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产的增加，使经济作物的种植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是桑树成荫、蓊郁一片。乌程、石门、桐乡、海盐等县和杭州一带，极目远眺，绿云卖红枣的小贩如海，侧耳倾听，剪声如涛。棉花，宋、元时期，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各省，到清朝雍、乾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黄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嘉定县，近海边，不产米，多种棉。”——这歌谣，反映了乾隆末年江南许多地方植棉争利的盛况。黄蒂、穰蒂、紫花等等，都是棉花的新品种；秋收时节，蜂积蚁聚、纷纷赶来棉区“坐庄”收购的，尽是远近各地的棉商。上海的花（棉花）市，天刚破晓就人声鼎沸；保定的棉区，商贩们的牛车也是络绎不绝。而那一堆堆的棉花，高耸如山，色白如雪。烟草，大约在明神宗时传入中国（主要在福建先种，崇祯年间才扩种于江、浙一带），一名“相思草”，满名“淡巴菰”。康熙末年，北方普遍种植，而乾隆时期，文人士子，也开始普遍吸用了。福建、浙江、安徽、山东、河北、陕西，种烟的到处都有；而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竟有工人四千多名!湖南衡阳府造的“衡烟”，驰名全国；江西玉山县造的烟丝，在大江南北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提。南京的缎机已有3万台，它们一般都由132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9　000多根，多的甚至达到17　000根。南京的缎子，供宫中用的有花缎、锦缎、闪缎、装花、暗花、五丝等等；供民间用的则有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靴素等等，真是“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杭州的丝织，是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纻丝等等什么都有；松江的棉织，也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等等样样俱全。陶瓷业，不仅窑数增多，而且规模更大。乾隆时，景德镇是“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镇大十多平方里，匠工几十万，瓷窑二三百区，烟火终岁相望，入得镇里，四处轰鸣，故被称为“四时雷电镇”。窑内分工更精：匠作有淘土、拉坯、印坯、旋坯、画坯、抬坯、装坯、舂灰、合釉、上釉、满掇、烧窑、开窑之别，而烧窑工又有三个工种，画坯工也有画工、染工的细别。粉彩、珐琅彩更臻完美，釉色也有粉青、郎窑红、松石绿、茄皮紫、蟹甲青等名目。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313处（不包括偷采的在内）。云南铜产，每年多达千余万斤，民厂大者七八万人，小者也有工人几千。广东，铁炉四起，高者一丈七八尺，炉后有两扇门式鼓风设备，还用机车把矿石、焦炭飞掷入炉，每炉每昼夜可出铁12次，每次即出铁300多斤。大炉，环炉300多家人手，运矿石或产品，用牛200头、船50只。只佛山镇一处，炒铁炉即有数十家，铸铁炉即有百余家，昼夜冶炼，火光冲天，其产品广销各地。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5　939眼，而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发展到8　307眼了，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每个大盐厂都有几十万两的资本。山西票号盐厂的分工也很精细，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槽、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等各种不同性质的工种。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以山西人为最多），具有巨额的资金，因而，甚至为官府代解钱粮、存支官款、贷给官款。此时，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所谓广东十三行）。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尽管这些人大都是官商或官员，其经营的业务也没超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范围，但也有一些商业资本被投到手工业生产中，转化为最初的工业资本。

　　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清朝的鼎盛时期。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南巡，到苏州时，吴县阊门专诸巷有个画画的叫徐扬，向乾隆皇帝献了画。乾隆皇帝很高兴，让他入了画院，后又赐他“举人”衔名，官至内阁中书。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人更以苏州为模特，画了一卷《盛世滋生图》。这卷画，形象而真实地记录了从苏州城西25里的灵岩山起，到城西北七里的虎丘山止的整个苏州市的繁华实况。在这卷长达十公尺、宽仅36公分的画面上，竟展现出12　000人，大小船只四百只，有招牌的店铺230多家，50多个行业中，还有两家“洋货行”；14家丝绸业中，最大一家竟有七个门面!店铺之外，还有蜂攒蚁集的小贩。商品，除本地产品之外，还有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四川、广东等省的特产。虎丘的凉席，当地的盆景，金华的火腿，南京的板鸭，宁波的淡鲞，以及川、广、云、贵的杂货，统统陈现于观者的眼前！的确，此画绝非夸张：乾隆时期，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50万，合郊区的更不下100万了！东城的习织之家，不下万余；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哩！扬州，到乾隆年间，市民、商贾也不下数十万人。大的盐商，衣屋华靡，竟将金钱珠宝视为泥沙。大商人江春，在大虹园里，一夜就修成了一座白塔!
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除了前面提到的江绸、贡缎名甲天下，书坊、扇市更独享盛名。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中的茶肆酒楼，欢声不绝。
广州，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贸易额增加速度亦很惊人：乾隆十四年（1749），洋船只有18艘，而到五十四年（1789），洋船已有83艘；乾隆四十年（1775），出口的茶叶只有1　600余万磅，而到五十年（1785），出口的茶叶，已达2　800多万磅了。乾隆中叶虽曾限制出口，但出口的生丝仍有二三十万斤，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丹麦、瑞典等）的贸易，竟出超240多万两。
乾隆年间，长江沿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此时的汉口，已成长江中游最大的粮、盐、布、木材、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货宝奇珍在此集聚，千樯万舶在此停泊。乾隆末年，一次大火烧毁的粮船、客船，即达三四千只！乾隆年间，运河两岸的淮安、清江浦、临清、济宁等镇，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清初的清江浦，才三万多人，乾隆时，已增加到了54万。此外，厦门“不减通都大邑之风”，佛山也成了“岭南一大都会”，乾嘉之间，这个“大都会”，光大小街巷，就有622条之多!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的中心了：东北的人参、貂皮，西藏的红花、藏香，新疆的毡毯，蒙古的裘褐，以及云贵的药材，都出现在这里的市场上；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远道而来的蒙古客商。

清朝前期还是可以的

但是后期一塌糊涂

到了明朝才从国外引进烟草，我国烟民的历史也不过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