二师师部招待所终于睡上了单独的房间。
出了库市，就到了整个行程里最惊险的一段路，翻越天山。
当汽车行驶在天山脚下的时候，每一个人仰望着白色山峰都会生出一种渺小感来。道路始终按着Z字型在延伸，我们也逐渐的把冬装套在了身上。马路坑洼积雪，可能下一秒就会陷入进去，这时候大人们就会拿着大概宽20cm，长2m左右的铺板垫到轮胎下面，然后把车子推出去，一天的路程，这样的情形起码经历过十几次。车子到了山顶附近，没几个人敢看车外，单车道的雪路，边上就是几百米深的峭壁，浅的地方还能隐约看到汽车的遗骸。后来听那驾驶员吹牛说，中国最险的两条线我都熟悉，青藏线和天山线（现在高速公路都有了，过山走隧道），他当兵确实在西藏。
后面的几年里这段路我经历了十几次，让我有了一个炫耀的资本。比如有次去三清山玩，汽车就在那种山间里开其他人都会大呼小叫，对比着我的淡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