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在曹丕称帝后的第九年，才不急不慢地在武昌正式称帝，这时候，距离他劝曹操称帝已整整十年。
这时候，诸葛亮与司马懿正在斗智斗狠，孙权的老对手曹操和刘备都已经不在人世，曹丕也死了。论资历，年轻的曹丕就是不死，也玩不过孙权，虽然他们岁数相差并不大，只相差了五岁。
曹丕称帝后，孙权立刻又玩老一套，遣使请求成为魏的藩属，曹丕十分高兴地封孙权为吴王，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孙权并非真心归附。很显然，孙权的臣服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还有自己的一大堆麻烦要解决，事实上曹丕和刘备的相继称帝，孙权心中也很窃喜，谁还不想当皇帝呢，谁不愿意成为天子呢，他只是不着急，先从容地把年号给改了，改成了黄武。
年号在封建时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年号是黄初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年号是章武元年。公元222年，孙权并没有称帝，但是他已经不愿意再使用别人的年号。至此，三国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说建安多少年，而是各用各的年号纪事。建安时代彻底结束。
我们说到黄初三年，说到章武二年，说到黄武元年，它们其实都是同一年。规矩还是规矩，规矩已经不成规矩，规矩被彻底地破坏了。如果说过去的三国，还只是形式上的各自为政，现在它们已是地地道道的三个国家，三个帝国。

为什么孙权迟迟不敢称帝，为什么在武昌称帝之后的同一年，他又赶紧把首都迁到南京，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些事情，定下来就定下来，定下来就再也不会改变。反正南京人挺高兴，转眼就成了首都人民，何乐不为。南京从此开始了六朝的历史，偶然性永远是重要的，或许两相比较，进行了反复的掂量，孙权还是觉得建业比武昌更为重要。
有一种说法，东吴匆匆建都武昌，主要目标是为了针对刘备的蜀汉，为了继续西进，而定都南京，则是为抗击北方的曹操，为了能够准备北上。因此东吴最终选择南京，说明孙权的心腹大患，仍然还是曹魏。这个判断未必准确，事实真相大家都知道，等到孙权定都南京，曹操早死了，刘备也死了好几年，甚至比孙权小五岁的曹丕，也在三年前一命呜呼。很显然，西进或者北上，都不是孙权选择南京的直接理由。
不管怎么说，公元229年对于南京来说，还是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毕竟定都与此前211年的迁治，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迁治说到底，终究还是个临时据点，是指挥部搬一个家，正式定都却代表着一个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包括军事中心，都正式集中在了此地。内容虽然重要，形式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南京成为东吴的首善之地，战争并没有完全停止，也暂时不会停止。事实上，三国之间的战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自从东吴的孙权定都南京，经济建设不得不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毕竟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打仗离开不了经济，和平也离不开经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写得很漂亮，慷慨陈词大义凛然，然而恰恰就是为了壮怀激烈的北伐，蜀汉穷兵黩武，蜀汉先军政治，经济上早已经是一塌糊涂。

孙权定都南京时，正是诸葛亮北伐喊得最响亮之际，而蜀汉最后率先灭亡，与经济崩溃不能说没有关系。纯从经济生产的水平考量，三国中的东吴，可以说是经济基础最为薄弱。司马迁《史记》中记录秦汉时期的GDP排名，古代传下来的九州中，名列第一的是雍州，排在最后的是扬州。大家都知道，秦国能够统一天下，首先是拿下了蜀地益州，有了四川这个大粮仓，横扫六国指日可待。拥有雍州的曹魏，拥有益州的蜀汉，自然条件比处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扬州之东吴，要好太多太多。
况且三国时期，各国都还有些自己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蜀汉的诸葛亮“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七擒七纵孟获。魏国的曹操也要跟境内的少数民族打交道，要清剿和安抚匈奴和乌桓。东吴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山越”，《三国志﹒吴书》中经常会出现这两个字。关于这个山越，说法不一，如果用百度上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江南地区越人部落占山为王武装势力的统称”。有学者认为三国时期的山越，为古百越部落后人，为了不纳王租而占山为王，平时也劳动耕作，和平民百姓并无异别，翦伯赞先生《中国史纲要》认为：
山越人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散布在长江以南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

▲三国地图中山越的位置
总之，山越主要是存在东吴境内，就在南京附近。以建业为中心的东吴，要想维护国家的稳定，如何解决山越问题，必然会成为重中之重。
看三国时的东吴地图就可以明白，山越活动的区域与东吴的中心地带几乎重叠，就盘踞在首都南京周围。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山越问题，东吴也不可能太平。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三国中东吴最后称帝，显然还与山越作乱有关，“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辞魏氏”。也就是说，因为受到山越的掣肘，攘外必须安内，孙权不得不屈身事魏。再换句话说，南京地区若不太平，整个东吴也不会太平。
公元229年，孙权在自己的称帝宣言中，强调规矩是被曹氏父子

公元229年，孙权在自己的称帝宣言中，强调规矩是被曹氏父子破坏，他现在只是不得不当这个皇帝。“汉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竞乎”，但是群臣都在说这是“天命符瑞”，天意不可违，一请再请三请，于是孙权就登基了：

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
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
孙权是个十分谨慎的人，都玩到了这个份上，还要继续客套，继续装模作样，继续作秀。当然，他既然做了皇帝，就要有一点皇帝的样子，就要大赦天下，就要封皇后立太子，“内外文武百司皆即位行赏，边军征防各赐勋五转，鳏寡孤独量给谷帛，百姓并免今年租赋，天下赐酺五日”。

南京被称之为南京，那是非常后来的事情。必须要记住的是，三国时的南京叫“建业”。单从字面上来理解，作为东吴首都的名字，武昌二字，多少还有一些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意思。建业就不一样，建业中多少有了一些和平建设的愿景，意味着这个城市的定位，要文武双修。这个解释当然也有些勉强，有些玩拆字先生的把戏，然而正是从229年开始，南京这艘驶向未来的航船，终于开始扬帆起程。

孙权在南京一共做了23年皇帝，这期间，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广修水利，大兴屯田。在他领导下，原本落后的江南经济，有了明显好转。于是“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很好地解决了军粮和民食，国家实力开始增强。《建康实录》上开始有一些喜气洋洋的记录，黄龙三年夏五月，“建业有野蚕为茧，大如鸟卵”。农桑是根本，有了农桑，东吴的青瓷制造业，造船业，冶铸业都有较大程度提高。

比较起来，孙权绝对还是个节俭的皇帝，没有因为南京已经是首都，就大兴土木。他反对铺张浪费，不喜欢豪华奢侈，建业这两个字始终饱含着励志，南京城在最初的建设中，完全可以称得上兢兢业业。

一般的说法，南京城建设仿造了阖闾大城。左思的《吴都赋》有这样的句子，“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阐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仔细想一想，肯定又是文人的想当然。当时并没有人知道阖闾大城在什么地方，几千年来都只是在传说，在猜测。有人说在苏州，有人在无锡，最新的考古发现，又说是在常州武进区的雪堰镇。有时候，历史实在没办法当真，既然谁也说不清楚阖闾大城是什么模样，当时的南京又如何根据传说去仿造。

因此东吴时南京城所谓的仿造，所谓阖闾所营夫差遗法，都不过是为了字句对仗工整，为了遣词漂亮，只能是说说而已，唐朝李善解释左思的词义：
阖闾造吴城郭宫室，其子夫差嗣，增崇侈靡。孙权移都建业，皆学之。故曰“阐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

不管怎么说，吴王夫差都是亡了国的，被一个叫句践的人卧薪尝胆打败了。亡国之君必定会被安上一大堆罪名，侈靡两个字用他身上怎么都合适，什么样的过错都可以是他的。吴越春秋时代的吴国都城到底有多大，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文字记录，《越绝书》上便说：
吴郭周匝六十八里六十步，大城周匝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沙门八，陆门八，其有二楼。名门者，车船并入。昌门今见在，铜柱石填地。大城中有小城，周十二里，亦有水陆门，皆阖闾宫，在高平里。

多少里多少步，这是古人的一种计算方式。阖闾时期建造的“吴城”，《越绝书》上提到的“吴郭”，因为都有一个吴字，后人弄不好就会和孙权的东吴混淆，忽视了它们之间有着七八百年的时差，此吴非彼吴，是两码事，文明程度完全不一样。

公元229年东吴开始定都的南京城，简明扼要地说，显然不应该是阖闾大城的样子。左思的《吴都赋》虽然也说南京城“通门二八，水道陆衢”，但是当时的建业远没有传说中阖闾大城的规模，这一点不容置疑。
南京作为东吴的首都，在一开始，就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那么完美那么豪华。首先，它多多少少地还是有些匆忙，有些急就章。根据《建康实录》记载，孙权定都的南京，“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这个数字显然要比传说中的阖闾大城“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小得多，有专家甚至对“二十里十九步”都持怀疑态度，很显然，古城南京在一开始并不是以大取胜，与豪华和漂亮没有一点关系。

至于东吴时期的首都南京主城究竟在什么位置，基本上是两种说法，一是根据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偰先生的《金陵古籍图考》，将城宫的北沿，定位在今天珠江路以北的东南大学附近。二是根据后来的考古发现，城址似乎还应该往南移，应该是在大行宫附近。这样一来，当时的南京城，就要比原来认定的规模，又小了很多。

东汉末年有过两个郗俭，一位是益州刺史，一位是东吴的左台御史。公元240年，注重兴修水利的孙权派郗俭指挥开凿京城河道，其中有一道潮沟，成为孙吴苑城的北界，而今天南京珠江路南侧的河道，基本上就是当年的潮沟遗迹。

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如果城址限定在珠江路以南，同时“东皆不出青溪”，西为运渎，那么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便有些奇怪，便解释不太清楚。好在近年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为了盖摩天高楼，要深挖地基，顺带也引起了一些新的考古发现。新的考古发现证实，孙吴时期的建业城确实不像大家想得那么大，它甚至比我们想象的小，可能还要再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