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转载自王和平先生的新浪博客）
天津的书院出现比较晚，主要是在清代。这是由于明清以来，天津的经济、文化地位日益突出，城市规模迅速发展，外地人口大量涌入的结果。书院作为官办儒学的补充，对推进天津传统教育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建立会文书院碑记》所记：天津“数十年来，科第之胜，甲于他邦，大抵得力于书院居多”。在这些书院中，坐落在天津城里的就有两家——问津书院和会文书院。
问津书院在城内现在的鼓楼南约50米，大门坐西朝东，是清代天津比较有影响的书院之一。乾隆十六年(1751年)，长芦盐商、前太平府通判查为义为支持家乡教育，捐出运署旁(今鼓楼南大街)废宅基地一块，由长芦盐运使卢见曾(号雅雨)报请直隶总督方观承、长芦盐政高恒批准，并亲自捐资督建。卢见曾热心天津的教育，他曾为天津没有书院而感叹：“通都大邑往往设有书院，士习蒸蒸进而上。天津以百川朝宗之地而为京师左辅，顾阙焉未兴，余窃病之。”为此，他与众商前后使用白银2400余两建成天津城里最早的这座书院。书院正中为讲堂三间，前为大门，后为山长书室，四周环以学舍，共64间，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有900多平方米。每岁膏火、束修、馔食等经费由运库“闲款生息项内支给”。
问津书院的匾额是李鸿章的老师、同治年间曾主讲书院的李铁梅书写。直隶学政、尚书钱陈群提倡“于制艺、试帖外，增设经古课”并亲自额其堂名曰“学海”。为与阮元在广州创建的学海堂相区别，后又称“北学海堂”。该书院的办院宗旨是“延师选士”，“肄业讲学”，“日集诸生课之”，为科举提供学习场所。“院中生员分内课、外课、附课、列附课”。内课相当于寄宿生，外课为走读生，附课为试读，列附课为旁听。
书院中担任主讲的均为天津学界名人。其中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杭州人金文谆，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任天津知府期间，“崇尚文士，惠政甚多”。后调顺德，因事落职，复来津主讲问津书院。“教诲生童如同子弟，凡所赏识提拔者，无不腾达”；浙江人叶绍本，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初任长芦盐运使。他重文爱士，尤其擅长古文。光绪四年(1878年)在书院“北学海堂”讲授经古课。曾在“北学海堂”任主讲的，还有当时著名的学问家李慈铭。李慈铭，浙江人，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光绪六年(1880年)得赐进士出身，实授户部郎中，曾经主讲过浙江蕺山书院。光绪十年(1884年)接受李鸿章的邀请来天津主讲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岁修白银1000余两。在《越缦堂日记》中，零星记载了他的一些教学情况。如这一年的三月二十日(公历4月15日)写道：“是日课士。出北门，至三取书院，行释菜礼。晤运使及府学训导武汝绳，县学训导王清林。生童皆各命题。入城回问津，行释菜礼，复命生童题。”二十四日(公历4月19日)又写道：“明日北学海堂小课，命题为《九族考》、《张居正论》《竹外桃花三两枝》。”可以看出，李慈铭的教学方法是出题试士，然后批阅经古课卷，以分优劣。课试前十名的有膏火银五钱的奖励。两年后，李慈铭到了北京，仍在北京寓所为问津学院和三取书院出课题，评改诸生答卷。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地方官员，热心推动天津的书院教育。乾隆十六年(1751年)董承勋任天津道。《续天津县志》说他聘名士吴联株主讲天津问津书院。每次考课，必亲自参加，使天津“文风蒸蒸日上”。
会文书院在老城东门里仓廒前(文庙儒学之后)，这里最初为雍正年间建的县署监狱，房间(班房)最多时有19间。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李金海等人提议，盐运使祝垲、知府马绳武、县人娄举信、道员丁寿昌等呈请直隶总督李鸿章允准，筹建为书院。并将儒学(文庙)后院房舍改为讲堂，同时修建学舍三间。两年后，即光绪二年建成。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因应课的举人人数增多，知府马绳武责成商人严克宽、黄世熙负责，在儒学后院向外开拓，买民房数处，添建房舍、藏书室，并在书院内设立启蒙塾馆——会文总塾和崇正总塾。
主持书院修建的知府马绳武认为，天津虽然已经有了“辅仁”、“问津”、“三取”三座书院，但这些书院“皆为生童而设，孝廉不与焉”。因此会文书院办学之初，就提出要“专课举人”。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知道这座“专课举人”的书院具体教学内容。但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此种书院在清末众多书院中，教学特点鲜明，不论研究天津教育史还是研究中国书院史，均值得关注。
据《建立会文书院碑记》记载，会文书院建成之初，经盐运使祝垲批准，“由运库杂款内，岁拨津蚨千缗，著为常例，作每年膏火、杂费之用”。此外，还有津门官绅捐赠，除了建造院舍和教学费用，“其余资发质库生息”，以备不急之需，“如再有不敷，仍由本府(天津府)筹款补足”。书院考课办法是，每岁课试日期，按运司、津海关道、天津道、天津知府、天津县令轮转，“每课奖赏，各官自备”。也就是说，由这些官府衙门轮流督考，并负责考课费用和奖金的筹措。
会文书院不设山长(院长)，聘请“公正廉明，堪以经理”的娄举信负责查核“院内一切应办事宜”。同时约请“举人、教习知县陈垲、宗学教习陈法录、举人杨光仪、候选训导王锡恩、廪贡李金海、附贡缪嗣龙轮流值年，协同帮办”。其中李金海是天津颇有名气的私人教育家。他祖籍江西南昌，明代北迁天津，直到清光绪朝，一直住在城内南门里。其父李青田是当时著名的塾师，金海自幼秉承家教，好学能文。同治元年(1862年)就馆于城西沈氏家塾。但是屡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中，直到四十岁仍无成就。于是专任会文、崇正总塾塾师，教授贫寒子弟，成就多人。他学生中的佼佼者，就是天津近代著名社会教育家林墨青。
进入近代以后，书院逐渐为新式教育所替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0月，严范孙、林墨青、王竹林等将分散的私塾集中于书院内，创立天津最早的小学——民立第一两等小学堂，后改为私立第一小学校，这就是延续下来的仓廒街小学。
天津的书院出现比较晚，主要是在清代。这是由于明清以来，天津的经济、文化地位日益突出，城市规模迅速发展，外地人口大量涌入的结果。书院作为官办儒学的补充，对推进天津传统教育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建立会文书院碑记》所记：天津“数十年来，科第之胜，甲于他邦，大抵得力于书院居多”。在这些书院中，坐落在天津城里的就有两家——问津书院和会文书院。
问津书院在城内现在的鼓楼南约50米，大门坐西朝东，是清代天津比较有影响的书院之一。乾隆十六年(1751年)，长芦盐商、前太平府通判查为义为支持家乡教育，捐出运署旁(今鼓楼南大街)废宅基地一块，由长芦盐运使卢见曾(号雅雨)报请直隶总督方观承、长芦盐政高恒批准，并亲自捐资督建。卢见曾热心天津的教育，他曾为天津没有书院而感叹：“通都大邑往往设有书院，士习蒸蒸进而上。天津以百川朝宗之地而为京师左辅，顾阙焉未兴，余窃病之。”为此，他与众商前后使用白银2400余两建成天津城里最早的这座书院。书院正中为讲堂三间，前为大门，后为山长书室，四周环以学舍，共64间，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有900多平方米。每岁膏火、束修、馔食等经费由运库“闲款生息项内支给”。
问津书院的匾额是李鸿章的老师、同治年间曾主讲书院的李铁梅书写。直隶学政、尚书钱陈群提倡“于制艺、试帖外，增设经古课”并亲自额其堂名曰“学海”。为与阮元在广州创建的学海堂相区别，后又称“北学海堂”。该书院的办院宗旨是“延师选士”，“肄业讲学”，“日集诸生课之”，为科举提供学习场所。“院中生员分内课、外课、附课、列附课”。内课相当于寄宿生，外课为走读生，附课为试读，列附课为旁听。
书院中担任主讲的均为天津学界名人。其中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杭州人金文谆，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任天津知府期间，“崇尚文士，惠政甚多”。后调顺德，因事落职，复来津主讲问津书院。“教诲生童如同子弟，凡所赏识提拔者，无不腾达”；浙江人叶绍本，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初任长芦盐运使。他重文爱士，尤其擅长古文。光绪四年(1878年)在书院“北学海堂”讲授经古课。曾在“北学海堂”任主讲的，还有当时著名的学问家李慈铭。李慈铭，浙江人，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光绪六年(1880年)得赐进士出身，实授户部郎中，曾经主讲过浙江蕺山书院。光绪十年(1884年)接受李鸿章的邀请来天津主讲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岁修白银1000余两。在《越缦堂日记》中，零星记载了他的一些教学情况。如这一年的三月二十日(公历4月15日)写道：“是日课士。出北门，至三取书院，行释菜礼。晤运使及府学训导武汝绳，县学训导王清林。生童皆各命题。入城回问津，行释菜礼，复命生童题。”二十四日(公历4月19日)又写道：“明日北学海堂小课，命题为《九族考》、《张居正论》《竹外桃花三两枝》。”可以看出，李慈铭的教学方法是出题试士，然后批阅经古课卷，以分优劣。课试前十名的有膏火银五钱的奖励。两年后，李慈铭到了北京，仍在北京寓所为问津学院和三取书院出课题，评改诸生答卷。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地方官员，热心推动天津的书院教育。乾隆十六年(1751年)董承勋任天津道。《续天津县志》说他聘名士吴联株主讲天津问津书院。每次考课，必亲自参加，使天津“文风蒸蒸日上”。
会文书院在老城东门里仓廒前(文庙儒学之后)，这里最初为雍正年间建的县署监狱，房间(班房)最多时有19间。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李金海等人提议，盐运使祝垲、知府马绳武、县人娄举信、道员丁寿昌等呈请直隶总督李鸿章允准，筹建为书院。并将儒学(文庙)后院房舍改为讲堂，同时修建学舍三间。两年后，即光绪二年建成。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因应课的举人人数增多，知府马绳武责成商人严克宽、黄世熙负责，在儒学后院向外开拓，买民房数处，添建房舍、藏书室，并在书院内设立启蒙塾馆——会文总塾和崇正总塾。
主持书院修建的知府马绳武认为，天津虽然已经有了“辅仁”、“问津”、“三取”三座书院，但这些书院“皆为生童而设，孝廉不与焉”。因此会文书院办学之初，就提出要“专课举人”。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知道这座“专课举人”的书院具体教学内容。但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此种书院在清末众多书院中，教学特点鲜明，不论研究天津教育史还是研究中国书院史，均值得关注。
据《建立会文书院碑记》记载，会文书院建成之初，经盐运使祝垲批准，“由运库杂款内，岁拨津蚨千缗，著为常例，作每年膏火、杂费之用”。此外，还有津门官绅捐赠，除了建造院舍和教学费用，“其余资发质库生息”，以备不急之需，“如再有不敷，仍由本府(天津府)筹款补足”。书院考课办法是，每岁课试日期，按运司、津海关道、天津道、天津知府、天津县令轮转，“每课奖赏，各官自备”。也就是说，由这些官府衙门轮流督考，并负责考课费用和奖金的筹措。
会文书院不设山长(院长)，聘请“公正廉明，堪以经理”的娄举信负责查核“院内一切应办事宜”。同时约请“举人、教习知县陈垲、宗学教习陈法录、举人杨光仪、候选训导王锡恩、廪贡李金海、附贡缪嗣龙轮流值年，协同帮办”。其中李金海是天津颇有名气的私人教育家。他祖籍江西南昌，明代北迁天津，直到清光绪朝，一直住在城内南门里。其父李青田是当时著名的塾师，金海自幼秉承家教，好学能文。同治元年(1862年)就馆于城西沈氏家塾。但是屡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中，直到四十岁仍无成就。于是专任会文、崇正总塾塾师，教授贫寒子弟，成就多人。他学生中的佼佼者，就是天津近代著名社会教育家林墨青。
进入近代以后，书院逐渐为新式教育所替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0月，严范孙、林墨青、王竹林等将分散的私塾集中于书院内，创立天津最早的小学——民立第一两等小学堂，后改为私立第一小学校，这就是延续下来的仓廒街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