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鸟铳的来源问题,明代史籍就有不同的说法，有“外来说”，也有“原有说”。在外来说中又分为“倭夷说”和“西番说”。
持“倭夷说”的有清代《钦定续文献通考》等书。该书引明人唐顺之曰：“国初止有神火枪一种，而佛狼机、子母枪、快枪、鸟嘴铳皆后出。鸟铳.....于神枪而准于快技火枪，至此而极，是倭夷用以肆机巧于中国而中国习之者也。”《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34)《练兵实纪》说：“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卷5) 何汝宾《兵录》：“兵法曰以火佐攻者，明诸器之中，鸟铳第一，中国原无此器，传自倭夷始得之。”
《登坛必究》则持“西番说”:鸟铳传自西番未得其妙，岁戊申卢镗破双屿，获善铳者，授其肯綮，命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始精绝云。”(王鸣鹤:《登坛必究》卷29)
持中国原有说的有邓若曾的《江南经略》和王圻的《续文献通考》诸书。如《江南经略》载:“若以火器言之，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尽古今火攻之具，靡所不有，藏之武库，每岁神机营军演习，奇名异状，人多不识其用，不啻数百种而已也。今人胥言佛狼机鸟嘴铳传自番舶，若曾闻之参将戚继光云，昔署卫印时，尝发山东地窖佛狼机，乃成祖所蓄，年月铸文可稽，又于卫库中见鸟嘴铳，皆倭变未作中国所故有者。”(《江南经略》卷8 上)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16《兵考.军器》亦载此说，文字基本相同，此略。
另外，《英烈传》描述明初的战斗场景时记有“鸟嘴”，似为鸟嘴铳。该书第194 页有“那船上只是把喷筒、鸟嘴、火炮、火铳不住的打过来”的记载。该书第209 页有“其余步兵，依着马军向外面而立,一个椰样间着一个钢叉，一个滚牌间着一个鸟嘴，并一个长枪”的记载。那么，鸟铳究竟是如何加入明代兵器系列的呢? 我们不妨对以上诸说作一分析。
原有说中的第一条材料说的是，在倭变未作之前，戚继光曾在卫库中见有鸟嘴铳，而戚继光本人在《练兵实纪》中却说“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这样一来不是和戚继光本人说的相矛盾了吗?
《兵录》里“中国原无此器,传自倭夷始得之”的语句，似乎源出于戚继光的《练兵实纪》：“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但二者在断句上是有差别的。《兵录》里的“原无”肯定了原来没有，而戚继光的“原无传”则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原来就没有，二是原来有，只是没传下来。如果从这里的第二层意思理解，邓若曾与戚继光的话就不矛盾。如果从第一层意思理解，那么邓若曾的闻说就纯属谣传了。
对于原有说的第二条材料，我们认为此书成书年代较早《英烈传》传说嘉靖时武定侯郭勋所著。现存最早刻本为万历十九年，虽被列入小说类，但专家评论，此书以写史为主，虚构成分不多，因而，在此亦当作原有说的材料一并列出。
“西番说”的分析。王鸣鹤日“鸟铳传自西番”，其历史背景是,嘉靖二年(1523)日本封建领主细川高国与大内艺兴分路争着向明朝入贡，导致“争贡之役”，浙闽市舶司因而遂罢。明朝统治者的这一作法，使得当时东南沿海地区主要靠对外贸易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由于商品滞销，使很多人破产，因而就有“人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者，冒法犯禁，进行海上走私贸易。嘉靖十九年（1540)便有以许栋(又名许二)为首的走私贸易集团占据宁波双屿港。后来所谓的倭寇首魁王直(王五峰)等,也与许栋合伙。王直、叶宗满等，造海舶带硝磺、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互市。其间所谓佛狼机葡萄牙海盗商人，也前来双屿收购中国货物而后转运到日本等地。
这些海上贸易走私集团同时也是武装集团，他们都带有火器,而且自行制造火器。如范表《海盗议前》:“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范表:《海寇议前》)
嘉请二十七年(1548)四月朱纨派福建都指挥卢镗率军捣毁双屿港,同年六月许栋被捉，王直等逃脱。王鸣鹤说的“岁戊申(1548)卢镗破双屿”便是此事。既然这些人能自制火器，“获善铳者授其肯綮”也是可能的。此时来双屿港的西番人是佛狼机葡萄牙人，因而，王鸣鹤的“传自西番”便是指葡萄牙人。
另外,《江南经略》的引文中有“今人胥言佛狼机，鸟嘴铳传自番舶”一句话。“今人胥言(都说)”表明了在当时关于鸟铳是葡萄牙人传来的说法相当流行。
由此看来王鸣鹤的“西番说”并非独家之言。那么后来又怎么兴起一种倭夷说呢?
关于“倭夷说”，嘉靖21年(1542)有种子岛事件发生。上文谈到王直(王五峰)等造海船，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互市。对此日本也有史料记载。南甫玄昌《南甫文集》冲的《铁炮记》曰：“隅州之南有一岛，去州一十八里，名曰“种子”，我祖世世居焉。天文癸卯(1543年)八月二十五日丁酉，我西村小浦有大船，不知何国来。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见者以为怪矣。其中有明儒生名五峰者，今不知详其姓字。时西津主宰有织部丞，颇解文字，偶遇五峰，以杖书于沙上云：‘船中不知何国人也? 何其形之异?’五峰即书曰：‘此乃西南蛮种之贾胡也。…...贾胡之长二人，一日牟良权舍,一日喜利志多.阮孟太。手携一物长二三尺...其旁有一穴，通火路也...其为也，入妙药于其中，其发也，如挚雷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袭，闻者莫不掩耳。时尧见之，以为稀世之珍矣....或名为铁炮者，不知明人之所名乎，抑不知我一岛之所名乎?...…其妙药捣筛和合之法，令小臣筱川小四郎学之。”
这次种子岛事件按西方的记载为1542 年，即嘉靖二十一年。日本史家以及国内的潘吉星先生都认为这是传到日本本土的有火药和火器技术的最初交流活动。这就是说，日本在嘉靖二十一年才开始有火药、火器，而且是由中国人和葡萄牙人一起传入的。由此看来，嘉请间的鸟铳传自“倭夷”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明人赵士祯的《神器谱》对此也曾怀疑:“万历二十四年游击将军陈寅到京，示臣西洋番鸟铳较倭鸟铳稍长，臣祖大理寺寺副，先臣赵性鲁在日，倭奴初犯浙直尚无鸟铳，六七年后方有兹器，臣祖语臣曰：“我闻先朝土鲁番吞并属番哈密，中国置经略大臣征兵数万分道出援，缘土鲁番借得噜密神器，天兵不能救，竟为所并。噜密密迩水西洋，岂此器从彼中传至西洋，西洋传至倭中耶?”(《神器谱》卷二)
明弘治八年(1495)十一月，由于土鲁番酋长马黑麻据哈密称可汗，“且扰沙州明廷派兵分路进攻哈密，得胜而还，但次年土鲁番又来攻扰，难以防守，乃放弃哈密。”(《中国军事史.附卷历代战争年表》下)“借得噜密神器”就是这个时候。由于时间(弘治八年)上借得这种噜密神器比游击将军陈寅给赵士祯看西洋鸟铳时为早(先朝)，而倭奴初犯渐直时又没有鸟铳，只是六七年后方有。另一方面，从地理位置上看噜密与西洋相近。因而,赵士祯推测鸟铳先是由噜密传到其近水西洋，又从西洋传入日本的。
从上面的推测中可以看出,赵士祯认为日本的鸟铳是从西洋传过去的。他的根据是:“倭奴初犯浙直并无此器，六七年后方有。”明史上倭奴初犯浙直，一般是指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指挥倭奴、汉兵，犯台州，破黄岩，大掠象山、定海诸县。此是浙东震动，朝廷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赵士祯听其祖赵性鲁说此时倭奴尚无鸟铳，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采九德《倭变事略》载:“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夏四月二日，一海船长九丈余，泊盐邑武场北新塘嘴，约贼六十余皆髡头鸟音，有枪、刀、弓、矢而无火器。”看来赵士祯的说法并非孤证。
如果说赵士祯说日本的鸟铳是从西洋传过去的，只是根据外部证据的推理，那么施永图说得更具体。《心略地理》卷四《外国略.日本考》说:“鸟铳原出西番波罗多伽儿国，佛来释古者，传于丰州，造鸟铳一门价二十余两，用之奇中，别州无此妙。制火药亦得真传，用梧桐烧炭为领,次取焰硝滚水煮过三次，硫黄择明净者为匀,每铳用药：二钱多，弹各有加减，一铳总放三弹，横直分发此秘法也。”由此看来，日本人的鸟铳是从西方传入的，日本人并没有发明鸟铳。
通过上面对鸟铳外来说中的“西说”与“倭夷说”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西番说”的破双屿港得善铳者，还是唐顺之、戚继光等所说的倭寇，他们都是指同一个主体。这个主体，最初是活动在日本、东南亚以及南海各国的贸易走私集团。这些贸易走私集团在许栋占据宁波双屿港期间，主要是由中国人和葡萄牙人构成的，那时还很少有日本的船只往来海上。“日本入贡则互市，非贡期无私市，私市自许栋始；栋虽心市，不以倭人来，以倭人来，自王直始。”(谢杰:《虔台倭纂》)在明朝军队捣毁双屿港之后，这些以王直为首的海上走私集团逐渐发展成一种武装力量，最初的贸易走私活动也就发展成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抢掠活动。鸟铳就是通过这些人从西方人手里传入中国的。由于这些人主要是中国人，所以说，明代中期传入我国的鸟铳，既不是日本人所发明，也不是经由日本人的媒介，而是由当时活动在东南沿海上的中国海商走私犯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种子岛事件表明，这些人还和葡萄牙人一起把火药、火器的知识传到了日本。
持“倭夷说”的有清代《钦定续文献通考》等书。该书引明人唐顺之曰：“国初止有神火枪一种，而佛狼机、子母枪、快枪、鸟嘴铳皆后出。鸟铳.....于神枪而准于快技火枪，至此而极，是倭夷用以肆机巧于中国而中国习之者也。”《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34)《练兵实纪》说：“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卷5) 何汝宾《兵录》：“兵法曰以火佐攻者，明诸器之中，鸟铳第一，中国原无此器，传自倭夷始得之。”
《登坛必究》则持“西番说”:鸟铳传自西番未得其妙，岁戊申卢镗破双屿，获善铳者，授其肯綮，命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始精绝云。”(王鸣鹤:《登坛必究》卷29)
持中国原有说的有邓若曾的《江南经略》和王圻的《续文献通考》诸书。如《江南经略》载:“若以火器言之，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尽古今火攻之具，靡所不有，藏之武库，每岁神机营军演习，奇名异状，人多不识其用，不啻数百种而已也。今人胥言佛狼机鸟嘴铳传自番舶，若曾闻之参将戚继光云，昔署卫印时，尝发山东地窖佛狼机，乃成祖所蓄，年月铸文可稽，又于卫库中见鸟嘴铳，皆倭变未作中国所故有者。”(《江南经略》卷8 上)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16《兵考.军器》亦载此说，文字基本相同，此略。
另外，《英烈传》描述明初的战斗场景时记有“鸟嘴”，似为鸟嘴铳。该书第194 页有“那船上只是把喷筒、鸟嘴、火炮、火铳不住的打过来”的记载。该书第209 页有“其余步兵，依着马军向外面而立,一个椰样间着一个钢叉，一个滚牌间着一个鸟嘴，并一个长枪”的记载。那么，鸟铳究竟是如何加入明代兵器系列的呢? 我们不妨对以上诸说作一分析。
原有说中的第一条材料说的是，在倭变未作之前，戚继光曾在卫库中见有鸟嘴铳，而戚继光本人在《练兵实纪》中却说“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这样一来不是和戚继光本人说的相矛盾了吗?
《兵录》里“中国原无此器,传自倭夷始得之”的语句，似乎源出于戚继光的《练兵实纪》：“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但二者在断句上是有差别的。《兵录》里的“原无”肯定了原来没有，而戚继光的“原无传”则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原来就没有，二是原来有，只是没传下来。如果从这里的第二层意思理解，邓若曾与戚继光的话就不矛盾。如果从第一层意思理解，那么邓若曾的闻说就纯属谣传了。
对于原有说的第二条材料，我们认为此书成书年代较早《英烈传》传说嘉靖时武定侯郭勋所著。现存最早刻本为万历十九年，虽被列入小说类，但专家评论，此书以写史为主，虚构成分不多，因而，在此亦当作原有说的材料一并列出。
“西番说”的分析。王鸣鹤日“鸟铳传自西番”，其历史背景是,嘉靖二年(1523)日本封建领主细川高国与大内艺兴分路争着向明朝入贡，导致“争贡之役”，浙闽市舶司因而遂罢。明朝统治者的这一作法，使得当时东南沿海地区主要靠对外贸易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由于商品滞销，使很多人破产，因而就有“人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者，冒法犯禁，进行海上走私贸易。嘉靖十九年（1540)便有以许栋(又名许二)为首的走私贸易集团占据宁波双屿港。后来所谓的倭寇首魁王直(王五峰)等,也与许栋合伙。王直、叶宗满等，造海舶带硝磺、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互市。其间所谓佛狼机葡萄牙海盗商人，也前来双屿收购中国货物而后转运到日本等地。
这些海上贸易走私集团同时也是武装集团，他们都带有火器,而且自行制造火器。如范表《海盗议前》:“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范表:《海寇议前》)
嘉请二十七年(1548)四月朱纨派福建都指挥卢镗率军捣毁双屿港,同年六月许栋被捉，王直等逃脱。王鸣鹤说的“岁戊申(1548)卢镗破双屿”便是此事。既然这些人能自制火器，“获善铳者授其肯綮”也是可能的。此时来双屿港的西番人是佛狼机葡萄牙人，因而，王鸣鹤的“传自西番”便是指葡萄牙人。
另外,《江南经略》的引文中有“今人胥言佛狼机，鸟嘴铳传自番舶”一句话。“今人胥言(都说)”表明了在当时关于鸟铳是葡萄牙人传来的说法相当流行。
由此看来王鸣鹤的“西番说”并非独家之言。那么后来又怎么兴起一种倭夷说呢?
关于“倭夷说”，嘉靖21年(1542)有种子岛事件发生。上文谈到王直(王五峰)等造海船，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互市。对此日本也有史料记载。南甫玄昌《南甫文集》冲的《铁炮记》曰：“隅州之南有一岛，去州一十八里，名曰“种子”，我祖世世居焉。天文癸卯(1543年)八月二十五日丁酉，我西村小浦有大船，不知何国来。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见者以为怪矣。其中有明儒生名五峰者，今不知详其姓字。时西津主宰有织部丞，颇解文字，偶遇五峰，以杖书于沙上云：‘船中不知何国人也? 何其形之异?’五峰即书曰：‘此乃西南蛮种之贾胡也。…...贾胡之长二人，一日牟良权舍,一日喜利志多.阮孟太。手携一物长二三尺...其旁有一穴，通火路也...其为也，入妙药于其中，其发也，如挚雷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袭，闻者莫不掩耳。时尧见之，以为稀世之珍矣....或名为铁炮者，不知明人之所名乎，抑不知我一岛之所名乎?...…其妙药捣筛和合之法，令小臣筱川小四郎学之。”
这次种子岛事件按西方的记载为1542 年，即嘉靖二十一年。日本史家以及国内的潘吉星先生都认为这是传到日本本土的有火药和火器技术的最初交流活动。这就是说，日本在嘉靖二十一年才开始有火药、火器，而且是由中国人和葡萄牙人一起传入的。由此看来，嘉请间的鸟铳传自“倭夷”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明人赵士祯的《神器谱》对此也曾怀疑:“万历二十四年游击将军陈寅到京，示臣西洋番鸟铳较倭鸟铳稍长，臣祖大理寺寺副，先臣赵性鲁在日，倭奴初犯浙直尚无鸟铳，六七年后方有兹器，臣祖语臣曰：“我闻先朝土鲁番吞并属番哈密，中国置经略大臣征兵数万分道出援，缘土鲁番借得噜密神器，天兵不能救，竟为所并。噜密密迩水西洋，岂此器从彼中传至西洋，西洋传至倭中耶?”(《神器谱》卷二)
明弘治八年(1495)十一月，由于土鲁番酋长马黑麻据哈密称可汗，“且扰沙州明廷派兵分路进攻哈密，得胜而还，但次年土鲁番又来攻扰，难以防守，乃放弃哈密。”(《中国军事史.附卷历代战争年表》下)“借得噜密神器”就是这个时候。由于时间(弘治八年)上借得这种噜密神器比游击将军陈寅给赵士祯看西洋鸟铳时为早(先朝)，而倭奴初犯渐直时又没有鸟铳，只是六七年后方有。另一方面，从地理位置上看噜密与西洋相近。因而,赵士祯推测鸟铳先是由噜密传到其近水西洋，又从西洋传入日本的。
从上面的推测中可以看出,赵士祯认为日本的鸟铳是从西洋传过去的。他的根据是:“倭奴初犯浙直并无此器，六七年后方有。”明史上倭奴初犯浙直，一般是指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指挥倭奴、汉兵，犯台州，破黄岩，大掠象山、定海诸县。此是浙东震动，朝廷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赵士祯听其祖赵性鲁说此时倭奴尚无鸟铳，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采九德《倭变事略》载:“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夏四月二日，一海船长九丈余，泊盐邑武场北新塘嘴，约贼六十余皆髡头鸟音，有枪、刀、弓、矢而无火器。”看来赵士祯的说法并非孤证。
如果说赵士祯说日本的鸟铳是从西洋传过去的，只是根据外部证据的推理，那么施永图说得更具体。《心略地理》卷四《外国略.日本考》说:“鸟铳原出西番波罗多伽儿国，佛来释古者，传于丰州，造鸟铳一门价二十余两，用之奇中，别州无此妙。制火药亦得真传，用梧桐烧炭为领,次取焰硝滚水煮过三次，硫黄择明净者为匀,每铳用药：二钱多，弹各有加减，一铳总放三弹，横直分发此秘法也。”由此看来，日本人的鸟铳是从西方传入的，日本人并没有发明鸟铳。
通过上面对鸟铳外来说中的“西说”与“倭夷说”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西番说”的破双屿港得善铳者，还是唐顺之、戚继光等所说的倭寇，他们都是指同一个主体。这个主体，最初是活动在日本、东南亚以及南海各国的贸易走私集团。这些贸易走私集团在许栋占据宁波双屿港期间，主要是由中国人和葡萄牙人构成的，那时还很少有日本的船只往来海上。“日本入贡则互市，非贡期无私市，私市自许栋始；栋虽心市，不以倭人来，以倭人来，自王直始。”(谢杰:《虔台倭纂》)在明朝军队捣毁双屿港之后，这些以王直为首的海上走私集团逐渐发展成一种武装力量，最初的贸易走私活动也就发展成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抢掠活动。鸟铳就是通过这些人从西方人手里传入中国的。由于这些人主要是中国人，所以说，明代中期传入我国的鸟铳，既不是日本人所发明，也不是经由日本人的媒介，而是由当时活动在东南沿海上的中国海商走私犯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种子岛事件表明，这些人还和葡萄牙人一起把火药、火器的知识传到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