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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文|神山郎
我们在午休时间赶到敬老院。
敬老院建在市郊农田旁,离开公路后要走两个小时的土道。昨天刚刚下过大雨,路上尽是些淤泥和积水,司机还要额外躲避迎面而来,摇摇摆摆的农用车。能抢在午休时到达已经很不容易。司机如是说。
我们一行三人,两男一女。不包括司机。
敬老院很小,一幢二层小楼,几百平米的一个院子用作锻炼和休息。一共十个护工和六个老人。
司机选择留在车里,院长站在大门口迎接我们。
进入敬老院要穿过之前说过的场地,院长在烈日下催促我们快些进来,然后又回头向西边看去,边打了几个手势,手指向楼内。
“不好意思啦,你们先等一下。”她笑着说,然后弯腰穿过场地边缘的那排松树,向她刚才看去的地方走过去。我们跟在她身后穿过松树,迎面一个老人慢跑过来,下身是军裤,赤裸上身。他没停下来,经过院长身边时笑眯眯的伸出一根手指,然后便自顾自的继续绕场跑。
院长回头向我们解释,老人只要再跑一圈就回房休息。“其实这院子跑起来没看着那么小啦,况且今天还是个毒日头儿。他就这么倔。昨天死活都要出来,被我们硬给拽回去了,生了一下午闷气,今天好多了……”她眼睛一直跟着他,自己念经一样的说。
老人在我们面前停下时依旧是笑眯眯的,豆大的汗珠挂在脸上迟迟不掉下。院长佯嗔着推他进楼,回头示意我们跟上。
他边笑边挣脱院长的双手,拍了拍裤子,旁若无人的揉搓发红的皮肤,因为愿望得到满足,所以像个小孩,真的是。
老人回房睡下,院长让另一个护工带我们去房间吃午饭。馒头,西红柿汤,咸菜,还有镇在井里的半个西瓜。简单的有些简陋。
“住在这里的老头儿伙食可比我们好多啦,”饭后,她给我们切瓜时说“其实我们也想吃点好的,上面的钱总批不下来,大家只好自掏腰包垫补垫补。”
我们提出要见那位老人,“在大院儿跑步的?哦,这总共就他一个爱出去锻炼的。他中午从来不睡觉,想去现在就跟我来吧,不碍事的。”她端起切完的一盘西瓜,大步流星的拐出房间上楼。
“死活都要住二楼,这大把年纪还有几个愿意天天楼上楼下跑的,”她小声说,指了指走廊里半掩的那扇门,“一般二楼都是我们在住的,毕竟这里人也少了,”眉头狠狠揪在一起,叹了口气,护工走过去推开房门。
老人侧对房门面向窗户坐着,他已经穿上配套的军服,因为背光只能看出大概。窗户关着,摆在床头柜上的电风扇也没开,他在看一份报纸,并没注意我们。
“他耳朵不够用啦。”护工对我们说,后来我们知道那句话的意思是,他早就聋啦。
护工示意我们去坐在床上,我们才发现那床被子叠的和电视里看到的军营一模一样。迟疑了一会儿,还是一屁股坐了上去。护工自己啪嗒啪嗒的去拧开风扇。老人一惊,报纸被死死地抻开,斗圆的眼睛盯着我们,我们吓的一动不敢动。片刻后,老人不再瞪着我们,继续低头看报。
我们面面相觑,护工告诉我们别慌,她探过身子拿起柜上放着的纸笔划拉了几个字示意老人看。老人伸长脖子,用手指一个一个戳过去,嘴唇跟着蠕动。良久,他眉头舒展,小心折好报纸搁在桌上,站起来对我们笑眯眯的说,你们好。
我们面面相觑,因为他说的是日语。
料到会有这种反应,护工连忙靠过来解释,老人是中国人没错,但儿时学习的却是日语。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通过护工的啰啰嗦嗦和老人不流利的中文,我们知道了他的故事。
1936年他出生在长白山附近的村子,父亲是当地唯一的教师,家中颇有些钱财。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偏僻的山村还尚未受到太大冲击,但他的出生让父母决定离开长白山向南。这是个错误的决定。1939年,也就是他出生三年后,一家搬去了海南。
他的父母为何出此下策,我们已无从得知。或是投靠亲戚,或是消息闭塞。但他的一家在海南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他的父亲在海南继续以教师为业,时值日军开拔南方,并强迫学校教授日语。他父亲不满带头反抗并惨遭杀害,上一辈被日军连坐。本来全家只剩孤儿寡母,但一日本教师执意要强迫他继续在学校学习日语,并被当作同期学生的“榜样”和“带头”,以示警告。
老人长大后,几乎已经听不懂中文,作为交换他却可以熟练的使用日语。毕业后没多久母亲便不知去向,他随即无家可归。一口日本话倍遭人嫌弃,走投无路下只能参军抗日。只不到一年后,日本投降。
他继续留在军中,接着参与了解放战争,为了掩饰自己的日语和中文选择去做运输,还没来得及立功,解放战争也结束了。老人中文已经不错,但下意识讲出的依然是日语。
抗美援朝,他欣然奔赴前线。仍是运输,一次给前线运送物资的任务,车队在途中被炸弹气浪掀翻一辆卡车,他下车抢救军需时被第二颗炸弹掀飞,右耳失聪,三等功,被召回后方。
老人郁郁寡欢,不多时抗美援朝结束,老人带着军功章和失聪的右耳回到阔别已久的长白山。
那是1954年的事了,他回到从未留下过记忆的故乡。但军功章和军伤无法抹除滑稽中文和流利日语的耻辱。老人居住在据说原本属于他的草屋里,吃穿用度全凭自己打理。
1967年文革春风吹进村中,从此村民在扯老人闲话之外又多出另一个业余爱好,批斗他。他的 一口流利日语很轻易被扣上“汉奸”,“走狗”等等罪名,村民无心裁决他,只拿他取乐;但发展到后面,已经开始变相虐待他。
村民给他脖子上挂一块刻着“汉奸”两个字的木牌,另一端拴在钉进地里的木桩上,只允许他穿一条短裤,把绳子勒直后逼他绕圈子跑。那时是夏天,村民们喝井水吃西瓜扇扇子,老人一天却只有三个小时用来睡觉和休息,还需要默默承受无知孩童的石子与耻笑。
为什么不反抗?开什么玩笑,当然是要反抗的。老人当然反抗过,作为代价,他的左耳也理所当然的聋了,因为被村民们没有轻重的围殴,从此视力也有问题。
一直一直,一直一直。
1978年,上面派下来平反的人天神降临般出现在山村。老人很快被正名,老人很快也离开了那村子,带着军装和两只废耳朵,带着军功章,和老眼昏花。
1988年,老人在路边歇息时被路人发现被送进另一个敬老院。2004年市区扩建时许多养老院合并,老人被送进这里,并得以恢复自己的军人生活,早起、跑步、叠被、读报、识字。
“我们找人去过那村子,村里人不想把他接回去。但是把别的事都和我们说了。”护工看着老人,老人正笑眯眯看报,眼睛小到几乎不见。
护工口中的“别的事”大概就是老人的家世和文革时期的事了。
“刚31岁的人呐,真是作孽,好好儿的一个人,硬给折磨成个半残废,连跑都没想过,”护工起身抻了抻床单,“明明是当过兵的人,就不知道上手。得亏上面抽风派人来,不然指不定作践成什么样。”
老人一生未娶妻,自然也无子嗣。香火已经断了。
离开时他简单向我们挥手致意,笑容没变。
司机回程时依旧不停抱怨。
城市里灯火通明,高楼林立下车流拥挤,宽阔街道上人来人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