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地看，在《洛阳伽蓝记》类属问题上的分歧，其实正反映了此书内涵的丰富性。其在佛学上的价值与历史地理学上的价值也是相互含摄的。不难看出，作者以史家的征实态度，对洛阳全城寺宇的地理分布、各主要寺宇的由来、建制及相关佛教活动等方面的客观记载，这对保存北魏建都洛阳时期的佛教盛况，无疑是难能可贵之举，因而也为后世佛教人士所乐于称道。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作者对寺塔林立所象征的佛教盛况有否流露褒贬的意向?当时流行的佛教教义乃至佛经样式等有否影响于《洛阳伽蓝记》的撰着?这些问题对确定本书与佛教的关系以及在中国佛学史上的地位，实是关键所在。

　唐释道宣撰《广弘明集.辨惑篇》「列代王臣滞惑解」，文中就提到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的意图： 
　　「杨炫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并提到撰作《洛阳伽蓝记》之后，杨炫之还上书朝廷，其主旨即在述： 
　「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敕，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兵富多，天下幸甚。」

　据说其中还「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这里指出《洛阳伽蓝记》的撰作，是基于现实的富国富民的考虑，因而杨炫之对洛阳「寺宇壮丽」的实况，也就必定含有某种贬斥批判之意。从现有的文献看，讨论杨炫之其人其书与佛教的关系，释道宣的意见是最早的数据，更由于「列代王臣滞惑解」把杨炫之列为历代「废灭」佛教者之一，听以有必要稍作分析。 
　关于「列代王臣滞惑解」，是释道宣针对初唐反佛者傅奕的《高识传》而写成的，其实可称为反《高识传》或驳《高识传》。《高识传》原文已佚，不过由道宣的征引可知，傅奕非常欣赏杨炫之的奏书，全文加以抄录，列为「高识」者。道宣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炫之此奏，大同刘昼之词，言多庸猥，不经周孔，故虽上事，终委而不施行。而奕美之，彻于府俞，致使净游浪宕之语，备写不遗。斯仍曲士之沈郁，非通人之留意也。」

　　从护教的立场出发，道宣不能容忍那种抓住佛教流弊而从根本上否定佛教的言论。

　　从护教的立场出发，道宣不能容忍那种抓住佛教流弊而从根本上否定佛教的言论。而刘昼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上书言：「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又诋诃淫荡，有尼有优婆夷，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于，其状难言……。」道宣讥之为「吐言孟浪」、「非正士言」。被视为「大同刘昼之词」的杨炫之奏书，尽管最终要求杜绝伪滥后，不废「佛法可遵」，但在道宣看来，是损害佛教的言论。而出于这样一位「废灭」佛教者之手的《洛阳伽蓝记》，其对佛教界是否构成一种攻击或诋毁呢?

而刘昼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上书言：「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又诋诃淫荡，有尼有优婆夷，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于，其状难言……。」

　　对此，道宣的措辞应当说是相当审慎的。与杨炫之的奏书中直接抨击佛门中人「贪积无厌」相较，《洛阳伽蓝记》成书的动因被看作是感愤于社会上「王公相竞」的奢靡。指责对象的不同，也就使这部书与佛教的关系并不显得那么剑拔弩张。事实上，以护教为己任的道宣对此书也未作十分明确的非议。

　饶有趣味的是，后世佛教人士还有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达磨之语，进而敷衍出杨炫之向达磨禅师问法的逸事（详后文），甚至有将杨炫之归入历代护法王臣行列的。例如明心泰《佛法金汤编》专收「历代护教诸王臣之言行」（卷一），其中就列有杨炫之，载其与达磨会面之逸事，并节录其《洛阳伽蓝记》自序（卷五）。

达摩祖师是大秦人

路过

太冷清了。

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