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十五公分远射程要塞炮和卅口径高射平射两用炮(江阴要塞装炮记)
(一)起因。南京政府为了加强江防要塞火力,防止日本军舰沿长江上驶威胁南京,在对德国的军火交易中定购了150毫米口径的远射程要塞炮4门,和88毫米口径的高射平射两用炮8门。并决定把4门150公分要塞炮和4门88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阴要塞,另外4门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西九江下游的马当要塞。这批炮运到中国大约已在1937年5、6月间。江阴要塞安装新炮的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总负责,主持人是该会某厅的一位副厅长,姓袁(名字忘了)。由他组织军政部、海军部、城塞局、兵工署及江阴要塞司令部等单位成立了一个安装新要塞炮的机构。工作进程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指定具体负责单位和主管人员。其分工情况为:
第一阶段 选择炮位 由军事委员会袁副厅长负责主持。
第二阶段 基础工程 由江阴要塞司令部许康司令负责。
第三阶段 安装大炮及调整试射,出兵工署技士王国章负责。
同时参加上项工作的还有几名德国顾问,一名是德国退役海军上尉(名字记不清了),参加炮位选择工作,一名是城塞局德国顾问齐梅曼,参加基础工程工作,他的翻译名叫高国淦。另外还有随炮来的两名德国技师,负责火炮的操作训练工作。
(二)选择炮位。江阴原是一个旧的江防要塞地区,黄山、肖山原有旧要塞炮若干门,都已落后不适合于当时的战争需要。新来的这批炮决定安在黄山区域,这是大的原则,但具体的炮位要从军事观点出发进行选择,所以要由军政部,海军部和江阴要塞司令部从战略战术方面提出意见,定出几个方案,然后组织大家到现场去实地观察,统一意见最后定案报请上级批准。我也参加了实地调查工作,但我的主要目的是审查地形地势,考虑如何把十几吨重的炮件运上山来安置在炮位附近以便安装,以及将来安装时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如何解决。对于军事方面的要求我则没有责任参加意见,也提不出什么意见。
军事委员会主持选择炮位的袁副厅长是一个60多岁的老军人,中将衔,好好先生,毫无主见。他下面一个助手名叫吴国桢(不是当时的上海市长,只是同名同姓),少将衔,比较认真负责,经常替袁出谋划策。海军部参加的代表名叫曾以鼎,是某海军舰队副司令,少将衔,他经常发表意见,但和吴国桢两人意见有分歧,看法不同,发生矛盾。有时互相争持不下,而袁副厅长却两边都不得罪,不表示意见,因而使得曾、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那位德国海军退役上尉另有一套意见,并对曾以鼎有瞧不起的态度(同行是冤家),说话不够谦虚,引起了曾以鼎的不满。于是形成了吴国桢和德国海军军事委员会主持选择炮位的袁副厅长是一个60多岁的老军人,中将衔,好好先生,毫无主见。他下面一个助手名叫吴国桢(不是当时的上海市长,只是同名同姓),少将衔,比较认真负责,经常替袁出谋划策。海军部参加的代表名叫曾以鼎,是某海军舰队副司令,少将衔,他经常发表意见,但和吴国桢两人意见有分歧,看法不同,发生矛盾。有时互相争持不下,而袁副厅长却两边都不得罪,不表示意见,因而使得曾、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那位德国海军退役上尉另有一套意见,并对曾以鼎有瞧不起的态度(同行是冤家),说话不够谦虚,引起了曾以鼎的不满。于是形成了吴国桢和德国海军上尉都对曾有意见的局面。在一次招待德国顾问的宴会上,曾以鼎即席发言,他说:“俄们海军中非常重视上下级的级别,如果有一位将官在场,则低级别的军官没有说话的余地”等等,这些话是对那位德国海军上尉的讥讽。当时翻译员觉得这话有问题,并没有把这套话原样照译(因为我懂德语,所以听得出来),所以没有引起德国顾问的怀疑,但是吴国桢听了曾的这番话后,当时大为不满,认为曾在这种场合说这样话,是对外籍顾问的不礼貌,他立即起来对曾进行指责,曾也不肯相让,结果两人冲突起来,势欲动武,后经袁副厅长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大家不欢而散。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国民党内陆军和海 军之间早已存在互相看不起的情绪了。
选择炮位工作经过视察了几个地点之后形成了几个方案,但在确定推荐结论性的方案时,大家谁也不肯发表肯定性的意见,究竟赞成那个或是反对那个,都只是说些各有优缺点模棱两可的话,因而开了几次会,拖了很久仍然定不下来,最后那位德国上尉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推荐一个方案,大家对此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拥护,就把这个方案作为推荐的方案定下来了报请上级批准(实际上级也无人审查,只不过是备案而己)。我当时对于这个炮位定得合理或不合理也没法判断,并且这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总觉得这样多的中国高级官员,中将、少将好几个都不肯表示肯定性的意见,如此重要问题却只听从一个德国退役海军上尉三言两语就算定了下来,未免把国家大事过于当做儿戏了。这只能说明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腐败无能,怕负责任。我估计当时大家的心理是唯恐自己提出肯定性的意见照办之后,一旦要塞失守(这在当时已成定局)责任将追到自己头上,为了明哲保身,还是不表示肯定性意见为好。并且既然德国顾问表示了意见,最好遵照执行,即便出了问题也与我无关了。但是事后证明这个炮位定的确有问题。因为这个方案把4门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炮位定在黄山面江的一处山脚下,射出方向只能是对着江面,而当时日本军队都集结在上海、无锡一带,最后也是从陆路上突破无(锡)福(山)防线直出江阴要塞之背,迫使要塞守兵弃炮逃走。如果当初炮位选在较高位置,可以四面射击,未尝不可给陆路进犯的敌兵施以打击,虽然不能说因此而能保住要塞不失守,但也不至于造成一炮未发就放弃要塞逃走的悲惨败局。
(一)起因。南京政府为了加强江防要塞火力,防止日本军舰沿长江上驶威胁南京,在对德国的军火交易中定购了150毫米口径的远射程要塞炮4门,和88毫米口径的高射平射两用炮8门。并决定把4门150公分要塞炮和4门88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阴要塞,另外4门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西九江下游的马当要塞。这批炮运到中国大约已在1937年5、6月间。江阴要塞安装新炮的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总负责,主持人是该会某厅的一位副厅长,姓袁(名字忘了)。由他组织军政部、海军部、城塞局、兵工署及江阴要塞司令部等单位成立了一个安装新要塞炮的机构。工作进程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指定具体负责单位和主管人员。其分工情况为:
第一阶段 选择炮位 由军事委员会袁副厅长负责主持。
第二阶段 基础工程 由江阴要塞司令部许康司令负责。
第三阶段 安装大炮及调整试射,出兵工署技士王国章负责。
同时参加上项工作的还有几名德国顾问,一名是德国退役海军上尉(名字记不清了),参加炮位选择工作,一名是城塞局德国顾问齐梅曼,参加基础工程工作,他的翻译名叫高国淦。另外还有随炮来的两名德国技师,负责火炮的操作训练工作。
(二)选择炮位。江阴原是一个旧的江防要塞地区,黄山、肖山原有旧要塞炮若干门,都已落后不适合于当时的战争需要。新来的这批炮决定安在黄山区域,这是大的原则,但具体的炮位要从军事观点出发进行选择,所以要由军政部,海军部和江阴要塞司令部从战略战术方面提出意见,定出几个方案,然后组织大家到现场去实地观察,统一意见最后定案报请上级批准。我也参加了实地调查工作,但我的主要目的是审查地形地势,考虑如何把十几吨重的炮件运上山来安置在炮位附近以便安装,以及将来安装时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如何解决。对于军事方面的要求我则没有责任参加意见,也提不出什么意见。
军事委员会主持选择炮位的袁副厅长是一个60多岁的老军人,中将衔,好好先生,毫无主见。他下面一个助手名叫吴国桢(不是当时的上海市长,只是同名同姓),少将衔,比较认真负责,经常替袁出谋划策。海军部参加的代表名叫曾以鼎,是某海军舰队副司令,少将衔,他经常发表意见,但和吴国桢两人意见有分歧,看法不同,发生矛盾。有时互相争持不下,而袁副厅长却两边都不得罪,不表示意见,因而使得曾、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那位德国海军退役上尉另有一套意见,并对曾以鼎有瞧不起的态度(同行是冤家),说话不够谦虚,引起了曾以鼎的不满。于是形成了吴国桢和德国海军军事委员会主持选择炮位的袁副厅长是一个60多岁的老军人,中将衔,好好先生,毫无主见。他下面一个助手名叫吴国桢(不是当时的上海市长,只是同名同姓),少将衔,比较认真负责,经常替袁出谋划策。海军部参加的代表名叫曾以鼎,是某海军舰队副司令,少将衔,他经常发表意见,但和吴国桢两人意见有分歧,看法不同,发生矛盾。有时互相争持不下,而袁副厅长却两边都不得罪,不表示意见,因而使得曾、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那位德国海军退役上尉另有一套意见,并对曾以鼎有瞧不起的态度(同行是冤家),说话不够谦虚,引起了曾以鼎的不满。于是形成了吴国桢和德国海军上尉都对曾有意见的局面。在一次招待德国顾问的宴会上,曾以鼎即席发言,他说:“俄们海军中非常重视上下级的级别,如果有一位将官在场,则低级别的军官没有说话的余地”等等,这些话是对那位德国海军上尉的讥讽。当时翻译员觉得这话有问题,并没有把这套话原样照译(因为我懂德语,所以听得出来),所以没有引起德国顾问的怀疑,但是吴国桢听了曾的这番话后,当时大为不满,认为曾在这种场合说这样话,是对外籍顾问的不礼貌,他立即起来对曾进行指责,曾也不肯相让,结果两人冲突起来,势欲动武,后经袁副厅长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大家不欢而散。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国民党内陆军和海 军之间早已存在互相看不起的情绪了。
选择炮位工作经过视察了几个地点之后形成了几个方案,但在确定推荐结论性的方案时,大家谁也不肯发表肯定性的意见,究竟赞成那个或是反对那个,都只是说些各有优缺点模棱两可的话,因而开了几次会,拖了很久仍然定不下来,最后那位德国上尉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推荐一个方案,大家对此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拥护,就把这个方案作为推荐的方案定下来了报请上级批准(实际上级也无人审查,只不过是备案而己)。我当时对于这个炮位定得合理或不合理也没法判断,并且这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总觉得这样多的中国高级官员,中将、少将好几个都不肯表示肯定性的意见,如此重要问题却只听从一个德国退役海军上尉三言两语就算定了下来,未免把国家大事过于当做儿戏了。这只能说明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腐败无能,怕负责任。我估计当时大家的心理是唯恐自己提出肯定性的意见照办之后,一旦要塞失守(这在当时已成定局)责任将追到自己头上,为了明哲保身,还是不表示肯定性意见为好。并且既然德国顾问表示了意见,最好遵照执行,即便出了问题也与我无关了。但是事后证明这个炮位定的确有问题。因为这个方案把4门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炮位定在黄山面江的一处山脚下,射出方向只能是对着江面,而当时日本军队都集结在上海、无锡一带,最后也是从陆路上突破无(锡)福(山)防线直出江阴要塞之背,迫使要塞守兵弃炮逃走。如果当初炮位选在较高位置,可以四面射击,未尝不可给陆路进犯的敌兵施以打击,虽然不能说因此而能保住要塞不失守,但也不至于造成一炮未发就放弃要塞逃走的悲惨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