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杆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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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杆杨门”是清末燕赵地区以杨家桢、杨化普[1]父子为核心汇聚起来的较有影响力的师门。其以武术、书画、诗文、内功等传统文化为授受内容，强调“内外兼修、文武并重”，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观念，对地方文化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值得称道的是，在近现代中国对外战争与对抗中，“旗杆杨门”为国术馆、前线军队、地下抗日组织输送了大批武术教官与文职人员，在保家卫国、振兴中华的历史浪潮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文名旗杆杨门
一、“杨家三名士”与杨门武术[3]
“杨家三名士”指杨家桢与杨乐生、杨化普父子三人。
1、集大成者杨家桢
杨家桢，字廷栋，清末著名武术家，直隶保定府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市）人，生于道光末年（1850年），卒于清王朝覆灭前夕（1910年）。
燕赵地区自古任侠尚武，尤以京南保北地区为盛。杨家桢在大环境感召下自幼好武，少年时即初有所成。光绪年间，其任保定府新城刑房书吏，步行往返府县交接文案，暮出晨归，夜行三百余里，其时人称“神行太保”。新城位于南方九省进京必经的驿道，四方拳师、镖师往来不绝，杨家桢生性好交游、能急人之困，因此结交了大批武林人士，广泛涉猎南北武术流派。
成年之后，杨家桢已名重一方，前来拜访、切磋的武师络绎不绝。据杨家桢后人回忆，杨家每日都要接待来访的宾客，甚至有些未通晓姓名但有一技之长者皆可前来食宿。杨家桢谦虚好学又不吝传授，与许多杰出武友交换所学，如：形意拳习自深州名士李存义，鸳鸯腿、醉八仙得自蠡县友人刘观澜，内功养气师从任丘高士刘作孚。至此，其已从器械到拳术、从外家到内家融会贯通，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杨家桢注重内功与拳术神形统一、内外兼修，器械尤以阴手棍、混元刀、八卦奇门枪、青萍剑、昆吾剑见长。
杨家桢讲求武德、乐善好施，这也是其备受时人尊敬的原因。清末镖局兴起，各省镖局与杨家皆有往来，镖车途经新城均不喊镖以示尊重。其中，河南镖局曾遇凶险，杨家桢出手相助令其化险为夷，河南镖局便在杨家院内树立大旗以表感谢，此后，“旗杆杨门”就作为杨家桢师门的别称流传开来。清末著名书法家凌燮曾赠杨老先生钟鼎字体楹联“垂露在手，清风入怀”，光绪年间皇封诰命、女史高雅蕴曾赠亲笔花卉八屏，皆为酬誉其德高望重。
杨家桢善于因材施教，常谓“刀枪棍棒，可教勇士；剑学深奥，必待文人”，其授徒甚众，有所成者约数百人。如“铁罗汉”张长发，“盖京南”王瑞，“李氏三杰”之李彩亭、李文亭、李耀亭，李尚忠，李云书，杨云武，崔宝廉，王茂堂，张欣斋，李莲英等。李存义之高弟孙禄堂亦曾拜访杨家桢学习枪剑，杨家桢推重其才，爱之甚笃，为其指引名师学习内功。
2、英年早逝杨乐生
杨乐生，名钧，杨家桢长子，生于1878年左右，卒于1928年。杨乐生天赋极高，生得其时，又肯下苦功，形意拳、长拳、八卦奇门枪、阴手棍、青萍剑、昆吾剑等功夫不在乃父之下。然而杨乐生严厉内敛，令人望而生畏，授徒又极其严格，一招一式必定达到满意才肯教授下一招，来学者急不可耐，纷纷中途放弃。
大约民国十六年（1927年）左右，杨乐生忽然对年方二十的幼弟杨化普一改常态，茶余饭后悉心讲解拳械，传授八卦奇门枪、阴手棍、青萍剑、昆吾剑等要诀，并一再叮嘱“此皆吾家之至宝，勿使失传”。一年后，杨乐生即病逝。或许冥冥之中感到自己大限将至，故悉心将所学传与幼弟。杨化普在所作《内家拳术长歌行》中感叹：“独惜家兄杨乐生，拳枪刀剑有深功。一生保守不轻吐，可怜带入黄泉路。”杨乐生武学造诣精深却终致技艺无传，常为武术界引为憾事。
3、内外兼修杨化普
杨化普，名铎，号觉斋，杨家桢次子，生于1905年，卒于1994年。杨化普少年失怙，六岁时，其父杨家桢就去世了。杨化普跟随兄长杨乐生、师兄辈张长发、“李氏三杰”等、师侄辈张克功、李敦素等学习武术，师从乃父之师刘作孚学习内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杨化普与师兄张长发受聘东北军张作霖处兼任武术教官与文职，并负责指导张学良、张学铭、张学思等学习武术。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杨化普与师兄张长发护送张作霖家眷、亲友辗转入关，到达北京、天津等地安顿。[4]此后杨化普回乡潜心隐居，亦常常往来于河北、天津两地交会文武之友，如有诸多唱和之天津大学郭维廉、戴玉萍夫妇。
杨化普虽然生平多坎坷，但风骨高标，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与民族自尊心。日占时期，日伪县署欲请其任职，其称病不出，后日本投降，即出任当地商会。军阀王凤岗盘踞时，杨化普又卸任归田，其友人杨醒民欲请其出山，急回书以“疏懒性成，无心问世”拒绝。杨化普曾激愤地说：“良禽择木而栖，高士择主而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趋炎附势，祸国害民，君子不为也！”
杨化普文化素养深厚，他将杨家桢“内外兼修”的主张进一步深化，形成理论，著有《内功问答记》。文中提到“如形意、太极、八卦等拳，当初创者，原有内功，故曰内家拳术。今所传者，关于内功不求甚解，或已失传。惟传外功，争其胜负，是重其末，轻其本，学其粗，而不求其精者也。”“此即功夫，乃旋转而非守。初起顺行，由小而渐大，由内而达外，万物生发之义也；继则返转而逆行，再由大而渐小，由外而归内，停于起点，翕聚先天之气也。”
杨化普还主张提高习武者的文化修养，“以文德支配武功”，这样才能收敛心性，将强力发挥到正确的途径上。他将儒家“格致之学”与禅宗的“渐顿之法”引入习武者的日常修习，教导修习者“行一步自有一步效验，进一级自有一级规模。渐法有作有为而实无，顿法无作无为而至实至有。顿由渐得，夙有根基。盖今生之顿，必由前世之渐；今日之顿，必由往日之渐，非易遇也。”
可以说，注重内功与心性修养，是杨门武术的一大特色。
杨化普秉承了其父杨家桢谦虚善交、乐于传授的性格，广泛授徒，整理了大量拳谱、器械谱，并将“不外传之家学要诀”以歌行体的形式记录下来，如《内家拳术长歌行》、《八卦奇门枪之源流》、《青萍、昆吾剑术合论》、《昆吾剑术序》、《青萍剑谱》、《昆吾剑谱》等，以期更多年轻人学习。“谦虚好学、开放互通、积极推广”成为“旗杆杨门”鲜明的师门特色，如杨家桢再传弟子李金波，早年流落内蒙，后在内蒙、宁夏等地传播形意拳，著有《形意拳真传图谱》、《形意拳术本末体用与练法打法》、《形意拳三体式的站法》等，在武术界享有很高的名望与地位，然而仍以六十一岁高龄重回师门再拜杨化普为师，不得不令人钦佩。
4、”旗杆杨门“在近现代中国对外抗争中的贡献
杨家桢、杨化普父子生于列强入侵的时代，始终对国家兴亡充满强烈的忧患与责任意识，杨化普在《青萍、昆吾剑术合论》中说“吾国文化武术，发明最早，居世界各国之先。文人武将载于史册者，曷可胜道。其关系国家之兴衰存亡，不綦重哉！有清一代，重文轻武，武术一道，学者不为，终至积弱不振。列强各国，讥为东亚病夫，可耻孰其焉！深望体育青年，武术学者，励志锻炼，发奋图强，树移山之志气，夺世界之冠军，岂止自身之荣誉，亦祖国之光辉也。”
正因如此，“旗杆杨门”的很多弟子及再传弟子投身于近现代中国反击侵略的浪潮中。如杨家桢弟子王瑞，清光绪年间蒙古国进贡带来摔跤手，约定如果中国败给蒙古就免去其贡赋，王瑞揭皇榜入宫摔倒蒙古虎扑教头，获封“一等虎扑员”，被誉为“盖京南”，后加入北洋新军；[5]杨家桢弟子张长发，先后任职山东济南督军府、陕西督军府、山西阎锡山处、东北张作霖处武术教官，又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术导师，回乡期间协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武装斗争；[4]再传弟子朱国福，有“中国拳击之父”之称，在上海击倒白俄大力士裴益·哈伯尔，担任南京中央国术馆教务处长，后赴任湖南凤凰34师、针对军人制定科学的训练方法、带领三万将士勇赴前线，后兼任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国术教师从事武术教材的编写与师资培训及武术普及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应贺龙元帅之邀为54军编写军事教材；杨化普晚年所收弟子崔敩缙，远赴广州军区服役，在广州军区大比武中荣立二等功，以侦察兵身份活跃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最前线，屡立战功。其他又传弟子于民国时代各省国术馆、军队、新时期各地武术协会、高等体育院校、警官学院等单位从事理论、实践、教学、改良、宣传者不胜枚举。
二、“燕南名士”与杨门书画、诗文[6]
“燕南名士”是地方文化部门对杨化普的尊称，杨化普的书画、诗文成就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其生前为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理事，书画作品被北京荣宝斋收藏并远销欧美。杨化普倡导振兴中国传统书法与绘画，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笔底功力扎实的前提下求变。关于书画方面的理论，其著有《中国书画论》、《论中国书画退化之原因及将来补救之办法》、《关于初学书画之管见》、《中国山水画入门》、《浅谈四季山水》等。诗文方面，杨化普的作品及理论著作颇丰，《觉斋诗词稿》收录自作诗词近三百首，《诗词格律》从平仄、对仗、声韵、诗病等角度详解创作格律诗与词的方法，并著有《中国诗律学》一书。鉴于近代邪教现象迭出，杨化普曾作《暮鼓晨钟》探索区别正教与邪教的方法，国民党将领刘汝明秘书崔祝平为之作序，后散佚。
1、杨氏魏碑与传统山水
杨化普书画入门师从著名画师李润乔。李润乔早年在清廷如意馆学画，清朝覆亡后，便回到新城鬻画为生。杨化普天性喜好笔墨丹青，十一岁拜李润乔为师，之后广临碑帖画册，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杨化普弟子苏杭（曾任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在《觉斋先生生平》中记述杨化普研习书画的过程：“书法初学柳体，后学真卿。中年以后，行草仿王右军，真楷攻魏碑，深得换笔之法。每用龙门方笔，而参以郑文公、钟绍京等名家之结构，体势变更，自然潇洒，笔力坚刚，形神具备，所谓’不求变而自变’也。画则专攻山水，由清初王石谷入手，进而上追宋元，前贤皴法，无不毕备。”
杨化普书法以魏碑闻名，当代书法家田文奇、张德生评价他的书法：“在三十五岁左右时形成了自家独特的魏碑书法风格，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杨氏魏碑’。杨氏魏碑用笔深得’两爨’之妙，特别是是横划、竖划，方笔刚劲，刀砍斧劈般，而其字形结体，又具备《郑文公》结体方整紧密、用笔方圆皆备、端庄大气之美。而其用笔之潇洒，特别是’撇划’和’捺’划，常见有力的弯曲和抖动，更显流中有滞、顿挫有力，在某些方面又颇具《石门铭》之风韵。杨氏魏碑之’捺’划，在笔势刚劲的同时，又有起伏节奏之感，使人感到静中有动，增强了整个字乃至整篇作品的灵动性和视觉冲击力，此可谓杨氏魏碑的一大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见到的杨氏所书《昆吾剑术序》和《青萍、昆吾剑术合论》，两篇共计两千多字，全是用一公分大小的行楷写就，字字端庄，中规中矩又潇洒自如，既有魏碑凌厉俊俏之风骨，又有颜体雄浑稳健之气势，足见杨氏魏碑、唐楷功力之深。杨氏行书以《八卦奇门枪》、《内功问答记》等为代表，欣赏这些墨迹，多以一公分左右的行书，其用笔洒脱、沉穆、和婉而无俗媚之气，大有晋人之神韵和魏碑之风骨。象其所书《觉斋诗稿》、《昆吾剑术歌诀》和记录一些药方等，通篇数百、数千言，洋洋洒洒，信笔书来，一气呵成，用笔潇洒，章法自然，首尾一致，无一懈笔，足见杨氏于魏碑、’二王’等用功之深，可以说已达到得其精髓、遗貌取神之境界。
书家多注重’字外功夫’，强调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综合艺术修养，杨氏不仅善书画，且文武兼修，练武参禅，窃以为武者之刚劲、诗人之风雅，或皆在杨氏字中耶？”
杨化普弟子杨越徵评其师山水画：“先生画主攻山水，当时定兴名士张寿岩曾赞其画儒雅清秀、蕴名家之风。其山水画题材主要分为仿古、抒情二类，以仿古画最富特色，能真实地再现古人笔墨，并倾注了真切的主观感受，着重于笔情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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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杆杨门”是清末燕赵地区以杨家桢、杨化普[1]父子为核心汇聚起来的较有影响力的师门。其以武术、书画、诗文、内功等传统文化为授受内容，强调“内外兼修、文武并重”，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观念，对地方文化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值得称道的是，在近现代中国对外战争与对抗中，“旗杆杨门”为国术馆、前线军队、地下抗日组织输送了大批武术教官与文职人员，在保家卫国、振兴中华的历史浪潮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文名旗杆杨门
一、“杨家三名士”与杨门武术[3]
“杨家三名士”指杨家桢与杨乐生、杨化普父子三人。
1、集大成者杨家桢
杨家桢，字廷栋，清末著名武术家，直隶保定府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市）人，生于道光末年（1850年），卒于清王朝覆灭前夕（1910年）。
燕赵地区自古任侠尚武，尤以京南保北地区为盛。杨家桢在大环境感召下自幼好武，少年时即初有所成。光绪年间，其任保定府新城刑房书吏，步行往返府县交接文案，暮出晨归，夜行三百余里，其时人称“神行太保”。新城位于南方九省进京必经的驿道，四方拳师、镖师往来不绝，杨家桢生性好交游、能急人之困，因此结交了大批武林人士，广泛涉猎南北武术流派。
成年之后，杨家桢已名重一方，前来拜访、切磋的武师络绎不绝。据杨家桢后人回忆，杨家每日都要接待来访的宾客，甚至有些未通晓姓名但有一技之长者皆可前来食宿。杨家桢谦虚好学又不吝传授，与许多杰出武友交换所学，如：形意拳习自深州名士李存义，鸳鸯腿、醉八仙得自蠡县友人刘观澜，内功养气师从任丘高士刘作孚。至此，其已从器械到拳术、从外家到内家融会贯通，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杨家桢注重内功与拳术神形统一、内外兼修，器械尤以阴手棍、混元刀、八卦奇门枪、青萍剑、昆吾剑见长。
杨家桢讲求武德、乐善好施，这也是其备受时人尊敬的原因。清末镖局兴起，各省镖局与杨家皆有往来，镖车途经新城均不喊镖以示尊重。其中，河南镖局曾遇凶险，杨家桢出手相助令其化险为夷，河南镖局便在杨家院内树立大旗以表感谢，此后，“旗杆杨门”就作为杨家桢师门的别称流传开来。清末著名书法家凌燮曾赠杨老先生钟鼎字体楹联“垂露在手，清风入怀”，光绪年间皇封诰命、女史高雅蕴曾赠亲笔花卉八屏，皆为酬誉其德高望重。
杨家桢善于因材施教，常谓“刀枪棍棒，可教勇士；剑学深奥，必待文人”，其授徒甚众，有所成者约数百人。如“铁罗汉”张长发，“盖京南”王瑞，“李氏三杰”之李彩亭、李文亭、李耀亭，李尚忠，李云书，杨云武，崔宝廉，王茂堂，张欣斋，李莲英等。李存义之高弟孙禄堂亦曾拜访杨家桢学习枪剑，杨家桢推重其才，爱之甚笃，为其指引名师学习内功。
2、英年早逝杨乐生
杨乐生，名钧，杨家桢长子，生于1878年左右，卒于1928年。杨乐生天赋极高，生得其时，又肯下苦功，形意拳、长拳、八卦奇门枪、阴手棍、青萍剑、昆吾剑等功夫不在乃父之下。然而杨乐生严厉内敛，令人望而生畏，授徒又极其严格，一招一式必定达到满意才肯教授下一招，来学者急不可耐，纷纷中途放弃。
大约民国十六年（1927年）左右，杨乐生忽然对年方二十的幼弟杨化普一改常态，茶余饭后悉心讲解拳械，传授八卦奇门枪、阴手棍、青萍剑、昆吾剑等要诀，并一再叮嘱“此皆吾家之至宝，勿使失传”。一年后，杨乐生即病逝。或许冥冥之中感到自己大限将至，故悉心将所学传与幼弟。杨化普在所作《内家拳术长歌行》中感叹：“独惜家兄杨乐生，拳枪刀剑有深功。一生保守不轻吐，可怜带入黄泉路。”杨乐生武学造诣精深却终致技艺无传，常为武术界引为憾事。
3、内外兼修杨化普
杨化普，名铎，号觉斋，杨家桢次子，生于1905年，卒于1994年。杨化普少年失怙，六岁时，其父杨家桢就去世了。杨化普跟随兄长杨乐生、师兄辈张长发、“李氏三杰”等、师侄辈张克功、李敦素等学习武术，师从乃父之师刘作孚学习内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杨化普与师兄张长发受聘东北军张作霖处兼任武术教官与文职，并负责指导张学良、张学铭、张学思等学习武术。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杨化普与师兄张长发护送张作霖家眷、亲友辗转入关，到达北京、天津等地安顿。[4]此后杨化普回乡潜心隐居，亦常常往来于河北、天津两地交会文武之友，如有诸多唱和之天津大学郭维廉、戴玉萍夫妇。
杨化普虽然生平多坎坷，但风骨高标，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与民族自尊心。日占时期，日伪县署欲请其任职，其称病不出，后日本投降，即出任当地商会。军阀王凤岗盘踞时，杨化普又卸任归田，其友人杨醒民欲请其出山，急回书以“疏懒性成，无心问世”拒绝。杨化普曾激愤地说：“良禽择木而栖，高士择主而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趋炎附势，祸国害民，君子不为也！”
杨化普文化素养深厚，他将杨家桢“内外兼修”的主张进一步深化，形成理论，著有《内功问答记》。文中提到“如形意、太极、八卦等拳，当初创者，原有内功，故曰内家拳术。今所传者，关于内功不求甚解，或已失传。惟传外功，争其胜负，是重其末，轻其本，学其粗，而不求其精者也。”“此即功夫，乃旋转而非守。初起顺行，由小而渐大，由内而达外，万物生发之义也；继则返转而逆行，再由大而渐小，由外而归内，停于起点，翕聚先天之气也。”
杨化普还主张提高习武者的文化修养，“以文德支配武功”，这样才能收敛心性，将强力发挥到正确的途径上。他将儒家“格致之学”与禅宗的“渐顿之法”引入习武者的日常修习，教导修习者“行一步自有一步效验，进一级自有一级规模。渐法有作有为而实无，顿法无作无为而至实至有。顿由渐得，夙有根基。盖今生之顿，必由前世之渐；今日之顿，必由往日之渐，非易遇也。”
可以说，注重内功与心性修养，是杨门武术的一大特色。
杨化普秉承了其父杨家桢谦虚善交、乐于传授的性格，广泛授徒，整理了大量拳谱、器械谱，并将“不外传之家学要诀”以歌行体的形式记录下来，如《内家拳术长歌行》、《八卦奇门枪之源流》、《青萍、昆吾剑术合论》、《昆吾剑术序》、《青萍剑谱》、《昆吾剑谱》等，以期更多年轻人学习。“谦虚好学、开放互通、积极推广”成为“旗杆杨门”鲜明的师门特色，如杨家桢再传弟子李金波，早年流落内蒙，后在内蒙、宁夏等地传播形意拳，著有《形意拳真传图谱》、《形意拳术本末体用与练法打法》、《形意拳三体式的站法》等，在武术界享有很高的名望与地位，然而仍以六十一岁高龄重回师门再拜杨化普为师，不得不令人钦佩。
4、”旗杆杨门“在近现代中国对外抗争中的贡献
杨家桢、杨化普父子生于列强入侵的时代，始终对国家兴亡充满强烈的忧患与责任意识，杨化普在《青萍、昆吾剑术合论》中说“吾国文化武术，发明最早，居世界各国之先。文人武将载于史册者，曷可胜道。其关系国家之兴衰存亡，不綦重哉！有清一代，重文轻武，武术一道，学者不为，终至积弱不振。列强各国，讥为东亚病夫，可耻孰其焉！深望体育青年，武术学者，励志锻炼，发奋图强，树移山之志气，夺世界之冠军，岂止自身之荣誉，亦祖国之光辉也。”
正因如此，“旗杆杨门”的很多弟子及再传弟子投身于近现代中国反击侵略的浪潮中。如杨家桢弟子王瑞，清光绪年间蒙古国进贡带来摔跤手，约定如果中国败给蒙古就免去其贡赋，王瑞揭皇榜入宫摔倒蒙古虎扑教头，获封“一等虎扑员”，被誉为“盖京南”，后加入北洋新军；[5]杨家桢弟子张长发，先后任职山东济南督军府、陕西督军府、山西阎锡山处、东北张作霖处武术教官，又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术导师，回乡期间协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武装斗争；[4]再传弟子朱国福，有“中国拳击之父”之称，在上海击倒白俄大力士裴益·哈伯尔，担任南京中央国术馆教务处长，后赴任湖南凤凰34师、针对军人制定科学的训练方法、带领三万将士勇赴前线，后兼任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国术教师从事武术教材的编写与师资培训及武术普及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应贺龙元帅之邀为54军编写军事教材；杨化普晚年所收弟子崔敩缙，远赴广州军区服役，在广州军区大比武中荣立二等功，以侦察兵身份活跃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最前线，屡立战功。其他又传弟子于民国时代各省国术馆、军队、新时期各地武术协会、高等体育院校、警官学院等单位从事理论、实践、教学、改良、宣传者不胜枚举。
二、“燕南名士”与杨门书画、诗文[6]
“燕南名士”是地方文化部门对杨化普的尊称，杨化普的书画、诗文成就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其生前为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理事，书画作品被北京荣宝斋收藏并远销欧美。杨化普倡导振兴中国传统书法与绘画，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笔底功力扎实的前提下求变。关于书画方面的理论，其著有《中国书画论》、《论中国书画退化之原因及将来补救之办法》、《关于初学书画之管见》、《中国山水画入门》、《浅谈四季山水》等。诗文方面，杨化普的作品及理论著作颇丰，《觉斋诗词稿》收录自作诗词近三百首，《诗词格律》从平仄、对仗、声韵、诗病等角度详解创作格律诗与词的方法，并著有《中国诗律学》一书。鉴于近代邪教现象迭出，杨化普曾作《暮鼓晨钟》探索区别正教与邪教的方法，国民党将领刘汝明秘书崔祝平为之作序，后散佚。
1、杨氏魏碑与传统山水
杨化普书画入门师从著名画师李润乔。李润乔早年在清廷如意馆学画，清朝覆亡后，便回到新城鬻画为生。杨化普天性喜好笔墨丹青，十一岁拜李润乔为师，之后广临碑帖画册，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杨化普弟子苏杭（曾任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在《觉斋先生生平》中记述杨化普研习书画的过程：“书法初学柳体，后学真卿。中年以后，行草仿王右军，真楷攻魏碑，深得换笔之法。每用龙门方笔，而参以郑文公、钟绍京等名家之结构，体势变更，自然潇洒，笔力坚刚，形神具备，所谓’不求变而自变’也。画则专攻山水，由清初王石谷入手，进而上追宋元，前贤皴法，无不毕备。”
杨化普书法以魏碑闻名，当代书法家田文奇、张德生评价他的书法：“在三十五岁左右时形成了自家独特的魏碑书法风格，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杨氏魏碑’。杨氏魏碑用笔深得’两爨’之妙，特别是是横划、竖划，方笔刚劲，刀砍斧劈般，而其字形结体，又具备《郑文公》结体方整紧密、用笔方圆皆备、端庄大气之美。而其用笔之潇洒，特别是’撇划’和’捺’划，常见有力的弯曲和抖动，更显流中有滞、顿挫有力，在某些方面又颇具《石门铭》之风韵。杨氏魏碑之’捺’划，在笔势刚劲的同时，又有起伏节奏之感，使人感到静中有动，增强了整个字乃至整篇作品的灵动性和视觉冲击力，此可谓杨氏魏碑的一大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见到的杨氏所书《昆吾剑术序》和《青萍、昆吾剑术合论》，两篇共计两千多字，全是用一公分大小的行楷写就，字字端庄，中规中矩又潇洒自如，既有魏碑凌厉俊俏之风骨，又有颜体雄浑稳健之气势，足见杨氏魏碑、唐楷功力之深。杨氏行书以《八卦奇门枪》、《内功问答记》等为代表，欣赏这些墨迹，多以一公分左右的行书，其用笔洒脱、沉穆、和婉而无俗媚之气，大有晋人之神韵和魏碑之风骨。象其所书《觉斋诗稿》、《昆吾剑术歌诀》和记录一些药方等，通篇数百、数千言，洋洋洒洒，信笔书来，一气呵成，用笔潇洒，章法自然，首尾一致，无一懈笔，足见杨氏于魏碑、’二王’等用功之深，可以说已达到得其精髓、遗貌取神之境界。
书家多注重’字外功夫’，强调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综合艺术修养，杨氏不仅善书画，且文武兼修，练武参禅，窃以为武者之刚劲、诗人之风雅，或皆在杨氏字中耶？”
杨化普弟子杨越徵评其师山水画：“先生画主攻山水，当时定兴名士张寿岩曾赞其画儒雅清秀、蕴名家之风。其山水画题材主要分为仿古、抒情二类，以仿古画最富特色，能真实地再现古人笔墨，并倾注了真切的主观感受，着重于笔情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