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住民话仙（聊天）讲古，倾听他们的心声，喜怒哀乐，过好每一天。学生来鼓聚会，先来寒舍沏茶叙旧，赏字。”这是厦门二中退休教师郑南辉给自己目前鼓浪屿生活的素描。
作为当地一名活跃的书法家，他常以字修心。国庆第二天，便在家里用毛笔写下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以此抒发自己乐观的精神状态。
每天傍晚，他都会准时和几名鼓浪屿老住民坐在一起，聊聊天，看着海边的夕阳西下，享受着海风掠过的凉爽与快乐。
“现在很多老鼓浪屿人都住到厦门市区了，我还是喜欢住在鼓浪屿，那么我守的究竟是什么呢？或许守的就是一种记忆和乡愁吧。”郑南辉对澎湃新闻说，他小时候最爱海边去玩，只要学校一下课，就跑到海边挖海蜈蚣做鱼饵，为了补贴家用，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们兄弟都经常“夜钓”到八九点。
在他看来，那些在外地游客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休闲老头儿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自己在鼓浪屿的家史。他们不仅经历鼓浪屿的风云变幻，还对这座岛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了如指掌、赋予感情。
鼓浪屿原住民郑南辉。
家史
从小受母亲、大哥的影响较大
郑南辉的外祖父吴子青是福建漳州下辖的云霄县人，早期曾任云霄一中校长，受聘至集美中学任职后，在鼓浪屿置业，举家迁移至此。母亲吴士柔是外祖父的独生女，在毓德女中受到良好教育，富人家庭子女们的才艺她样样都会：弹琴，打球，唱歌等。她后考入师范学校，并在工作中结识父亲郑时雍，夫妻俩均在鼓浪屿普育小学教书，此后母亲又调至康泰小学担任教职，主要教语文。
郑南辉一共七个兄弟姐妹，他年纪最小。
抗战时期，家国离乱，父母双双失业了，全家生活陷入困境。抗战胜利，父亲带着二哥到台湾谋生，原本想借此改变经济窘境，谁成想由于两岸政治风云变幻，此去一别就是40年。
“直到1986年，大陆与台湾关系缓和，父亲经香港寄来一封信。离别四十年的话语都浓缩在一纸家书里，母亲眼睛已瞎，让我一遍遍地念给她听，她抚着信，吻着信，枕着信，心息一夜难平。1987年，父亲与二哥郑昌泽经东南亚在香港约我会面。”郑南辉在一篇自述的回忆文章中称。
1991年，父亲在台湾去世。追悼会上，时任台湾省主席连战题写挽联，表彰其对国语教学的贡献。
在漫长等待父亲的岁月中，唯有母亲在艰难维持一家的生计。
“母亲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郑南辉称。
在他记忆中，每天母亲从家里徒步到康泰小学需走半小时，为了节省路途时间，早晨从家里带盒饭到学校当午餐，时常还要分点给饥饿的学生吃。她的收入要养活全家六口人，可每月发工资时，邻居便来家里借钱买米，通常母亲二话没说掏出钱塞在邻居手里。只要她看到谁家需要帮助，均义不容辞。
“我认为父母教育子女不必太费口舌，言行举止就在教导子女怎么做人。”
郑回忆称，母亲对街坊邻居的友善也感染了他，他小时候看多很多邻居没有安装自来水，还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排队挑水，很辛苦，所以他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薪水在家门口安装自来水，供周围邻居使用。
母亲对子女最大影响还是职业选择。他常常半夜醒来看到母亲伏在灯下批改作业，有时手里握着笔睡着了，作业却还没批完。这无形中影响了孩子，大姐郑希真1955年考入厦门师范学校，成为一名教师。1958年，二姐郑望真考入福建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在福州，后调回厦门九中任教师。
“受到大哥的影响，我最早的梦想也是当工程师，在高考填志愿时，老师劝我在最后的志愿上填写师范专业，我填了，没料到我真的被福建师范学院（现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我哭了一天。母亲对我说，你爸在台湾，按照这样的社会关系，你能进师院已经很好了，听完这句话，我眼泪就收住了。我想到母亲当老师那么艰苦，每晚批改作业到凌晨3点，还要照顾家那么多孩子，她都没有叫苦，我这点困难算什么呢？”郑说。
到了福建师范学院后，他也很快改变心态进入到学习状态。
除了母亲，大哥郑塘也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郑塘在身为地下党成员中学班主任影响下，开始为地下党从事秘密活动，一直在为革命奔走。1956年，他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国防委员会下属电子研究所上班。当时郑南辉刚初中毕业，他原本决定报考财经中专，以此减轻家里负担，大哥阻止他报考中专，希望他继续上高中，并承诺经济问题由他承担。
郑塘天资聪颖，命运多舛。为了搞科研，他自学四种语言。1963年，他发明的“电桥”荣获国防委员会颁发的三等功，上尉军衔，任研究室主任，未成想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直到1978年才被平反。
“虽说全家人极力对母亲隐瞒大哥去世的消息，其实母亲心照不宣，每到夜里她都偷偷地哭，直到有一天泪流尽了，她的眼睛也瞎了。”郑在回忆文章中称。
1963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设在鼓浪屿上的厦门二中任教，直到退休。他严谨而富有创新的教学方式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从他班级中走出的优秀人才，均感念他当年的教诲，其中一位在政府担任要职的学生对他的评价是：“彰显鼓浪屿人的特色与自豪。”
由于常年在讲台说话，他患上咽喉疾病，同时为帮助学生备战高考又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他只能提前五年病退，离开耕耘三十四年的五尺讲台。
每天，郑南辉在此挥毫泼墨，以书修心。
守住乡愁
建议政府让鼓浪屿安静下来
“像我家里这样的故事，在鼓浪屿有很多。”郑南辉认为，别看这座小岛不大，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
曾经鼓浪屿的宁静成为很多老住民美好回忆，漫步在小巷、菽庄花园、皓月园，鸟语花香，每一栋别墅和宅院都能感受到它的历史和文化。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当地政府重新认识到了鼓浪屿的价值。
为了发展经济，厦门市政府决定大力推动旅游业，由此鼓浪屿成为全国旅游目的地。伴随着旅游经济带来的商业力量与游客日渐膨胀，岛上越来越热闹。
近十几年来，郑南辉没少忙活，他一直在为岛上老建筑的保护和恢复岛上宁静的生活环境而奔走呼吁。
十多年前，曾有人提议拆除岛上的红砖楼，用来建造商品房，他一听就急了，认为此举是对鼓浪屿的最大破坏，道理很简单，因红砖工艺已失传，不能再造，但凡一拆，所有与那个时代风貌的文化信息全都没了。
“站在领导的角度，很多决策也没有错，但决策者无法真切体会到本地人的乡恋。我出生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当时母亲刚好过世。我用什么来留念她呢？只有房子，我住在这里，妈妈照片在那里，这样才能有一种乡恋嘛。”郑南辉称，这是他起初保护红砖楼的情感动机。
他决定行动起来，保住红砖楼，不能仅凭感性的情怀。为了慎重起见，他走访街坊邻居，研究和列举相关历史和实用价值，并草拟了一份建言报告，拍了照片，递给政府的相关部门，建议对红砖楼予以保留。他原本对自己的建言报告没有期待，只是为了“一吐为快”，结果没想到该建议最终被采纳，为此他还荣获2004年度厦门市“建言献策奖”。
“当时给我打电话是厦门一位副市长，他说谢谢你保留红砖楼的建言，我说不是谢谢我，而是要谢谢你们能听取意见，保护红砖楼。没多久，厦门市政府就推出了系列的保护方案。”郑南辉称。
他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只想保住他所居住附近的几百平方米的红砖楼，后来政府听取他意见后，总共保护了鼓浪屿上仅有的9万多平方米的红砖楼。
郑南辉对红砖楼情有独钟。
“我现在特别注意，不会往红砖墙上打洞、钉钉，如果打裂了，找不到砖可以替代，很容易开裂，如果裂开了很危险，现在很多人不懂，随意在墙上打洞，我看了痛心，能阻止的尽量阻止。”郑说。
红砖楼保住了，他又开始建议政府让鼓浪屿安静下来。
“一段时间，鼓浪屿游客流量过大，压力过大，我曾经夸张地说鼓浪屿‘要沉下去了’，报纸后来就引用了。我表达的是作为本地居民的焦急，岛上到处都是饭馆和店铺，这个没什么关系，但问题是很多都没排烟和降噪设施，包括旅行社导游的高音喇叭，只要一动起来，让人没办法睡觉，这让岛上很多老年人苦不堪言，根本没办法午休。”郑说。
有介于此，他力促政府推出“降噪令”。
他建议政府要在鼓浪屿上安装声音和油烟测控器，最后当地政府听取了意见，购买了多套油烟测控器和声音测控器，现在油烟和噪音相对减少了。
近些年来，无论是为保护鼓浪屿上的民国红砖房子，还是力促政府推动“控噪令”，他都积极扮演着守护、监督和参谋咨询的角色。
两年前，厦门市思明区举办了一个群众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他代表鼓浪屿的岛民前往参加，他用毛笔写下了八个字——“依法治鼓，中和久安”，获得了第一名。
作为当地一名活跃的书法家，郑南辉常以字修心。
他爱管“闲事”，他的很多建议也都是基于法律常识。
他经常喜欢到沙滩边看海，有一次，他看到了很多商贩把船靠在海滩附近卖海鲜，现杀现卖，所有垃圾都丢在了沙滩上，很明显属于违规行为。他看完十分难受，便向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举报，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马上派巡逻艇对商贩乱停船的现象进行了治理。
“现在非常有秩序，没有乱来了的。”郑说，他对此很满意。
他最近的一个建议是：由于运输不方便，让鼓浪屿岛民的生活购买相对困难，而且物价略高，他希望政府能给一些物价补贴。
“如何让领导了解鼓浪屿岛民的生活艰难，只要他们的家人到这里住上两个月，体验一下就好了。”郑笑了笑说，他也理解，任何事情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他现在最担心岛上的医院和学校，以前鼓浪屿拥有厦门最好的医院和教育系统，现在均已迁到市区，这也是造成老住民大量外迁的根本原因。
“只有学校和医院加强了，才能真正留住人，孩子教育问题一解决，他家长就会在这里。像很多生病的老年人，有时生离死别只差轮渡那么几分钟，我的老师就这样走了。虽然，目前我还守在鼓浪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生病了，不能住在岛上的话，我也只能和鼓浪屿说拜拜了。”谈及这个话题，郑的声调显得略微有些伤感。
现在，鼓浪屿很多病人，无论多急都只能在轮渡码头排队坐船，如果真要抢救的话很容易错过治疗。他认为，下一步政府应该给急救病人一条专门的医疗船，随叫随到。
他认为，鼓浪屿是他的家，自己还要在这座岛上住下去，希望它能变得更好，现在的鼓浪屿正在变好。
“从自然环境的角度，现在回归一点了，最近我邀请当年厦门二中的学生来‘复习功课’，来到他们的母校和家乡，复习一下，回味一下，让他们看到鼓浪屿确实有进步了，改善了，值得来了。”郑说。
作为当地一名活跃的书法家，他常以字修心。国庆第二天，便在家里用毛笔写下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以此抒发自己乐观的精神状态。
每天傍晚，他都会准时和几名鼓浪屿老住民坐在一起，聊聊天，看着海边的夕阳西下，享受着海风掠过的凉爽与快乐。
“现在很多老鼓浪屿人都住到厦门市区了，我还是喜欢住在鼓浪屿，那么我守的究竟是什么呢？或许守的就是一种记忆和乡愁吧。”郑南辉对澎湃新闻说，他小时候最爱海边去玩，只要学校一下课，就跑到海边挖海蜈蚣做鱼饵，为了补贴家用，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们兄弟都经常“夜钓”到八九点。
在他看来，那些在外地游客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休闲老头儿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自己在鼓浪屿的家史。他们不仅经历鼓浪屿的风云变幻，还对这座岛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了如指掌、赋予感情。
鼓浪屿原住民郑南辉。
家史
从小受母亲、大哥的影响较大
郑南辉的外祖父吴子青是福建漳州下辖的云霄县人，早期曾任云霄一中校长，受聘至集美中学任职后，在鼓浪屿置业，举家迁移至此。母亲吴士柔是外祖父的独生女，在毓德女中受到良好教育，富人家庭子女们的才艺她样样都会：弹琴，打球，唱歌等。她后考入师范学校，并在工作中结识父亲郑时雍，夫妻俩均在鼓浪屿普育小学教书，此后母亲又调至康泰小学担任教职，主要教语文。
郑南辉一共七个兄弟姐妹，他年纪最小。
抗战时期，家国离乱，父母双双失业了，全家生活陷入困境。抗战胜利，父亲带着二哥到台湾谋生，原本想借此改变经济窘境，谁成想由于两岸政治风云变幻，此去一别就是40年。
“直到1986年，大陆与台湾关系缓和，父亲经香港寄来一封信。离别四十年的话语都浓缩在一纸家书里，母亲眼睛已瞎，让我一遍遍地念给她听，她抚着信，吻着信，枕着信，心息一夜难平。1987年，父亲与二哥郑昌泽经东南亚在香港约我会面。”郑南辉在一篇自述的回忆文章中称。
1991年，父亲在台湾去世。追悼会上，时任台湾省主席连战题写挽联，表彰其对国语教学的贡献。
在漫长等待父亲的岁月中，唯有母亲在艰难维持一家的生计。
“母亲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郑南辉称。
在他记忆中，每天母亲从家里徒步到康泰小学需走半小时，为了节省路途时间，早晨从家里带盒饭到学校当午餐，时常还要分点给饥饿的学生吃。她的收入要养活全家六口人，可每月发工资时，邻居便来家里借钱买米，通常母亲二话没说掏出钱塞在邻居手里。只要她看到谁家需要帮助，均义不容辞。
“我认为父母教育子女不必太费口舌，言行举止就在教导子女怎么做人。”
郑回忆称，母亲对街坊邻居的友善也感染了他，他小时候看多很多邻居没有安装自来水，还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排队挑水，很辛苦，所以他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薪水在家门口安装自来水，供周围邻居使用。
母亲对子女最大影响还是职业选择。他常常半夜醒来看到母亲伏在灯下批改作业，有时手里握着笔睡着了，作业却还没批完。这无形中影响了孩子，大姐郑希真1955年考入厦门师范学校，成为一名教师。1958年，二姐郑望真考入福建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在福州，后调回厦门九中任教师。
“受到大哥的影响，我最早的梦想也是当工程师，在高考填志愿时，老师劝我在最后的志愿上填写师范专业，我填了，没料到我真的被福建师范学院（现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我哭了一天。母亲对我说，你爸在台湾，按照这样的社会关系，你能进师院已经很好了，听完这句话，我眼泪就收住了。我想到母亲当老师那么艰苦，每晚批改作业到凌晨3点，还要照顾家那么多孩子，她都没有叫苦，我这点困难算什么呢？”郑说。
到了福建师范学院后，他也很快改变心态进入到学习状态。
除了母亲，大哥郑塘也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郑塘在身为地下党成员中学班主任影响下，开始为地下党从事秘密活动，一直在为革命奔走。1956年，他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国防委员会下属电子研究所上班。当时郑南辉刚初中毕业，他原本决定报考财经中专，以此减轻家里负担，大哥阻止他报考中专，希望他继续上高中，并承诺经济问题由他承担。
郑塘天资聪颖，命运多舛。为了搞科研，他自学四种语言。1963年，他发明的“电桥”荣获国防委员会颁发的三等功，上尉军衔，任研究室主任，未成想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直到1978年才被平反。
“虽说全家人极力对母亲隐瞒大哥去世的消息，其实母亲心照不宣，每到夜里她都偷偷地哭，直到有一天泪流尽了，她的眼睛也瞎了。”郑在回忆文章中称。
1963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设在鼓浪屿上的厦门二中任教，直到退休。他严谨而富有创新的教学方式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从他班级中走出的优秀人才，均感念他当年的教诲，其中一位在政府担任要职的学生对他的评价是：“彰显鼓浪屿人的特色与自豪。”
由于常年在讲台说话，他患上咽喉疾病，同时为帮助学生备战高考又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他只能提前五年病退，离开耕耘三十四年的五尺讲台。
每天，郑南辉在此挥毫泼墨，以书修心。
守住乡愁
建议政府让鼓浪屿安静下来
“像我家里这样的故事，在鼓浪屿有很多。”郑南辉认为，别看这座小岛不大，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
曾经鼓浪屿的宁静成为很多老住民美好回忆，漫步在小巷、菽庄花园、皓月园，鸟语花香，每一栋别墅和宅院都能感受到它的历史和文化。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当地政府重新认识到了鼓浪屿的价值。
为了发展经济，厦门市政府决定大力推动旅游业，由此鼓浪屿成为全国旅游目的地。伴随着旅游经济带来的商业力量与游客日渐膨胀，岛上越来越热闹。
近十几年来，郑南辉没少忙活，他一直在为岛上老建筑的保护和恢复岛上宁静的生活环境而奔走呼吁。
十多年前，曾有人提议拆除岛上的红砖楼，用来建造商品房，他一听就急了，认为此举是对鼓浪屿的最大破坏，道理很简单，因红砖工艺已失传，不能再造，但凡一拆，所有与那个时代风貌的文化信息全都没了。
“站在领导的角度，很多决策也没有错，但决策者无法真切体会到本地人的乡恋。我出生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当时母亲刚好过世。我用什么来留念她呢？只有房子，我住在这里，妈妈照片在那里，这样才能有一种乡恋嘛。”郑南辉称，这是他起初保护红砖楼的情感动机。
他决定行动起来，保住红砖楼，不能仅凭感性的情怀。为了慎重起见，他走访街坊邻居，研究和列举相关历史和实用价值，并草拟了一份建言报告，拍了照片，递给政府的相关部门，建议对红砖楼予以保留。他原本对自己的建言报告没有期待，只是为了“一吐为快”，结果没想到该建议最终被采纳，为此他还荣获2004年度厦门市“建言献策奖”。
“当时给我打电话是厦门一位副市长，他说谢谢你保留红砖楼的建言，我说不是谢谢我，而是要谢谢你们能听取意见，保护红砖楼。没多久，厦门市政府就推出了系列的保护方案。”郑南辉称。
他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只想保住他所居住附近的几百平方米的红砖楼，后来政府听取他意见后，总共保护了鼓浪屿上仅有的9万多平方米的红砖楼。
郑南辉对红砖楼情有独钟。
“我现在特别注意，不会往红砖墙上打洞、钉钉，如果打裂了，找不到砖可以替代，很容易开裂，如果裂开了很危险，现在很多人不懂，随意在墙上打洞，我看了痛心，能阻止的尽量阻止。”郑说。
红砖楼保住了，他又开始建议政府让鼓浪屿安静下来。
“一段时间，鼓浪屿游客流量过大，压力过大，我曾经夸张地说鼓浪屿‘要沉下去了’，报纸后来就引用了。我表达的是作为本地居民的焦急，岛上到处都是饭馆和店铺，这个没什么关系，但问题是很多都没排烟和降噪设施，包括旅行社导游的高音喇叭，只要一动起来，让人没办法睡觉，这让岛上很多老年人苦不堪言，根本没办法午休。”郑说。
有介于此，他力促政府推出“降噪令”。
他建议政府要在鼓浪屿上安装声音和油烟测控器，最后当地政府听取了意见，购买了多套油烟测控器和声音测控器，现在油烟和噪音相对减少了。
近些年来，无论是为保护鼓浪屿上的民国红砖房子，还是力促政府推动“控噪令”，他都积极扮演着守护、监督和参谋咨询的角色。
两年前，厦门市思明区举办了一个群众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他代表鼓浪屿的岛民前往参加，他用毛笔写下了八个字——“依法治鼓，中和久安”，获得了第一名。
作为当地一名活跃的书法家，郑南辉常以字修心。
他爱管“闲事”，他的很多建议也都是基于法律常识。
他经常喜欢到沙滩边看海，有一次，他看到了很多商贩把船靠在海滩附近卖海鲜，现杀现卖，所有垃圾都丢在了沙滩上，很明显属于违规行为。他看完十分难受，便向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举报，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马上派巡逻艇对商贩乱停船的现象进行了治理。
“现在非常有秩序，没有乱来了的。”郑说，他对此很满意。
他最近的一个建议是：由于运输不方便，让鼓浪屿岛民的生活购买相对困难，而且物价略高，他希望政府能给一些物价补贴。
“如何让领导了解鼓浪屿岛民的生活艰难，只要他们的家人到这里住上两个月，体验一下就好了。”郑笑了笑说，他也理解，任何事情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他现在最担心岛上的医院和学校，以前鼓浪屿拥有厦门最好的医院和教育系统，现在均已迁到市区，这也是造成老住民大量外迁的根本原因。
“只有学校和医院加强了，才能真正留住人，孩子教育问题一解决，他家长就会在这里。像很多生病的老年人，有时生离死别只差轮渡那么几分钟，我的老师就这样走了。虽然，目前我还守在鼓浪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生病了，不能住在岛上的话，我也只能和鼓浪屿说拜拜了。”谈及这个话题，郑的声调显得略微有些伤感。
现在，鼓浪屿很多病人，无论多急都只能在轮渡码头排队坐船，如果真要抢救的话很容易错过治疗。他认为，下一步政府应该给急救病人一条专门的医疗船，随叫随到。
他认为，鼓浪屿是他的家，自己还要在这座岛上住下去，希望它能变得更好，现在的鼓浪屿正在变好。
“从自然环境的角度，现在回归一点了，最近我邀请当年厦门二中的学生来‘复习功课’，来到他们的母校和家乡，复习一下，回味一下，让他们看到鼓浪屿确实有进步了，改善了，值得来了。”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