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认为《周易》中的八卦对汉字形成有较大影响，但支持者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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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字 
文字发明前的口头知识在传播和积累中有明显缺点，原始人类使用了结绳、刻契、图画的方法辅助记事，后来用特征图形来简化、取代图画。当图形符号简化到一定程度，并形成与语言的特定对应时，原始文字形成。 

1994年，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其上170多种符号中，部分特征与甲骨文有较大类似之处。这一发现将原始汉字的形成过程推定到距今6000年以前。此外，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的象形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几何符号等，都可能是原始文字形成中（或形成前）不同阶段的表现。 

但是，商朝以后的汉字和这些几何符号是否一脉相承？这个问题还在争议中。许多学者提出，这些符号不一定是汉字的前身，甚至不能绝对肯定是文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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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象形到表意 
  
泰山封山刻石，相传为李斯所书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经历了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的发展过程，字形逐步脱离事物的具体形象。这一时期的汉字称为古文字。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在已发现的4500多甲骨文单字中，目前已能认出近2000字。与甲骨文同期，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称为金文或钟鼎文，西周时期的《散氏盘》、《毛公鼎》具备很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在大篆和六国古文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整理，制定出了小篆作为秦朝的标准书写字体，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小篆呈长方形，笔画圆润流畅。 

小篆解决了各国文字间出现大量异体字的情况，“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文字的统一有力促进了民族间文化传播，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中国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世界文字史所罕见。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演变。初期汉字系统的字数不足，大量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字数大量增加的阶段。但事物众多，不可能都用单一汉字表示，且汉字数量的过度增加又引发了汉字本身的学习困难，汉语逐步从单字表意演变为词语表意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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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字及组成 
在秦始皇统一汉字后，汉字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很多新造的字不断出现： 

隋文帝杨坚原为随国公，但因“随”字的“辶”有不稳定之意，故去掉“辶”，而造“隋”字作为国号。 
唐朝时，武则天根据“日月当空”之意而造字“曌”（同“照”字）作为她的名字。 
五代刘岩取“飞龙在天”之意创了自己名字内的“龑”字。 
在近代，由于大量西方知识的涌入，也造了许多字。例如随着“Beer”传入中国，如何用汉字表达是一个问题，最初译为皮酒，后觉不妥，于1910年左右创造了“啤”字——译为“啤酒”。为了表示英制的单位，还造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浬（海里）、嗧（加仑）、瓩（千瓦）、呎（英尺）等。不过这些多音节的字在1977年7月20日大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发出《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中被淘汰，在大陆地区已不再使用，但台湾等地仍可见到。 

目前由于信息化及用字的规范，汉字已经不再任意增加新字。唯一的例外是元素周期表中的各种元素，如“氦”、“氯”、“氡”、“锗”、“铬”、“铀”等。这种造字方法还在一直沿用，用于新元素的命名。化学元素的造字规律详见元素。 

六书是汉字构成的分析，在周礼中就提到了六书，但是没有说明具体内容。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详细阐述了“六书”的汉字构造规律：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项为造字原理，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则为用字规律，是“用字法”。惟要注意的是，“六书”是对汉字产生的整理及分类，并不是造字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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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字形成 
小篆笔画以曲线为主，后来逐步变得直线特征较多、更容易书写。到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体。隶书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汉代以后，汉字的书写方式逐步从木简和竹简，发展到到在帛、纸上的毛笔书写。草书、楷书、行书等字体迅速出现，不仅满足了公文和日常需要，还形成了浓郁东方特色的书法艺术。古代印刷术发明后，出现了用于印刷的新字形宋体，在现代又陆续出现了黑体、仿宋等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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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语文知识 
  
“永”字八法[编辑] 
字形 
汉字是一种方块字，每个字占据同样的空间。汉字包括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不能分割，如“文”、“中”等；合体字由基础部件组合构成，占了汉字的90%以上。合体字的常见组合方式有：上下结构，如“笔”、“尘”；左右结构，如“搞”、“刘”；半包围结构，如“同”、“趋”；全包围结构，如“团”；复合结构，如“赢”、“斑”等。汉字的基础部件包括独体字、偏旁部首和其他不成字部件。 

汉字的最小构成单位是笔画。 

书写汉字时，笔画的走向和出现的先后次序，即“笔顺”，是比较固定的。基本规则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外后内，先外后内再封口，先中间后两边。不同书写体汉字的笔顺可能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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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音 
汉字是多种方言的共同书写体系，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中国现今以普通话作为标准读音，普通话的音节由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及声调确定，实际用到1300多个音节。由于汉字数目庞大，因而存在明显的同音字现象；同时还存在同一个汉字具有多种发音的情形，称为多音字。这一情况在不同方言中有一定差别，但在汉语中是普遍存在的。 

汉字虽然以表意为主，但并非不存在表音成分，最常见的是人名、地名，其次就是外来词的音译，比如沙发。此外，还有部分原有的表音词，如“救火”、（一命）“呜呼”。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定表意成分，特别是国内的人名、地名。而即使是国外的人名、地名，也存在某些表意的低限，比如“Bush”绝不能音译成“不死”。 

由于汉字自汉朝到20世纪似乎没有经过多少变化，汉字没有直接表现汉语发音的变化。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推测它们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发音。 

有学者认为，汉朝之前，一个汉字可以代表两个音节，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详见上古汉语。 

汉字在日语中的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之分，往往一个字有很多读法。 

在朝鲜语中则大致为一字一音，没有训读。 

受日本影响，其他汉字使用国后来也使用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浬（海里）、嗧（加仑）、瓩（千瓦）等。但是在大陆地区由于官方废除已基本不使用，台湾偶尔还在使用，一般人也明暸其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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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 
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读若法和直注法。读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这种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读若准”。 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如“女为说己者容”中，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没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过于冷僻，这就难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袜音韈”等。 

魏晋时期发展出了反切法，据传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响。汉字的发音可以通过反切法进行标注，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合拼来注音，使得所有汉字发音都有可能组合出来。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近代以来，又发展出了汉字形式的注音符号(俗称ㄅㄆㄇㄈ)以及很多拉丁字母注音方法。注音符号仍是台湾教学的一部分，而目前中国最为广泛使用的是汉语拼音。 

由于汉字以本身表义为主，注音方面较为薄弱。这个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献，不至于产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世界一样，用字措辞太悬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断古代声韵的难度。例如“庞”从“龙”而得声，但今日北京话前者读“pang”，后者为“long”。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就是音韵学所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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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词语 
汉字是汉语表形的最小单位，类似于英语的“字母”。但是，和“字母”不同，汉字同时也有表意成分，因此类似于“英语词组”中的单个“单词”。因此汉字是介于英语中“字母”和“单词”间的一个成分，对于这一点，从数量上也可以得出。 

词语是汉语表意的最小单位，类比于英语的“词汇”和“词组”的总称。绝大多数汉字可以独立构成词语，比如“我”，类比于英语中的单一字母构成的词汇，比如“I”。大多数词语都是由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不过，和英语中“词汇”和“字母”的关系不同，词语的意思往往和其中各个汉字独立构成词语时的意思有相关性，因此相当程度上简化了记忆。 

汉字的高效率，体现在几千个常用字，可以轻松组合出数十万词语，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准确掌握这数十万词语的搭配形式和用法也成了一种负担。汉语常用词汇约为几万条，总词汇量约有百万条，虽然从数量上来说显得有些令人望而却步（英语四级不过4000个词汇），但由于大多数汉字构词法的表意性，要基本掌握并非遥不可及。因此，仅就词汇而言，其学习难度并不高；相比之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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