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军队执行跪拜礼仪。下级见了上级，必须跪拜。而在西方军队中是没有这个礼仪的。袁世凯在新军中废除了这个规定，另外按照西方军队制定了一套礼仪制度。
“军令如山”。袁世凯为军队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约束官兵的行为。在这套纪律规定的约束下，袁世凯新军绝少发生扰民的事件——当时天津小站周围一带是农村。每年秋季，农民往往在新军训练的场地脱粒扬场。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军队在飞扬的稻谷灰中穿行，却绝不打扰劳作的农民。两者相安无事，场面极为和谐。
很快，袁世凯就训练出一支颇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以至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实施“戊戌变法”时，第一个就是想依赖袁世凯的新军，来“围园劫太后”。只不过，聪明的袁世凯选择站在慈禧太后一边，还通过荣禄向慈禧太后告密“围园劫太后”一事，导致谭嗣同等人喋血菜市口。
袁世凯本人，自然获得了慈禧太后更大的信任，地位扶摇直上。1899年冬，时年40岁的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成为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顺理成章，袁世凯所训练的新军，也从天津小站调到山东，参与血腥镇压屠杀义和团。
就在袁世凯前去山东的第二年，即1900年初夏，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俄国、奥匈帝国组成的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进犯北京。
一时举国震惊。
此前，袁世凯所训练的新军，已被编入荣禄统领的武卫军，为武卫右军。八国联军武装入侵后，清朝政府召集武卫军抵抗入侵。武卫军的前、后、左、中四军都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加入战争，唯独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按兵不动，以各种理由拒绝增援。
当天津大沽炮台沦陷后，天津城门洞开，朝不保夕。而天津一旦失陷，北京就直接面对八国联军的枪炮了。在这危急时刻，清朝政府再三催促袁世凯派兵救援。袁世凯被迫无奈，只好从山东抽了一支兵勇部队滥竽充数。此后直到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袁世凯都不曾动用新军的一兵一卒。
1901年，八国联军已经撤军，袁世凯才在慈禧太后的一纸调令下，从山东率军回到北京，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有意思的是，虽然袁世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屡屡抗命，可由于武卫军的前、后、左、中四军在战争中被消灭殆尽，唯独袁世凯的新军硕果仅存，所以他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为当时清廷最有实权的人物。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而富有戏剧性吧？（文/何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