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变的理由，是“魏忠贤矫诏”，也就是假传圣旨，这也应该是某些人发动民众的一个理由，从历史资料看，这次拿人，是奉旨办差，不存在假传圣旨的问题。

事后，五个被杀的人:颜佩韦、马杰、杨彦如（有的资料说杨念如）、沈杨、周文元。其中周文元是事主周顺昌的轿夫，其他四个人应该是商户子弟。

这五个人被杀的原因，是民变打死了官旗，这官旗是锦衣卫还是东厂太监，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明确的说法。有些资料说打死了两个官旗，我目前只看到了一个，叫李国柱。

如果只是简单的民变，群情激奋，还不至于有五人被杀，因为民变打死了奉旨办差的官旗。用法制的观点说，打死人了，这事总该有人负责，最后就是鼓动民变的五个人被杀。

负责拿人的官旗，也应该有责任，可能是路上跑的快了，早到了两天，也可能是想弄两钱花，弄个跑腿钱，这应该是当时差役的一个通病，到了以后并没有开读圣旨，而是延后了两天，这就给了有些人策动民变，提供了时间。

从情理上说，苏州民变做的很愚蠢。在古代，要想让那些差役有多高的思想水平，有多高的素质，几乎是不可能的。路上紧跑快跑，提前两天到达，手里又有圣旨，蒙吃蒙喝、弄两个钱花的意图比较明显，但是呢，从潜规则来说，这些差役不会跟事主要钱，你事主只能偷着给。如果张嘴要钱，就是索贿，这在任何时代都属于违法，如果事主偷着塞钱，这就是千百年形成的潜规则，谁都明白。从历史资料看，那些官差，没有跟事主要钱，事主也肯定没给。所以官差索贿的问题不存在了。第二，官差既没打事主，也没骂事主，因为拿人是在开读圣旨之后，才拿人的。而圣旨还没开读呢，就出现了民变。

实际上，官差提前两天到达，只能说对事主有好处，这给事主提供了上下通融的时间，事主也可以有时间跟家人告别，有些什么事早做交代。如果事主上下通融的好，最低限度也能让事主有点面子地被拿走，等宣读圣旨之后，该上锁链不上了，该上木枷不上了，最起码可以不当着家人和乡亲们的面，上这些“法器”，压解路上，事主也可以少受点罪。

苏州民变，不仅不能说明东林党人反强权反暴政，反倒说明了东林党人平时有权有钱有势，习惯了霸道作风，根本就没把几个官差放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