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小说的之处在于他的小说构思精巧，人物鲜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识，以及对语言运用的纯熟与考究。但有一点不可忽略，那就是读金庸小说时挥之不去的那一份历史的厚重感与悲剧意味。
从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金庸就与中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笼罩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历史悲剧的阴影中，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无法逃脱这种阴影下的宿命。无论是大侠还是英雄，在历史交替与社会变迁的时候，都无
不显得无比渺小。
郭靖和萧峰们的辛苦奔波，实际上是为小人物能争取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但现实是民族大义在武林中的功利面前不堪一击。郭靖只有拿一个武林盟主的金字招牌才可以把那些武林人士召集起来；杨过为了给郭襄的生日送上贺礼，可以凭一己之力杀死蒙古大汗，但他的动机始终离不开武林中的恩怨情仇，襄阳本身能否守住，他并不是那么放在心上。郭靖最终只能孤军奋战，他的悲剧性结局也就顺理成章了。
萧峰的悲剧则比郭靖多了一些无奈，他作为丐帮帮主，看似是江湖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当民族仇恨的焦点集中到他身上时，他其实是十分脆弱的。尽管他做了十分激烈的抵抗，一种万千人我往矣的英雄主义似乎使他无坚不摧，但这也不过是他被历史绞杀前的回光返照，他注定要成为民族斗争的牺牲品。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他最后的一种有意思的自我终结的方式。
萧峰与郭靖是金庸塑造的理想中的英雄的典型代表，但最终都沦为了历史争端与朝代兴替的牺牲品与众人纷纷评说的对象。
张无忌则是另一类型并且最接近我们生活的小人物，在他身上寻觅不到郭靖等人的影子，他是一个无法融入主流的典型代表。他的宽厚，他的优柔寡断，他天性的善良使他在靠一系列意外得到了权力后不知所措。在武当派与明教，在赵敏与周芷若、小昭、阿离之间，他始终是凭借本能做出选择。他的善良让他在朱元璋、陈友谅等人面前形同弱智。他无力接入翻云覆雨的权力之争，最终只能选择一条归隐之路，满足于自身的幸福与安定，远离凶险的江湖。
小人物，在历史震荡时期所能做的就只是回避，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如果没有足以保护自己的本钱（比如张无忌的绝世武功），仍然是无法逃脱任人宰割的命运的。
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则反映了中国历史带有喜剧色彩的一面，然而细细品味，这种形式上的喜剧却蕴藏着一种辛酸。金庸塑造了一个反武侠的形象——韦小宝，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一个政治怪胎，他是中国历史上权术运用的集大成者，是无数政治人物的结合体——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鹿鼎公，他是天地会青木堂堂主，他是神龙教的白龙使，也是康熙最好的朋友小桂子。也就是说，他时刻都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并且幅度很大。他能够娴熟的转变是有原因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那就是韦小宝喜欢看戏，他的全部知识只来自于几部戏文，正是戏里的知识与计谋让他如鱼得水。这其实反映出一个结论：不论在官场上还是在江湖中，不会做戏的人，任你武功再高，学识再好也是无法生存的。这看似简单的结论实际是对中国历史某一方面的总结。韦小宝是一个清醒的奴才，不管他如何飞黄腾达，不管他多么机灵狡诈，一旦他意识到再下去会有危险，他马上一走了之。这样的抉择，自然也是从戏里学的。
在这里，金庸把历史简化成了戏台。不是戏说，而是本来就是戏。
作为武侠小说，金庸所描写的江湖是现实与历史中不存在的幻境，然而尽管是虚幻的，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的找得到自己的影子。金庸所写的是武侠，但又远远超越了武侠，只要摆脱形式的束缚，就能品味出更多东西。
从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金庸就与中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笼罩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历史悲剧的阴影中，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无法逃脱这种阴影下的宿命。无论是大侠还是英雄，在历史交替与社会变迁的时候，都无
不显得无比渺小。
郭靖和萧峰们的辛苦奔波，实际上是为小人物能争取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但现实是民族大义在武林中的功利面前不堪一击。郭靖只有拿一个武林盟主的金字招牌才可以把那些武林人士召集起来；杨过为了给郭襄的生日送上贺礼，可以凭一己之力杀死蒙古大汗，但他的动机始终离不开武林中的恩怨情仇，襄阳本身能否守住，他并不是那么放在心上。郭靖最终只能孤军奋战，他的悲剧性结局也就顺理成章了。
萧峰的悲剧则比郭靖多了一些无奈，他作为丐帮帮主，看似是江湖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当民族仇恨的焦点集中到他身上时，他其实是十分脆弱的。尽管他做了十分激烈的抵抗，一种万千人我往矣的英雄主义似乎使他无坚不摧，但这也不过是他被历史绞杀前的回光返照，他注定要成为民族斗争的牺牲品。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他最后的一种有意思的自我终结的方式。
萧峰与郭靖是金庸塑造的理想中的英雄的典型代表，但最终都沦为了历史争端与朝代兴替的牺牲品与众人纷纷评说的对象。
张无忌则是另一类型并且最接近我们生活的小人物，在他身上寻觅不到郭靖等人的影子，他是一个无法融入主流的典型代表。他的宽厚，他的优柔寡断，他天性的善良使他在靠一系列意外得到了权力后不知所措。在武当派与明教，在赵敏与周芷若、小昭、阿离之间，他始终是凭借本能做出选择。他的善良让他在朱元璋、陈友谅等人面前形同弱智。他无力接入翻云覆雨的权力之争，最终只能选择一条归隐之路，满足于自身的幸福与安定，远离凶险的江湖。
小人物，在历史震荡时期所能做的就只是回避，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如果没有足以保护自己的本钱（比如张无忌的绝世武功），仍然是无法逃脱任人宰割的命运的。
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则反映了中国历史带有喜剧色彩的一面，然而细细品味，这种形式上的喜剧却蕴藏着一种辛酸。金庸塑造了一个反武侠的形象——韦小宝，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一个政治怪胎，他是中国历史上权术运用的集大成者，是无数政治人物的结合体——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鹿鼎公，他是天地会青木堂堂主，他是神龙教的白龙使，也是康熙最好的朋友小桂子。也就是说，他时刻都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并且幅度很大。他能够娴熟的转变是有原因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那就是韦小宝喜欢看戏，他的全部知识只来自于几部戏文，正是戏里的知识与计谋让他如鱼得水。这其实反映出一个结论：不论在官场上还是在江湖中，不会做戏的人，任你武功再高，学识再好也是无法生存的。这看似简单的结论实际是对中国历史某一方面的总结。韦小宝是一个清醒的奴才，不管他如何飞黄腾达，不管他多么机灵狡诈，一旦他意识到再下去会有危险，他马上一走了之。这样的抉择，自然也是从戏里学的。
在这里，金庸把历史简化成了戏台。不是戏说，而是本来就是戏。
作为武侠小说，金庸所描写的江湖是现实与历史中不存在的幻境，然而尽管是虚幻的，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的找得到自己的影子。金庸所写的是武侠，但又远远超越了武侠，只要摆脱形式的束缚，就能品味出更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