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芳园烈士公墓
八角寨争夺战遗址
茶陵城关七总街旧址
土桥阻击战战场遗址
潞水丫里(红脑石)遭遇战战场旧址
株洲人,从不缺血性
有压迫,就有反抗。
株洲人,从不缺血性,他们用血与肉,为“株洲抗争”正名。
荷塘铺阻击战——
1941年9月7日,日寇大举由南向湘北进攻。国民党驻军暂编第6师在株洲荷塘铺一带修筑拦截工事。日军突袭而至,守军仓促应战,与日寇展开了生死搏斗。
但由于强弱悬殊,300余人壮烈牺牲,当时荷塘铺一带的道路、山冲、田野到处尸首横陈,惨不忍睹。
乡绅言伯夔在当地百姓中颇有号召力,他悲死者为报国而来、丧身于此,积极发动当地百姓收埋尸体,在今日之流芳园墓地挖了一个大坑,将烈士遗体小心翼翼地掩埋。
茶陵保卫战——
1944年6月,日军攻占长沙、浏阳后,分三路进犯株洲、醴陵。当时驻守株洲地区的是国军暂二军、五十八军、三十七军。这些国军部队在醴陵、攸县、茶陵与日军边打边撤,几道防线相继被攻破。
根据国民党第九战区部署,在茶陵布防抵抗侵茶日军的国军主力是接防20军后的第44军。44军系四川部队,驻茶时,有4个师2万余人,参加了茶陵抗日的全过程。
面对凶悍的日寇第三师团和第3联队,他们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顽强地与日寇进行了十余次浴血作战,其中较大的有丫里遭遇战、羊岭阻击战、土桥阻击战、马伏江——狗子岭阻击战、中洲伏击战、八角寨争夺战等,使日军严重受挫。
日军第三联队第九中队士兵乌泽义夫,在《第二访问中国纪录》中回忆:
“联队自锦州出发以来,行军和战斗连续不断,兵力减少三分之一,中队编制减少了四分之一。在茶陵警备的五个月中,开始两个月,中国军队在茶陵的一支人数众多而有力量的部队就分布在周围,并反复从正面向联队发起攻击。与地上的中国军队相呼应,空军飞机频繁地进行突袭。”
“第一大队奉命剿除周围的中国军队,从八月十九日起,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进攻,进行反复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日军损失很大。九月九日,第四中队小泽中队长负伤。这个中队五个月前从锦州出发时有一百三十六人,经过长途的行军作战,以及在茶陵的战斗,到这时候只剩下十六个人。”
“九月二十七日,行军途中,第二大队中了中国军队的伏击。激战两昼夜,日军弹药缺乏,损失惨重,有之山健助大尉中队长等战死。”
不过,44军自身伤亡也较严重,抗战胜利后整编时,只保留了两个师。国民党驻军和茶陵地方军民同仇敌忾,奋勇反击,使日军企图通过茶陵南犯炎陵,摧毁遂川、赣州机场的计划一再受阻,最终破产。
满怀家仇国恨的株洲人,殊死反抗
不仅仅是军队的抗争,满怀家仇国恨的株洲人,纷纷自发组织游击队、自卫队,或单枪匹马与日军进行殊死反抗。
醴陵——
以鸟铳、柴刀作武器,夺枪组织游击队
醴陵成竹乡(今株洲县洲坪)士绅陈克俊,日军不仅霸占了他的商行,还奸污了他的妻子。1944年秋,他邀集3位青年壮士,以鸟铳、柴刀作武器,在一个偏僻的山地打死3个正在抢劫财物的日军,夺取了3支步枪,并以此为基础组织了一支10多人的游击队,不到一个月,就打死10多个日军,缴获了10多支步枪。
他还组织了一个抗敌小组,神出鬼没,打得日军晕头转向。这支原来只有44人的队伍,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同日军作战数十次,缴获日军武器250多件,击毙击伤日军数十名,生俘5人。
醴陵北乡回乡军官钟涤松、肖道柏组织游击司令部,曾在官庄等地多次打击日军,一次在黄达嘴打死一名日军军官和士兵13名,缴枪13支;在清安铺一次打死日军4人,活捉2人。
醴陵利员乡(今株洲县均坝乡)农民黄佳生见一群日军抢劫后醉卧在地,便用砍刀杀死日军;洲坪乡乌垄农民朱卫生,用茶木棒打死两名日军士兵,夺取两支步枪后参加了游击队,奋勇杀敌。
堂市土城廖家庙一位双目失明的皮匠,因痛骂****的日本军,被捆在木架上用火烧,他至死骂不绝口,表现了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攸县——
一扁担打死抢猪的日本兵
攸县笙塘铺大富坪农民吴瑞一、吴真四兄弟,用扁担打死一个来家里抢猪的日本兵。渌田的周玉昌,面对日军的暴行,义愤填膺,他通过汉奸维持会长,将日军宪兵队长松本次郎诱至渌田街上一饭店喝酒,趁机杀了这个杀人魔王。
莲塘坳一新婚妇女不甘受日军侮辱,逃跑到一塘边与日军扭打滚入塘中死死抱住日军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