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想请问一下，怎么理解“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中的“夺左贤王鼓旗”，是左贤王的旗鼓，还是左贤王属下左大将的旗鼓？
史记关于漠北之战的诏书的是这样的：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於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於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骠骑将军，会与城，不失期，从至檮余山，斩首捕虏二千七百级，以千六百户封博德为符离侯。北地都尉邢山从骠骑将军获王，以千二百户封山为义阳侯。故归义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靬皆从骠骑将军有功，以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以千八百户封伊即靬为众利侯。从骠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骠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校尉敢得旗鼓，为关内侯，食邑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大庶长。
汉书关于此战的诏书是这样的：
上曰：“票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单于章渠，以诛北车耆，转击左大将双，获旗鼓，历度难侯，济弓卢，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二，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票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票骑将军，会兴城，不失期，从至梼余山，斩首捕虏二千八百级，封博德为邳离侯。北地都尉卫山从票骑将军获王，封王为义阳侯。故归义侯因淳王复陆友、楼剸王伊即靬皆从票骑将军有功，封复陆支为杜侯，伊即靬为众利侯。从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票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渔阳太守解、校尉敢皆获鼓旗，赐爵关内侯，解食邑三百户，敢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左庶长。”
假设不读史记的李将军列传，仅通过诏书的记载，无论那一份，似乎都会推测李敢获取了左大将的旗鼓。只不过，通过史记的诏书，推测是获旗鼓是李敢一个人的功劳，而通过汉书的诏书，推测是解和敢两个人的功劳，而且，解的功劳更大。
可是，加上李将军列传，问题来了，好像更应该理解成李敢获取的旗鼓就是左贤王本人的，而不是其属下左大将的。否则，何必要写成“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呢？直接写成“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鼓旗”不就完了，如果不是为了强调左贤王本人的旗鼓，何必一句话里出现两个左贤王，不嫌啰嗦？
好吧，到这里，我应该承认我对司马迁轻卫重李是有怨念的，但我也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不能怪司马迁。
无论如何，回到“夺左贤王鼓旗”的问题。
我不得不怀疑司马迁有意无意的在营造一个效果：李敢获取的旗鼓就是左贤王本人的。
第一步，在记录诏书时省略了渔阳太守解。
第二步，”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两个左贤王，重点强调。
于是，能隐的隐，想突出的突出，效果达成！
实际上，我认为，李敢获取的仍然是左贤王属下左大将的旗鼓。假设汉军和左贤王本人率领的兵马交战，并夺取了左贤王本人的旗鼓，诏书中绝对应该得意洋洋的有一笔的，然而并没有。
可我也担心，是不是我心中的怨念引导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误会了司马迁，实事求是，李敢获取的旗鼓就是左贤王本人的
最后，涉及这些狗血的恩怨情仇总是容易让人激动，所以，心噗通噗通的，也千万别误会我呀！
@天涯悲墨客 @长风万里出玉门

@天涯悲墨客 你觉得呢？

我对行军打仗这方面了解的不多，今天刚刷了汉朝的课，还要去大致背一下他们出征的情况(╥_╥)，前天我去知网搜了一下没有搜到什么关于李敢的论文，不过就我看过的史记来说，子长真没必要去夸大军功，子长写文没什么所谓夸大不夸大军功吧，诏书方面，可是有专门论文写过词句改动写霍去病的气势就比汉书强了不少的，那个也没有改动军功，汉书我还没看，不知道具体区别，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子长

从封赏情况看，貌似解的功劳更高，但这也没法证明解所获的就是左贤王本人的旗鼓，你看卫青都打到单于了，回头算功劳还不是不如霍去病嘛，相信军法封赏自有定数，至于具体为何给出的这样的封赏结果，这事关更多作战细节问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也可能是左贤王后来逃跑了，给李敢的军功打了折扣吧。
总之，想要靠上面的点证明太史公故意夸大李敢功劳，证据不足啊。

其实有关诏书记载的差异我也挺奇怪的，因为差异并不是只有楼主所说的这一处，有些地方汉书记载得更详细，但有些地方史记又记载的更详细，所以挺纳闷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同的诏书版本。
不过也有说法说刘彻有润色诏书的习惯，还有论文专门比对过他润色前后的诏书，后者的文风更文丽偏古一些，也可能是太史公和老班所依据的诏书真的各不相同吧。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这个旗鼓，理解成左大将的旗鼓，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看诏书的整体措辞，在斩获的旗鼓中——如果斩获了不止一面旗鼓的话——左大将的这面旗鼓应该是最有价值，或者说，最值得炫耀的。
因此，我认为漠北之战汉军根本没斩获左贤王本人的旗鼓，李敢斩获的旗鼓，要么是左大将的，要么是其他将领的，但因为左贤王是东部最大的头目，笼统的说李敢斩获了左贤王旗鼓也不算错。
ps我对匈奴的组织方式没什么了解，大概就是看了几眼匈奴传，望文生义的那种，所以称左大将为左贤王的属下可能有问题，“笼统的说李敢斩获了左贤王旗鼓也不算错”也是凭感觉做的论断。毕竟，看诏书，我几乎是坚信汉军没斩获左贤王本人的旗鼓。但我更加坚信司马迁不会说谎，退一万步，也不可能说这么低级的谎。

再多说一句关于司马迁的怨念吧，其实想开了，史记甚至不是官方修史，而是司马迁没拿野猪一分钱，自己业余写的一部私人著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什么好指摘的。
我没怎么看汉书，不过班固作为作者，肯定也有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只不过官方修史，除非资料不足没办法，否则厚此薄彼，偏心太过，倒是应该批评的。

整个漠北之战规模宏大，所斩获的匈奴大小王侯官员甚多，应该是和多方作战过，但具体封赏的记载里，涉及到鼓旗的只有李敢，解两人，可能旗鼓获取不易，需要以超高的勇气冲锋在前，或者因为其他匈奴军队作战后直接投降了，没能算夺得鼓旗吧。另外匈奴列传里记载的此战结果是“左贤王将皆遁走”，意思是这两条大鱼都逃脱了，问题在于不确定这两位逃跑时是否还带着鼓旗，但“皆获”二字在那里，显示夺取的鼓旗并非只有一副，意思是要击溃至少两支军队，而从前面的文意来看，其中一副鼓旗很可能属于被转击的左大将，其本人逃遁十分匆忙，乃至于鼓旗都顾不上了，这也说明夺旗未必需斩将，对左贤王本人也是同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史汉的诏书都只言转击左大将，而未再单独列出击左贤王，结局又是“王将皆遁走”，显示可能这一次左贤王和左大将是一起的，要么并肩作战，要么左大将负责掩护，让左贤王先逃，左大将的军队也就是左贤王的军队，打败左大将等同于打败左贤王，他俩很可能只有一副鼓旗，那就是左大将的。而李广利传里也写作“左贤王左大将”，之前我对匈奴官制的推测有一定个人推测的成分，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如此一来，整个记载也就说得通了，所谓“击左贤王，夺左贤王旗鼓”和“转击左大将，得旗鼓”都是一个意思：打败了左贤王，李敢所夺的旗鼓就是左贤王的，而并非司马迁在蓄意夸大。至于另一副旗鼓，当属于匈奴其他王侯的军队的，比如匈奴的小王比车耆吧。匈奴的其他官员和王侯大多被俘或被杀，而左贤王将皆遁，这可能也是影响李敢和解二人封赏的因素吧。

看诏书根本看不出是左贤王旗鼓，子长没有必要在这里夸大，史记汉书都在李广的列传里附上李敢传，得左贤王旗鼓，这里没问题。其次，一个行军单位就会有旗鼓，击破了左贤王会有左贤王的旗鼓，击破了左大将会有左大将的旗鼓，其实有时候旗鼓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剩下那几个王可能也有，不过估计都被生擒了旗鼓不旗鼓可能也不重要，也可能匈奴制与后来不一样，只有军队有，不甚清楚。诏书斩击左大将，斩了左大将这算得人头了吧，又比让左贤王跑了功劳大，击杀将领多的比少的封赏多，这些都很清楚。左贤王和左大将应该都是镇守一边的，一串儿给击破了

汉书记载的也是和左王接战，左贤王将皆遁走

从情感上说，我更希望是145，如果三十多岁就经历那件事未免太残酷。。。。。。而且在血气方刚的年纪那样选择更不容易，而且’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似乎也与145年并不矛盾。按145说，当时53岁的子长如果为官29年，则24岁出仕，似乎很合理哦。而且壮游归也未必立刻出仕嘛，子长那么有才难道不需要到太学那样的机构深造或拜师学习吗?至于早失父母，可能是母亲早逝，或者此处的’‘早’‘应解作’‘早已’‘？为了突出自己的独身孤立，已无父母孝道可尽。而且以史记的文风来看，应该需要更多阅历才能写出吧，个人感觉一个四十到五十岁间的人更能对这些事有深刻感悟。只有年龄更大大概才能懂得隐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