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祖父梁通的影响，梁颢从小就性格刚强，勤奋好学，十分刻苦。梁颢在十多岁时，梁通领他拜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进士出身的王禹偁（954～1001年）为老师。刚开始，梁颢遇到疑难问题，去请教王禹偁（chēng），王老师只是微微一笑，不屑回答。梁颢自尊心受到极大刺激，转身离开，继而发愤读书，刻苦钻研。几个月以后，梁颢再次去请教，问题提得既深奥，又关键，王禹偁始料未及,张口结舌,回去仔细研究思索了好几天，才勉强进行回答。从此，王禹偁对梁颢刮目相看，赞赏不止。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梁颢来到汴梁，第一次参加京城会试，但不知是主考官眼拙，还是梁颢发挥失常，才华横溢的他，竟然出人意料的落榜了。京试未中，梁颢便没有回家，直接留在了京城，继续攻读。这时他才19岁，就敏锐地洞察出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于是，梁颢直接向皇帝上书，就科举考试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唐代选官取士渠道通畅、科目众多，所以人才济济，兴旺发达。宋代科举选拔人才，仅以诗赋、策论来考察取士，途径狭窄，限制了人才的选拔；应广开科目，注重治国治民的实际才能，甄拔人才。梁颢在上书中还慷慨激昂地写道：我论述古今朝代兴衰、君臣得失、文士百姓的忧愁欢乐、贤愚人的录用弃舍，是为了国家能更好地选用确实有真才实学的人。虽然，宋太宗对梁颢的上书，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但他年纪轻轻，竟有如此胆识，也给宋太宗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雍熙二年（985年），经过三年的充分准备，梁颢第二次参加了京城会试，获得第一名，取得了进入皇宫，参加殿试的资格。在皇宫的殿试中，梁颢按试题要求，当场写下了雄浑篇章《庭燎赋》（有说此文是晚唐诗人王起所作，待考证），文章言语生动、富有新意、沉博绝丽、脍炙人口，博得了皇帝和考官们的一致赞赏。殿试结束后，太宗亲自召见梁颢，仔细询问了他的门第、出身，朱笔钦定为头甲第一名，成为了北宋开国以来的第20名状元。这年梁颢年方二十有二。
宋朝是重文抑武的朝代，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像梁颢这样有才华的文化人更是十分难得，太宗因此非常喜爱，立刻将他列为高层后备干部，重点进行培养。首先，太宗叫他先去北宋当时的第二大城市、陪都大名府（现河北邯郸市大名县）担任观察推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级法院院长）。锻炼两年后，又把他调回中央机关，任命为右拾遗（专管监察的官员）、直史馆（修撰国史高级编辑）；同时还负责彭门登闻院（相当于国家信访局），赐以绯（红）色官服。古代官服从唐朝开始以颜色区分大小。三品以上官员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史书专门记载赐梁颢绯袍一事，说明了当时皇帝对提拔重用这个年轻人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正当梁颢备受皇帝宠信，青云直上时，天有不测风云，朝廷发生了一起“马周事件”，无意之中，将梁颢卷入其内。马周事件的主人公实际名叫翟颖，是个专爱拨弄是非，告人黑状的奸险诞妄之徒。此人还心高气傲，自诩为唐代与魏征齐名的御史马周，故改名翟马周，多次向朝廷自荐，有能力担当天子的首辅大臣；但却始终没有得到重用，便怨气冲天，到处发表狂怪之辞，诋毁朝政。梁颢在大名府做推官时，太守赵昌言与戊寅科状元、左补阙胡旦同岁，交情很好；而翟马周又是胡旦的密友。因都是高才文人，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喝酒吟诗，来往频繁。一次，翟马周又上疏诽谤朝廷，激怒了皇上，被逮捕入狱，发配到海南岛。赵昌言、胡旦、梁颢等人因受此事牵连，全部被贬。梁颢受到降职处分，被派到虢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担任司户参军（相当于民政局长）；而后又被派到山东鱼台任知县，兼任大理评事（相当于最高法院驻当地的调研员）。因被贬期间，梁颢毫无怨言，表现突出，且政绩斐然，大约公元992年，宋太宗又将他调回京城，任命为殿中丞（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继续兼任史馆（掌修国史的官），而后历任开封府推官（京城法院院长）、三司关西道判官（财政部关西地区巡视员）、太常博士（负责礼仪官员）。
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祖父梁通逝世，梁颢回家服丧；不久，太宗崩驾，真宗即位。真宗在当太子时就十分欣赏梁颢才华，登基后立刻下诏叫梁颢回京赴职，改任右拾谏（专管监察的官员）。真宗新皇上任，急欲干出成绩，于是下令叫群臣都为国家如何尽快强盛出谋献策。此时，梁灏正在赴陕西出差的路上，在途中撰写了《听政箴》献给皇帝，提出了紧缩国家财政开支，减轻百姓税赋徭役，休养生息，强国富民的治国方针，得到了真宗的重视。梁颢回京后，立刻任命他担任度支判官（相当于国家财政部部长助理），让他按照奏折所提方案，进行财政体制改革。
咸平二年（999年）九月，辽国萧太后、辽圣宗率兵南下，又一次向宋朝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宋军边关主帅傅潜性格懦弱，又不懂用兵之道，仅派了一万人，叫属下将军范廷召带领，去高阳关阻击敌人，许诺然后派兵增援。但当范廷召率兵与辽人惨烈战斗时，傅潜却畏敌如虎，贪生怕死，不去支援，致使范廷召全军覆没。边关形势十分吃紧，真宗不得已，决定御驾亲征。十二月五日，真宗的亲征大军从汴梁出发，梁颢奉旨随驾出征。宋朝大军九日进驻澶州，真宗在澶州行宫立刻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粱颢献计说：当前必须严格军纪，赏罚分明。杀掉傅潜，以振军威。挑选十名有勇有谋的将军各率精兵，分十路进行埋伏，发现敌军前来，用烽燧（夜里以火光为号称烽，白天以烟为号为燧）传警，各路人马一起出击，合围歼敌。他的建议立刻被真宗采纳，下诏撤除傅潜的官职和爵位，交给御史府审判治罪；派出十路兵马迎敌，终于打退了辽军的进攻。
为了表彰梁颢的功绩，回京后，宋真宗提拔他为知制诰（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代皇帝起草诏令，并赐金章紫绶。金章紫绶（紫色印绶和金印）在古代只有丞相才有资格享用，皇帝赐予梁颢，表示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和奖赏。从此，真宗越来越信任梁颢，凡是接到大臣的奏章，都交给他先看，并拿出是否可行的意见，再报与皇帝；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大考由他负责；更可贵的是，将皇室头等大事、修编《太祖实录表》和《起居注》的重任交给他和当时著名的才子、史学家钱若水共同去做。
咸平四年（1001年）真宗又提拔梁颢为右谏议大夫（专门向皇帝提建议的官员）兼户部使（相当于国家财政部部长），后又任命为翰林学士（皇帝的高级顾问），并且兼管审官院（宋代中下级文官管理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人事部部长）。
景德元年（1004年）初，梁颢被任命为开封府府尹（相当于现北京市市长）。因为宋太祖赵匡胤是靠政变上台的，所以，他特别害怕身边的人叛变，从建国开始就对京城开封府府尹的选拔任命极为重视，要求也是相当高，既要对自己绝对忠诚，又要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政治素养。以后的历代皇帝都效仿太祖的做法，高规格、高层次配备京城开封府府尹，便成为了北宋政坛的一个惯例。因此，在北宋当过开封府尹的著名人物，在历朝历代中也是最多的，如有寇准（961—1023）、范仲淹(989－1052)、包拯（999—1062）、欧阳修（1007－1073）、蔡襄（1012－1067）、司马光（1019－1086）、苏颂（1020－1101）、苏轼（1037－1101）、宗泽（1060～1128）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及军事家；就连宋真宗本人，以及他父亲宋太宗赵光义，在当皇帝之前，也曾都当过此官。梁颢能入开封府，足见他在真宗眼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同年六月，就在梁颢春风得意，坐镇开封府，准备充分施展自己的卓越才华和政治抱负时，可上天却不再给他机会，仅不到半年的工夫，就不幸身染暴病，死在了办公桌前，享年只有42岁。本来还可以干成许多大事的年轻政治家，就这样过早的与世长辞了，真是千古遗憾。
梁颢逝世一百年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北宋学者陈正敏（生卒不详）在他的笔记体著作《遯（dun）斋闲览》（成书时间大约在1102一1110年间）中错误的记载：梁颢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书中还录有自称是梁颢做的《谢启联》和《登第诗》。
《谢启联》云：皓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意思是：直到年老头白还在钻研经书备考，仅比传授《尚书》的汉代经学家伏生成名时小八岁；平步青云当高官，已比周朝姜太公拜相时大了二岁。
《登第诗》云：天福三年（938年）来应试，雍熙二载（985年）始成名。饶他白发巾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观榜更无朋辈在，到家惟有子孙迎。也知年少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
联和诗虽都是梁颢本人的口气，但根据内容和文风分析，显然是他人伪托或戏作，不可能出自以严谨稳重著称的梁颢之笔。
后来，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1223一1296年）在编撰古代儿童启蒙教育读物《三字经》时，可能是受到陈正敏错误的影响；也可能是明知实情，为了增加典型性，故意编造一个活到老、学到老，孜孜以求，终成正果的人物形象，以教育激励后生小子发愤读书。所以，他将错就错，写道“若梁颢，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 硬将一个青年俊才状元描述成白发苍苍的老翁 。
最不该错的是元朝修编的《宋史·梁颢传》。书中记载：“景德元年(1004年)，权知开封。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编史历来是一项十分郑重、严谨的工作。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准确无误，是编撰者应具备的最起码素质。《宋史》是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的，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史之一，被历朝历代奉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这样一部严肃、重要的史书，怎么可以不做考证，不查典实，而随意听信，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脱脱和阿鲁图的治学态度实在令人怀疑。
由于《三字经》是一本启蒙读物，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在中国广泛流传，影响最大，几乎家喻户晓，妇幼皆知。所以，通过读《三字经》知道梁颢的人，要比读史书了解梁颢的人，不知多出多少倍，梁颢因此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状元之一。对此，我们还是应该对《三字经》在传播梁氏文化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感谢。

多读多记多益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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