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平等、自由、人文精神之比较
在全球化大潮面前，不同意识形态的地区或国家之间的碰撞日益频繁，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显眼。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它们对平等、自由、人文精神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因为西方列强仍处于强势之中，主宰着世界话语权，所以它们的意识形态同样处于霸主的地位，它们对平等、自由、人文精神的定义影响着他人，一时间能够模糊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差异，几乎使之成为世界的标准。其实由于文化与历史环境不同，各地区或国家对平等、自由、人文精神有不同的认识，也就是说别人和我们说着相同的话，但其含义或用意与我们的是不尽相同的。
西方列强自诩为民主社会，民主价值最核心的思想是平等、自由、人文精神，此外还包括民主与人权。出于民主的需要，平等、自由、人文精神都有其特定的解释。民主治下的平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是等级平等。在西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财富相挂钩，占有一定的财富就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财富与地位之间是平等；同样的道理，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之间又是平等的。当然人与人之间也是平等的，前提就是在一个等级中。在同一个等级中，大家财富平等、地位平等、权利平等。这是多么的平等啊！但在不同的等级中则没有平等可言。由此可见，在西方的人生观中，人是不值钱的，只有你有钱了，你才有地位、有身份，你才值钱。在以财富衡量人的价值的规则面前，大家都应该遵守，如此有序社会便是平等社会。西方民主社会的平等让人摸不着、看不见，说白了就是富人平等于富人，穷人平等于穷人。但是富人和穷人之间不能平等。所以在西方，他们一方面可以标榜平等，一方面可以搞种族歧视，两者并行不悖。
专制在近代以来不敌民主，这使专制的底气矮了半截，所有的优点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缺点。当我们摆脱民主的干预与影响之后，就会发现在源远流长专制社会中，不乏金光闪闪的文化瑰宝，随便拈一样出来都是西方民主列强学不会的。专制是民主的克星，因而与民主意识形态对立，所理解的平等、自由、人文精神也都是对立的。
中国专制社会的平等截然不同于西方民主社会的平等。民主的平等狭隘地体现在等级之中，专制的平等则广泛地体现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它与帝国治下的每一个臣民都有关联。专制的平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均分土地和科举制。专制王朝一般在建立之初都将土地均分给农民，不承认土地私有制；民主社会是承认私有制的，没有土地均分的习惯。一当王朝默许土地私有制时，它就会被起义的农民画上休止符。作为一个农民，只有在均分土地时，才能体会到平等的真正含义。科举制的平等意义更是举世公认的。科举制无视人的出身、地位及财富，只以才学作为选拔的标准，这是科举制的平等所在。在中国专制社会中，有才学的人才有身份、地位及政治权力。要知道才学只有通过努力才可以获得，毫无捷径可走；知识不像财富可以垄断，知识无法垄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以获得知识。知识的优点在于：一个人获得再多的知识都不会影响到他人所拥有的知识；不像财富，此人多了一份，彼人必将少了一份，容易产生矛盾。如此看来，科举制不仅体现了绝对平等，而且还体现了绝对正义。科举制打破了世族门阀特权制度，可以使社会最底层的人进入社会上层，给统治集团注入了新鲜血液，如此可以巩固统治集团的合理合法性。科举制曾对桀骜不驯的西方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自由”曾是西方民主列强最响亮的口号，但他们并不能知道自由的味道。在精神上，西方人一直为神和物欲所束缚，因此他们从来就不知道精神自由。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虽然一度打倒了神，但无法摆脱物欲的诱惑。西方人是唯财富论者，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自由只能是物质上的自由，即行动自由，也可视之为物质自由。行动自由已失去了自由的意义，变成了强者的任性。当西方人追求行动的自由时，自由便泛滥了。除了言论、出版、集会的行动自由之外，他们对财富的偷盗、抢掠，他们的贩奴、贩毒等都是行动自由的结果。此外他们还在法律制订、解释方面的行动自由。如此看来，西方的自由为强者的行动提供了合法依据。
专制治下的自由主要指是精神上的自由。由于物质上的自由受到正义与平等的限制，自由显得不那么重要。再加上受专制高压的影响，物质自由被降到最低程度。正因为如此，自由在精神领域获得了独特的发展。在中国，追求精神自由的大有人在，并产生了隐士文化。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风景。隐士们都是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人。中国的隐士不同于外国的苦行僧，后者以为通过苦修可以与神相通，苦修是通往彼岸幸福世界的桥梁，但对幸福的幻想恰恰是精神上的枷锁；隐士们向往不受任何外物束缚的自由生活：没有物质欲望，追求精神自由。隐士只不过是绝对精神自由的代表，其实精神自由在专制社会中是无处不在的。正是这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平衡了人们在专制社会中因物质不自由所导致的失衡心态。民主人极端敌视专制，不能理解专制治下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其实他们不知道在行动自由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自由，也不知道精神自由可以弥补物质不自由的所带来的物质匮乏。
远在古希腊时代，西方便有了朦胧的人文精神，即意欲挺立人格。文艺复兴之后，神的枷锁似乎被彻底打碎，西方人便以为他们彻底解放了，拥有了人文精神。但西方人并不能摆脱宗教情结。要知道，西方人没有诸如我们一样的道德。当将神打倒之后，在道德领域他们是一片空白，不知如何为人了。他们不得不继续强调宗教即道德的观念。他们虽然强调个性解放，突出人的价值，但调适、约束人的心灵的依然离不开宗教。所以在他们看来，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才有人文精神，反之则没有人文精神。他们不认同中国有人文精神。
在中国，由于没有宗教信仰，这样在天地之间“人”的作用便被突兀出来。诸子百家皆宣扬人的作用与价值。儒家宣扬“天地之间人为贵”，道家追求人的绝对精神自由——物质上的自由是很难做到的。无论是儒家的入世，还是道家的出世，都是关乎人文的。儒家强调人的价值，道家强调人的快乐。中华五千年的文化都是围绕“人”发展起来的，因而有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西方文化是围绕神发展起来的，因而那里才没有人文精神，充其量是“神文精神”。
通过简单的比较，便能了解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也能了解相同语言背后不同的含义。虽然西方主宰了世界话语权，他们只是在物质上繁荣发达了一点，而在精神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这就导致了他们的话语与行为之间不能无缝接轨，具有很大欺骗性，甚至表现为病态的、畸形的，这是他们的强势所无法掩盖的、改变的。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文明”的偷换概念的做法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且无法化解。西方是通过强势主宰世界意识形态的。当强势不再时，西方的意识形态必将随之没落，那么西方人所坚持的平等、自由、人文精神的言论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历史很快会给出答案。
民主与专制是互为对立的，前者强调个人在物质上的意义，后者突出群体在精神上的意义。所以在民主治下与专制治下的社会对平等、自由、人文精神有不同的需求，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历史含义。由于政治理念不同，除却平等、自由、人文精神的表述之外，民主还强调“民主”、“人权”等，专制则强调“大一统”。大一统就是将天下纳入到一个中心之中。民主政治完全是按照如何分赃而发展起来的。民主强调的是分赃的合法性，人权强调的是对财富占有的正当性。西方政治理念的发达完全体现在分赃秩序——民主——之上，政治理念的神圣性则体现在对财富占有的正当性——人权——之上。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人权理念有后来居上之上之势，深层根源就是富人越来越心虚，担心别人质疑自己财富来源的途径以及侵害自己的财产，所以不得不强调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让我们想到美国独立之时颁布的《独立宣言》，所宣扬的价值是多么的神圣，其实根本原因是那群立国之贼们心里都明白，“美国”来自强占印第安人的家园，本身是非法的，邪恶的，因而他们不得不用华丽的语言来包装，使其拥有虚假的神圣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民主所标榜的那些个人价值的词语，不管它有多么的明亮，其背后都掩藏着肮脏与罪恶，有着长长的黑影。这就导致了平等、自由、人文精神、民主、人权等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含义无法成为新时代的大流。
历史的呼唤——看清世界未来的第一本书
前言（序言）
人元2858年农历五月初六，阳历四月廿六（2017-5-31）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流水，永无止境。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时间滚滚向前的便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是永无止境的。虽然人类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但历史的发展却不以人类意志为方向。这种现象是与人类自以为是地制定宏伟蓝图是相矛盾的。不论人类怎样自作聪明，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历史发展的悖论便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讽刺——一个个理想蓝图接连破灭了。即便如此，人类依然无视发展悖论带来的讽刺，狡猾地将宏伟蓝图制订得更为遥远，但这依然无法改变他们被讽刺的命运。
当今世界，政治体制主要是民主与专制，且不论它们的变种。历史上，专制是普遍现象，民主是个别现象。如今这种形势似乎倒转过来了。自苏东剧变之后，民主便在世界上攻城略地，专制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成为民主海洋中摇摇欲坠的孤岛。民主的淫风秽雨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得势的民主人忘记了还有历史的嘲讽，自以为能够主宰历史的潮流。他们必将在发展悖论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化为历史的尘埃，历史的车轮将碾轧而过。
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普世真理，但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却有一定的道理。每当新的生产力出现，必将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例如铁器出现之时，春秋战国便迎来了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原有的氏族血缘贵族阶级被新兴的地主士大夫阶级所取代，上层建筑便由分封制变为专制，社会便由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当火器出现之后，它便成为了新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力工具，传统土地贵族不再独霸天下，西欧便由封建专制转向君主立宪及代议共和制，社会也由铁器时代进入到火器时代。
铁器时代是专制的天下，火器时代是民主的天下。专制与民主皆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匆匆过客。民主不会因民主人的嚣张就不被历史淘汰。当专制衰落之后，民主便随之被淘汰。这就是历史对民主的嘲讽。
历史的发展不会止步，不会停留于某一时代。当下，历史来到了新时代的门槛前，这就是网器时代的门槛前。当互联网被发明出来，当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新的生产力必将颠覆现有的几乎固化的利益格局。那些因私分天下而成为利益既得群体的“合法”手段正在成为秋风中的黄叶、秋后的蚂蚱，苟延不了几天了。真正的全球的人民政治将取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历史也将由火器时代跨入网器时代。
冷眼看历史，专制偏向精神文明建设，民主偏向物质文明建设。专制与民主是文明的两只脚，正是它们推动了文明前进。网器时代就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使文明的步伐有序、一致。当专制与民主被结合在一起，大同便如朝阳一般喷薄而出，给整个世界带来光明。
大同政治的核心价值就是超越。今天人类完全具有了超越功能，不论是精神超越还是物质超越。前者有道家的绝对精神自由，后者有美国人发明的互联网。至此，大同政治完全具有了超越的功能：超越种族差异、超越地域差异、超越文化差异，将世界纳入到一体中来，于是人们便迎来了天下大同
《历史的呼唤》一书的内容暂时分为四个部分：战西方；文明的骄傲；时代的忧伤；微博录。全书字数约40万，年底之前努力完成。
【】泥沙俱下——不要迷恋西方
如今在中国的文化市场刮起了外国文化风，其中最强劲的一道风就是美国文化风，这无愧于美国的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无愧于美国对其文化的自信。美国在社会各方面都领先世界，这是值得他国人民学习的，所以有关美国社会各方面的书籍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如《启蒙文献选编》、《美国二十讲》、《美国理想之书》等。虽然说美国是先进的，但其先进是有时间空间的局限性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先进。正所谓此一时非彼一时，用现代的眼光去看那些曾经被人们认为具有先进思想的美国文化，会发现其中很多已经不能与时代合拍，沦落成历史的渣滓，甚至是对真理的反动，是人类进步的障碍。但是引入者们不辨芳草与毒草，一股脑儿引进来，让人有泥沙俱下的感觉。下面引述的文章皆来自《美国理想之书》。
在一般人眼中，华盛顿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他的文章应该同样是伟大的。但事实并不然，华盛顿的文章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并非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先见之明。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弥足珍贵的是国家统一，这值得每一个人珍惜，并且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它。“哪怕是连任何想要抛弃它的念头都要予以反对，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任何一部分分离出去，或想削弱联系各部分之间的神圣纽带，只要他们一提出来，你们就应当怒斥之”（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
看来华盛顿在潜在的分裂者面前没有先进的令人心服的理由，只能“怒斥之”了。但是“怒斥之”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没过几十年，美国便有人要分裂，并因此打起了内战。再说“怒斥之”具有暴力倾向，有反民主之嫌，最起码当下是这样的。与现代的美国人秉持的政治理念不符。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根本，所说的不是理论上的说教，而是情感上的说教，“美国人，这个属于你们的国民身份，必须总是把爱国主义的荣耀看得比任何地方性的称号要重，你们之间除了极细微的差别之外，你们更多的则是相同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政治原则”。按照这个逻辑，台湾和大陆早就应该统一了。虽然说两地在政治原则上有出入，但都是分赃政治，只有“极细微的差别”。这样看来华盛顿的思想不具有普世价值。情感说教并不能消除彼此间的差异，所以美国的差异长期存在，而战争好像是消灭差异的最有效的手段，不过现在看来也好像不全对。
华盛顿不相信美国人有善良的人性，因而进一步反对政党政治，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在这个国家里存在着派系之争的危险，并特别提到他们是以地区差别来分党立派的。现在我会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以最郑重的态度来告诫你们全面警惕派性的恶劣影响。
“不幸的是，这种派性与我们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它源于人们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它形式各异，存在于所有政府机构里，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抑制、控制或约束。但那些常见的派性形式，往往是最令人厌恶的，而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
“它总是转移公众会议的视线并削弱公共的行政管理能力。它在社区里煽起无中生有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一派与另一派对立，有时还鼓起骚乱和暴动。它还为外国影响和腐败打开方便之门，使之可轻易地通过派性之争而深入到政府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得受制于另一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同上）
虽然华盛顿认识到政党政治的弊端并努力指出之，但他没有先进的理论来消灭它。其实消灭政党政治是华盛顿做不到的，因为民主政治就是分赃政治，分赃政治必然有派系不同的政党竞争才可以进行有序而合法的分赃，所以说没有政党就没有民主；政党是身，民主是影，二者形影不离，不可分割。华盛顿一离任，派系、政党便在美国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令华盛顿想不到的是，其后任者们竟然认为政党政治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可以彼此牵制，互相制衡，约束权力的任性。显然民主人都不认同华盛顿具有先进思想。
如果说最能体现华盛顿不具有先进思想的地方，那就是他那拾人牙慧的宗教观。他说：“就算是政治家也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重并珍惜宗教和道德，它们给个人的和公众带来的幸福，即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我们只需稍加一问，如果在法庭调查中不再需要以宗教责任感来起誓，那么哪里还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安全呢？我们还应当小心谨慎，不要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以不靠宗教来维持。不管优良的教育对于结构精密的心灵能给予多大的影响，但理智和经验都向我们表明：别指望没有宗教原则的国民会有国民道德”（同上）。
不要以为西方人说道德就会有如我们一样的道德。西方人有宗教信仰，他们视道德即宗教，宗教即道德。不过西方是多重标准的故乡，在宗教人眼中，宗教就是道德，但在富有的宗教人眼中，道德还可以指财富，也可以指遵纪守法（法律的制订权和解释权皆在资本家手中）。总之，与我们的道德不再一个层次上。虽然华盛顿警告人们“不要耽于幻想”，但宗教恰恰是幻想的产物。宗教产生于生产力不甚发达的不自信年代，不够坚强和自信的人们对虚无的神的依恋就犹如依恋母乳的孩子，尚不能自立自强。其实西方人在精神上尚不能断奶，华盛顿也不能例外。西方人遵守契约不是靠自律，而是靠神律。不仅显示了西方人懦弱的性格，还显示了西方人缺乏担当精神，更重要的是对宗教的依恋是在自欺欺人。
在外交事务中，华盛顿坚守孤立主义政策。他说：“我们处理对外事务的重大原则，就是在与他国拓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政治联系。我们已订的条约，必须忠实履行，仅此而已。”“……如果我们硬要卷进欧洲日常事务，与他们的政治纠葛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肯定是不明智的”（同上）。
欧洲一直纷争不已，华盛顿希望超脱于欧洲纷争之外。尽力与他国保持和睦，不要恶此喜彼，卷入与美国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争执之中。美国不要与他国订立永久同盟，而应该保持中立，多发展贸易，少涉及政治。这就是被后人称为的“孤立主义”。孤立主义主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国外交，在“一战”和“二战”前期都十分盛行。但是参加世界大战，每次都使美国尝到了甜头，“一战”使美国富有，“二战”使美国强大。即此后美国不再奉行孤立主义，转而改为奉行称霸全球的帝国主义。看来华盛顿的思想并不具有超越性，而是眼光短浅，具有局限性，经不起大浪淘沙，最终被淘汰了。
其实华盛顿不仅政治思想空洞，而且除了适合做大地主之外，其他方面也不见长处。华盛顿之所以屹立于美国历史上，那是被同样无甚才能智慧的美国人神话的结果。
其实华盛顿只是一个大庄园主，大资本家，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在那个以财富论英雄的地方，华盛顿理所当然给推选为大总统。但是华盛顿并无政治才能，更无军事才能。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只能拾人牙慧，即便有些独立认识与主张，皆被后人颠覆了。在军事上他率军打仗，败仗多于胜仗，由于缺乏指导思想，他的兵几乎都是用金钱招来的，一当困顿之时，逃兵便接二连三。华盛顿感觉到自己的政治才能力有不逮，犹如穿着周公制服的猴子，总是感觉不自在，因此他向往庄园主的生活，勉强干了两届总统，就固执地回去了。华盛顿的不愿勉为其难的行为让后人美化成没有权力野心的正人君子。然而华盛顿的无能却给西方开了一个恶习：即使有才能的人也不能长期为人民服务。这与人性是多么的相悖呀。美国人别有用心地神话华盛顿，真是在自欺欺人。华盛顿的成就只是历史偶然的杰作，就如一个小偷，幸运地偷了一个没有提防的富人之家而一夜暴富起来。无论美国人怎样美化、神话也掩盖不了做贼的本质。
在美国人眼中，历史上能与华盛顿比肩的只有后来的反对国家分裂并领导镇压了分裂行为的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的伟大几乎举世皆知，他的《葛底斯堡演说》更是家喻户晓，在美国绝对是这样的。文中的“民有、民治、民享”被视为一种伟大的政治理想，被美国人吹得天花乱坠。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动听的词汇，我们只要一种东西，那就是平等。当然西方人也讲究平等，但与我们的平等的含义不同。西方的平等是等级制平等，即穷人和穷人平等，富人和富人平等，穷人和富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这就是西方民主治下的平等。西方人永远都不能理解专制治下的平等。专制治下有两大平等体制：一是土地均分，二是科举制。这是民主永远都学不去的现实平等。这两大平等体制就如同专制的两只脚，使专制政治能够穿越时空两千年。毛泽东就是秉持土地均分的传统政策而建立了新政权，而蒋介石就是因为走“民有、民治、民享”的资本主义道路葬送了蒋家王朝。显然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之主张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只能欺骗没有人文精神的西方人，在别的地方就成为了万劫不复的魔咒。
其实林肯的欺骗是事出有因的。一直以来民主都不具有实干精神，很大程度上具有欺骗性。林肯无可奈何，只能入大流了。林肯的幸运之处是他捡起了压垮奴隶制最后一根稻草的人。当时奴隶制已是众矢之的，如同秋后的蚂蚱在作最后的挣扎。林肯恰逢其时，成为了历史的宠儿。
……
宗教是生产力落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代表先进，相反却体现了落后。
前文说过美国人在精神上对宗教的依赖就如同孩子在肉体上对母乳的依赖，不能独立。这是有根源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在宗教信仰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国家：开国者们曾是一些从欧洲流亡而来的清教徒，正是对“山巅之城”的执着追求使他们建立了美国。这使美国人拥有比其他国家更炽烈的宗教情结。虽然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但是未能将神彻底铲除掉，未能将人性从神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只不过暂时地将神踩在脚下。但是美国人则不然，他们不相信人，只相信神，将神高高祭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觉醒运动唯独发生在北美。不可否认，大觉醒运动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美国人看来，宗教复兴运动使美国各教派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但是在精神上，美国人对神更加依赖，不能自立自强。当神文化的魅力在新时代中消失之后，神文化便会退化成精神上的魔咒，成为时代的障碍，甚至会将美国送入“黑暗的中世纪”。这是美国致命的缺点之一。
神文化充斥于美国社会，一丝不挂地体现在美国文化之中。《美国理想之书》中的文章绝大多数都饱含着对神的敬仰之情。在茱莉娅·沃德·豪的《共和国战歌》中，开头她盛赞上帝：“我的双眼已看到上帝降临的荣光，他就要夷平那存有愤怒葡萄的地方，他那可怖的利剑发出致命的电光，他的真理在前进。”结尾美化基督：“在远隔重洋的美丽百合花丛中，基督诞生，他胸中的荣光使你我变得神圣；他为使人类神圣而死，我们要为人类自由而献身，而上帝正在前进。”如果没有了上帝和基督，美国人肯定没有了战斗的力量与信念。
凯瑟琳·李·贝茨在《美哉美利坚》一文中将美国人所拥有的一切都视为上帝的赠与。文中每一段都有上帝的身影：“上帝赐福于你”、“上帝纠正你的每个缺点”、“愿上帝令你的金币更纯真”、“上帝赐福于你”。从这里我们可以感知西方人为什么热衷于造神了。你们看，神是他们自家制造的，对他们多么有利。不过可惜的是，如今时代不同了，神的威信正在丧失，而美国人不能与时俱进，依然停留在遥远的过去，依然不信任人，只信任神，这是一个多么悲哀的“文明”。随着美国的相对的衰落，他们更加寻求神的福佑。当神文化再次泛滥之时，他们也不会排斥“黑暗的中世纪”的再一次降临。
正是宗教喂养了美国的精神，犹如母乳喂养了孩子体格。美国人坚信是上帝使人类拥有一切的，世界是上帝下的蛋，而美国是上帝下的金蛋。当上帝被彻底消灭之后，金蛋瞬间就会碎裂。。
美国人对神依赖的增长可以从其“效忠誓词”中看得一清二楚。现在通用版本是：“我宣誓，我效忠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效忠于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上帝庇佑下的国家不可分割，所有民众一律自由平等。”这首誓词是在原版基础上修改了四次的结果。原版（鬼元1892年）誓词是：“我宣誓，我效忠于我的旗帜和它所代表的共和国；国家不可分割，民众自由平等。”虽然说宣誓是一种道德迷信，但原版誓词中尚没有宗教迷信的身影。后几经修改，鬼元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它修改为现在的通用版本，“上帝庇佑下的”是总统执意加上的。在美国，小至学校里的小孩，大至国家总统，各色人等在一定的场合下，都要用它来宣誓。新旧版本的对比，可以看出美国的“人文精神”正在向神文精神倒退。虽然美国人大吹大擂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乔治·弗里斯比·霍尔《反对帝国主义》），但他们正在“自由地”将神鬼的魔咒戴到了自己的头上，这是极其危险的。当神文化过渡膨胀之后，美国便会跌落进“黑暗的中世纪”之中；而神文化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即最终被科学真理所取代之后，美国的金蛋也会碎裂。对美国人来说，神文化的魔咒就在于此。
宗教信仰定会被扫出真理之门，建立在错误之上的信仰世界必然坍塌。到那时，美国必将成为“前美国”。这就是美国的宿命。
在这个崇洋媚外的时代，人们总是抱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心态，总是认为别人的思想、文化一定比我们先进。殊不知别人的思想与文化是有局限性的，不仅有时间的局限，还有空间的局限。美国虽然先进，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美国文化中有许多致命的症结，我们应该甄别良莠，不该不加选择地引进来。即便引进来也要有一定的批判。再者中美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如果硬是要将美国“文明”嫁接过来，定会感觉到我们机体组织中的诸多关节经脉无法打通，必定会形成肿瘤，贻害无穷。倘若我们能够透过美国先进的神化去看其本质，定会发现美国“文明”有诸多邪恶的本质，问题远远比我们多，百病缠身。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历史上的西方从来就没有先进的思想理论来指导行动，只是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而已。西方（包括美国）“文明”缺乏定性，没有中心，没有历史发展的方向感。
今天西洋文化泛滥于中国，我们没有必要盲目地排外，要有孟子那种万物皆为我用的阔大心怀以吸纳百川；同样，我们也不应该盲目地全盘接受，应该以批判的眼光来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别，认清彼此的本质，让西方文化为我所用，以兼收并蓄的精神来宏扬中华文明，走上复兴之大道，让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王国”——其实更应该称之为大同中国。
人元2858年农历五月初二，阳历四月廿二（2017-5-27）
在全球化大潮面前，不同意识形态的地区或国家之间的碰撞日益频繁，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显眼。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它们对平等、自由、人文精神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因为西方列强仍处于强势之中，主宰着世界话语权，所以它们的意识形态同样处于霸主的地位，它们对平等、自由、人文精神的定义影响着他人，一时间能够模糊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差异，几乎使之成为世界的标准。其实由于文化与历史环境不同，各地区或国家对平等、自由、人文精神有不同的认识，也就是说别人和我们说着相同的话，但其含义或用意与我们的是不尽相同的。
西方列强自诩为民主社会，民主价值最核心的思想是平等、自由、人文精神，此外还包括民主与人权。出于民主的需要，平等、自由、人文精神都有其特定的解释。民主治下的平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是等级平等。在西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财富相挂钩，占有一定的财富就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财富与地位之间是平等；同样的道理，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之间又是平等的。当然人与人之间也是平等的，前提就是在一个等级中。在同一个等级中，大家财富平等、地位平等、权利平等。这是多么的平等啊！但在不同的等级中则没有平等可言。由此可见，在西方的人生观中，人是不值钱的，只有你有钱了，你才有地位、有身份，你才值钱。在以财富衡量人的价值的规则面前，大家都应该遵守，如此有序社会便是平等社会。西方民主社会的平等让人摸不着、看不见，说白了就是富人平等于富人，穷人平等于穷人。但是富人和穷人之间不能平等。所以在西方，他们一方面可以标榜平等，一方面可以搞种族歧视，两者并行不悖。
专制在近代以来不敌民主，这使专制的底气矮了半截，所有的优点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缺点。当我们摆脱民主的干预与影响之后，就会发现在源远流长专制社会中，不乏金光闪闪的文化瑰宝，随便拈一样出来都是西方民主列强学不会的。专制是民主的克星，因而与民主意识形态对立，所理解的平等、自由、人文精神也都是对立的。
中国专制社会的平等截然不同于西方民主社会的平等。民主的平等狭隘地体现在等级之中，专制的平等则广泛地体现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它与帝国治下的每一个臣民都有关联。专制的平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均分土地和科举制。专制王朝一般在建立之初都将土地均分给农民，不承认土地私有制；民主社会是承认私有制的，没有土地均分的习惯。一当王朝默许土地私有制时，它就会被起义的农民画上休止符。作为一个农民，只有在均分土地时，才能体会到平等的真正含义。科举制的平等意义更是举世公认的。科举制无视人的出身、地位及财富，只以才学作为选拔的标准，这是科举制的平等所在。在中国专制社会中，有才学的人才有身份、地位及政治权力。要知道才学只有通过努力才可以获得，毫无捷径可走；知识不像财富可以垄断，知识无法垄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以获得知识。知识的优点在于：一个人获得再多的知识都不会影响到他人所拥有的知识；不像财富，此人多了一份，彼人必将少了一份，容易产生矛盾。如此看来，科举制不仅体现了绝对平等，而且还体现了绝对正义。科举制打破了世族门阀特权制度，可以使社会最底层的人进入社会上层，给统治集团注入了新鲜血液，如此可以巩固统治集团的合理合法性。科举制曾对桀骜不驯的西方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自由”曾是西方民主列强最响亮的口号，但他们并不能知道自由的味道。在精神上，西方人一直为神和物欲所束缚，因此他们从来就不知道精神自由。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虽然一度打倒了神，但无法摆脱物欲的诱惑。西方人是唯财富论者，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自由只能是物质上的自由，即行动自由，也可视之为物质自由。行动自由已失去了自由的意义，变成了强者的任性。当西方人追求行动的自由时，自由便泛滥了。除了言论、出版、集会的行动自由之外，他们对财富的偷盗、抢掠，他们的贩奴、贩毒等都是行动自由的结果。此外他们还在法律制订、解释方面的行动自由。如此看来，西方的自由为强者的行动提供了合法依据。
专制治下的自由主要指是精神上的自由。由于物质上的自由受到正义与平等的限制，自由显得不那么重要。再加上受专制高压的影响，物质自由被降到最低程度。正因为如此，自由在精神领域获得了独特的发展。在中国，追求精神自由的大有人在，并产生了隐士文化。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风景。隐士们都是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人。中国的隐士不同于外国的苦行僧，后者以为通过苦修可以与神相通，苦修是通往彼岸幸福世界的桥梁，但对幸福的幻想恰恰是精神上的枷锁；隐士们向往不受任何外物束缚的自由生活：没有物质欲望，追求精神自由。隐士只不过是绝对精神自由的代表，其实精神自由在专制社会中是无处不在的。正是这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平衡了人们在专制社会中因物质不自由所导致的失衡心态。民主人极端敌视专制，不能理解专制治下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其实他们不知道在行动自由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自由，也不知道精神自由可以弥补物质不自由的所带来的物质匮乏。
远在古希腊时代，西方便有了朦胧的人文精神，即意欲挺立人格。文艺复兴之后，神的枷锁似乎被彻底打碎，西方人便以为他们彻底解放了，拥有了人文精神。但西方人并不能摆脱宗教情结。要知道，西方人没有诸如我们一样的道德。当将神打倒之后，在道德领域他们是一片空白，不知如何为人了。他们不得不继续强调宗教即道德的观念。他们虽然强调个性解放，突出人的价值，但调适、约束人的心灵的依然离不开宗教。所以在他们看来，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才有人文精神，反之则没有人文精神。他们不认同中国有人文精神。
在中国，由于没有宗教信仰，这样在天地之间“人”的作用便被突兀出来。诸子百家皆宣扬人的作用与价值。儒家宣扬“天地之间人为贵”，道家追求人的绝对精神自由——物质上的自由是很难做到的。无论是儒家的入世，还是道家的出世，都是关乎人文的。儒家强调人的价值，道家强调人的快乐。中华五千年的文化都是围绕“人”发展起来的，因而有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西方文化是围绕神发展起来的，因而那里才没有人文精神，充其量是“神文精神”。
通过简单的比较，便能了解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也能了解相同语言背后不同的含义。虽然西方主宰了世界话语权，他们只是在物质上繁荣发达了一点，而在精神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这就导致了他们的话语与行为之间不能无缝接轨，具有很大欺骗性，甚至表现为病态的、畸形的，这是他们的强势所无法掩盖的、改变的。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文明”的偷换概念的做法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且无法化解。西方是通过强势主宰世界意识形态的。当强势不再时，西方的意识形态必将随之没落，那么西方人所坚持的平等、自由、人文精神的言论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历史很快会给出答案。
民主与专制是互为对立的，前者强调个人在物质上的意义，后者突出群体在精神上的意义。所以在民主治下与专制治下的社会对平等、自由、人文精神有不同的需求，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历史含义。由于政治理念不同，除却平等、自由、人文精神的表述之外，民主还强调“民主”、“人权”等，专制则强调“大一统”。大一统就是将天下纳入到一个中心之中。民主政治完全是按照如何分赃而发展起来的。民主强调的是分赃的合法性，人权强调的是对财富占有的正当性。西方政治理念的发达完全体现在分赃秩序——民主——之上，政治理念的神圣性则体现在对财富占有的正当性——人权——之上。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人权理念有后来居上之上之势，深层根源就是富人越来越心虚，担心别人质疑自己财富来源的途径以及侵害自己的财产，所以不得不强调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让我们想到美国独立之时颁布的《独立宣言》，所宣扬的价值是多么的神圣，其实根本原因是那群立国之贼们心里都明白，“美国”来自强占印第安人的家园，本身是非法的，邪恶的，因而他们不得不用华丽的语言来包装，使其拥有虚假的神圣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民主所标榜的那些个人价值的词语，不管它有多么的明亮，其背后都掩藏着肮脏与罪恶，有着长长的黑影。这就导致了平等、自由、人文精神、民主、人权等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含义无法成为新时代的大流。
历史的呼唤——看清世界未来的第一本书
前言（序言）
人元2858年农历五月初六，阳历四月廿六（2017-5-31）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流水，永无止境。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时间滚滚向前的便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是永无止境的。虽然人类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但历史的发展却不以人类意志为方向。这种现象是与人类自以为是地制定宏伟蓝图是相矛盾的。不论人类怎样自作聪明，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历史发展的悖论便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讽刺——一个个理想蓝图接连破灭了。即便如此，人类依然无视发展悖论带来的讽刺，狡猾地将宏伟蓝图制订得更为遥远，但这依然无法改变他们被讽刺的命运。
当今世界，政治体制主要是民主与专制，且不论它们的变种。历史上，专制是普遍现象，民主是个别现象。如今这种形势似乎倒转过来了。自苏东剧变之后，民主便在世界上攻城略地，专制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成为民主海洋中摇摇欲坠的孤岛。民主的淫风秽雨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得势的民主人忘记了还有历史的嘲讽，自以为能够主宰历史的潮流。他们必将在发展悖论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化为历史的尘埃，历史的车轮将碾轧而过。
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普世真理，但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却有一定的道理。每当新的生产力出现，必将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例如铁器出现之时，春秋战国便迎来了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原有的氏族血缘贵族阶级被新兴的地主士大夫阶级所取代，上层建筑便由分封制变为专制，社会便由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当火器出现之后，它便成为了新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力工具，传统土地贵族不再独霸天下，西欧便由封建专制转向君主立宪及代议共和制，社会也由铁器时代进入到火器时代。
铁器时代是专制的天下，火器时代是民主的天下。专制与民主皆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匆匆过客。民主不会因民主人的嚣张就不被历史淘汰。当专制衰落之后，民主便随之被淘汰。这就是历史对民主的嘲讽。
历史的发展不会止步，不会停留于某一时代。当下，历史来到了新时代的门槛前，这就是网器时代的门槛前。当互联网被发明出来，当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新的生产力必将颠覆现有的几乎固化的利益格局。那些因私分天下而成为利益既得群体的“合法”手段正在成为秋风中的黄叶、秋后的蚂蚱，苟延不了几天了。真正的全球的人民政治将取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历史也将由火器时代跨入网器时代。
冷眼看历史，专制偏向精神文明建设，民主偏向物质文明建设。专制与民主是文明的两只脚，正是它们推动了文明前进。网器时代就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使文明的步伐有序、一致。当专制与民主被结合在一起，大同便如朝阳一般喷薄而出，给整个世界带来光明。
大同政治的核心价值就是超越。今天人类完全具有了超越功能，不论是精神超越还是物质超越。前者有道家的绝对精神自由，后者有美国人发明的互联网。至此，大同政治完全具有了超越的功能：超越种族差异、超越地域差异、超越文化差异，将世界纳入到一体中来，于是人们便迎来了天下大同
《历史的呼唤》一书的内容暂时分为四个部分：战西方；文明的骄傲；时代的忧伤；微博录。全书字数约40万，年底之前努力完成。
【】泥沙俱下——不要迷恋西方
如今在中国的文化市场刮起了外国文化风，其中最强劲的一道风就是美国文化风，这无愧于美国的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无愧于美国对其文化的自信。美国在社会各方面都领先世界，这是值得他国人民学习的，所以有关美国社会各方面的书籍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如《启蒙文献选编》、《美国二十讲》、《美国理想之书》等。虽然说美国是先进的，但其先进是有时间空间的局限性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先进。正所谓此一时非彼一时，用现代的眼光去看那些曾经被人们认为具有先进思想的美国文化，会发现其中很多已经不能与时代合拍，沦落成历史的渣滓，甚至是对真理的反动，是人类进步的障碍。但是引入者们不辨芳草与毒草，一股脑儿引进来，让人有泥沙俱下的感觉。下面引述的文章皆来自《美国理想之书》。
在一般人眼中，华盛顿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他的文章应该同样是伟大的。但事实并不然，华盛顿的文章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并非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先见之明。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弥足珍贵的是国家统一，这值得每一个人珍惜，并且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它。“哪怕是连任何想要抛弃它的念头都要予以反对，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任何一部分分离出去，或想削弱联系各部分之间的神圣纽带，只要他们一提出来，你们就应当怒斥之”（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
看来华盛顿在潜在的分裂者面前没有先进的令人心服的理由，只能“怒斥之”了。但是“怒斥之”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没过几十年，美国便有人要分裂，并因此打起了内战。再说“怒斥之”具有暴力倾向，有反民主之嫌，最起码当下是这样的。与现代的美国人秉持的政治理念不符。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根本，所说的不是理论上的说教，而是情感上的说教，“美国人，这个属于你们的国民身份，必须总是把爱国主义的荣耀看得比任何地方性的称号要重，你们之间除了极细微的差别之外，你们更多的则是相同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政治原则”。按照这个逻辑，台湾和大陆早就应该统一了。虽然说两地在政治原则上有出入，但都是分赃政治，只有“极细微的差别”。这样看来华盛顿的思想不具有普世价值。情感说教并不能消除彼此间的差异，所以美国的差异长期存在，而战争好像是消灭差异的最有效的手段，不过现在看来也好像不全对。
华盛顿不相信美国人有善良的人性，因而进一步反对政党政治，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在这个国家里存在着派系之争的危险，并特别提到他们是以地区差别来分党立派的。现在我会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以最郑重的态度来告诫你们全面警惕派性的恶劣影响。
“不幸的是，这种派性与我们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它源于人们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它形式各异，存在于所有政府机构里，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抑制、控制或约束。但那些常见的派性形式，往往是最令人厌恶的，而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
“它总是转移公众会议的视线并削弱公共的行政管理能力。它在社区里煽起无中生有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一派与另一派对立，有时还鼓起骚乱和暴动。它还为外国影响和腐败打开方便之门，使之可轻易地通过派性之争而深入到政府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得受制于另一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同上）
虽然华盛顿认识到政党政治的弊端并努力指出之，但他没有先进的理论来消灭它。其实消灭政党政治是华盛顿做不到的，因为民主政治就是分赃政治，分赃政治必然有派系不同的政党竞争才可以进行有序而合法的分赃，所以说没有政党就没有民主；政党是身，民主是影，二者形影不离，不可分割。华盛顿一离任，派系、政党便在美国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令华盛顿想不到的是，其后任者们竟然认为政党政治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可以彼此牵制，互相制衡，约束权力的任性。显然民主人都不认同华盛顿具有先进思想。
如果说最能体现华盛顿不具有先进思想的地方，那就是他那拾人牙慧的宗教观。他说：“就算是政治家也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重并珍惜宗教和道德，它们给个人的和公众带来的幸福，即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我们只需稍加一问，如果在法庭调查中不再需要以宗教责任感来起誓，那么哪里还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安全呢？我们还应当小心谨慎，不要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以不靠宗教来维持。不管优良的教育对于结构精密的心灵能给予多大的影响，但理智和经验都向我们表明：别指望没有宗教原则的国民会有国民道德”（同上）。
不要以为西方人说道德就会有如我们一样的道德。西方人有宗教信仰，他们视道德即宗教，宗教即道德。不过西方是多重标准的故乡，在宗教人眼中，宗教就是道德，但在富有的宗教人眼中，道德还可以指财富，也可以指遵纪守法（法律的制订权和解释权皆在资本家手中）。总之，与我们的道德不再一个层次上。虽然华盛顿警告人们“不要耽于幻想”，但宗教恰恰是幻想的产物。宗教产生于生产力不甚发达的不自信年代，不够坚强和自信的人们对虚无的神的依恋就犹如依恋母乳的孩子，尚不能自立自强。其实西方人在精神上尚不能断奶，华盛顿也不能例外。西方人遵守契约不是靠自律，而是靠神律。不仅显示了西方人懦弱的性格，还显示了西方人缺乏担当精神，更重要的是对宗教的依恋是在自欺欺人。
在外交事务中，华盛顿坚守孤立主义政策。他说：“我们处理对外事务的重大原则，就是在与他国拓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政治联系。我们已订的条约，必须忠实履行，仅此而已。”“……如果我们硬要卷进欧洲日常事务，与他们的政治纠葛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肯定是不明智的”（同上）。
欧洲一直纷争不已，华盛顿希望超脱于欧洲纷争之外。尽力与他国保持和睦，不要恶此喜彼，卷入与美国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争执之中。美国不要与他国订立永久同盟，而应该保持中立，多发展贸易，少涉及政治。这就是被后人称为的“孤立主义”。孤立主义主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国外交，在“一战”和“二战”前期都十分盛行。但是参加世界大战，每次都使美国尝到了甜头，“一战”使美国富有，“二战”使美国强大。即此后美国不再奉行孤立主义，转而改为奉行称霸全球的帝国主义。看来华盛顿的思想并不具有超越性，而是眼光短浅，具有局限性，经不起大浪淘沙，最终被淘汰了。
其实华盛顿不仅政治思想空洞，而且除了适合做大地主之外，其他方面也不见长处。华盛顿之所以屹立于美国历史上，那是被同样无甚才能智慧的美国人神话的结果。
其实华盛顿只是一个大庄园主，大资本家，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在那个以财富论英雄的地方，华盛顿理所当然给推选为大总统。但是华盛顿并无政治才能，更无军事才能。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只能拾人牙慧，即便有些独立认识与主张，皆被后人颠覆了。在军事上他率军打仗，败仗多于胜仗，由于缺乏指导思想，他的兵几乎都是用金钱招来的，一当困顿之时，逃兵便接二连三。华盛顿感觉到自己的政治才能力有不逮，犹如穿着周公制服的猴子，总是感觉不自在，因此他向往庄园主的生活，勉强干了两届总统，就固执地回去了。华盛顿的不愿勉为其难的行为让后人美化成没有权力野心的正人君子。然而华盛顿的无能却给西方开了一个恶习：即使有才能的人也不能长期为人民服务。这与人性是多么的相悖呀。美国人别有用心地神话华盛顿，真是在自欺欺人。华盛顿的成就只是历史偶然的杰作，就如一个小偷，幸运地偷了一个没有提防的富人之家而一夜暴富起来。无论美国人怎样美化、神话也掩盖不了做贼的本质。
在美国人眼中，历史上能与华盛顿比肩的只有后来的反对国家分裂并领导镇压了分裂行为的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的伟大几乎举世皆知，他的《葛底斯堡演说》更是家喻户晓，在美国绝对是这样的。文中的“民有、民治、民享”被视为一种伟大的政治理想，被美国人吹得天花乱坠。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动听的词汇，我们只要一种东西，那就是平等。当然西方人也讲究平等，但与我们的平等的含义不同。西方的平等是等级制平等，即穷人和穷人平等，富人和富人平等，穷人和富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这就是西方民主治下的平等。西方人永远都不能理解专制治下的平等。专制治下有两大平等体制：一是土地均分，二是科举制。这是民主永远都学不去的现实平等。这两大平等体制就如同专制的两只脚，使专制政治能够穿越时空两千年。毛泽东就是秉持土地均分的传统政策而建立了新政权，而蒋介石就是因为走“民有、民治、民享”的资本主义道路葬送了蒋家王朝。显然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之主张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只能欺骗没有人文精神的西方人，在别的地方就成为了万劫不复的魔咒。
其实林肯的欺骗是事出有因的。一直以来民主都不具有实干精神，很大程度上具有欺骗性。林肯无可奈何，只能入大流了。林肯的幸运之处是他捡起了压垮奴隶制最后一根稻草的人。当时奴隶制已是众矢之的，如同秋后的蚂蚱在作最后的挣扎。林肯恰逢其时，成为了历史的宠儿。
……
宗教是生产力落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代表先进，相反却体现了落后。
前文说过美国人在精神上对宗教的依赖就如同孩子在肉体上对母乳的依赖，不能独立。这是有根源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在宗教信仰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国家：开国者们曾是一些从欧洲流亡而来的清教徒，正是对“山巅之城”的执着追求使他们建立了美国。这使美国人拥有比其他国家更炽烈的宗教情结。虽然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但是未能将神彻底铲除掉，未能将人性从神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只不过暂时地将神踩在脚下。但是美国人则不然，他们不相信人，只相信神，将神高高祭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觉醒运动唯独发生在北美。不可否认，大觉醒运动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美国人看来，宗教复兴运动使美国各教派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但是在精神上，美国人对神更加依赖，不能自立自强。当神文化的魅力在新时代中消失之后，神文化便会退化成精神上的魔咒，成为时代的障碍，甚至会将美国送入“黑暗的中世纪”。这是美国致命的缺点之一。
神文化充斥于美国社会，一丝不挂地体现在美国文化之中。《美国理想之书》中的文章绝大多数都饱含着对神的敬仰之情。在茱莉娅·沃德·豪的《共和国战歌》中，开头她盛赞上帝：“我的双眼已看到上帝降临的荣光，他就要夷平那存有愤怒葡萄的地方，他那可怖的利剑发出致命的电光，他的真理在前进。”结尾美化基督：“在远隔重洋的美丽百合花丛中，基督诞生，他胸中的荣光使你我变得神圣；他为使人类神圣而死，我们要为人类自由而献身，而上帝正在前进。”如果没有了上帝和基督，美国人肯定没有了战斗的力量与信念。
凯瑟琳·李·贝茨在《美哉美利坚》一文中将美国人所拥有的一切都视为上帝的赠与。文中每一段都有上帝的身影：“上帝赐福于你”、“上帝纠正你的每个缺点”、“愿上帝令你的金币更纯真”、“上帝赐福于你”。从这里我们可以感知西方人为什么热衷于造神了。你们看，神是他们自家制造的，对他们多么有利。不过可惜的是，如今时代不同了，神的威信正在丧失，而美国人不能与时俱进，依然停留在遥远的过去，依然不信任人，只信任神，这是一个多么悲哀的“文明”。随着美国的相对的衰落，他们更加寻求神的福佑。当神文化再次泛滥之时，他们也不会排斥“黑暗的中世纪”的再一次降临。
正是宗教喂养了美国的精神，犹如母乳喂养了孩子体格。美国人坚信是上帝使人类拥有一切的，世界是上帝下的蛋，而美国是上帝下的金蛋。当上帝被彻底消灭之后，金蛋瞬间就会碎裂。。
美国人对神依赖的增长可以从其“效忠誓词”中看得一清二楚。现在通用版本是：“我宣誓，我效忠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效忠于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上帝庇佑下的国家不可分割，所有民众一律自由平等。”这首誓词是在原版基础上修改了四次的结果。原版（鬼元1892年）誓词是：“我宣誓，我效忠于我的旗帜和它所代表的共和国；国家不可分割，民众自由平等。”虽然说宣誓是一种道德迷信，但原版誓词中尚没有宗教迷信的身影。后几经修改，鬼元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它修改为现在的通用版本，“上帝庇佑下的”是总统执意加上的。在美国，小至学校里的小孩，大至国家总统，各色人等在一定的场合下，都要用它来宣誓。新旧版本的对比，可以看出美国的“人文精神”正在向神文精神倒退。虽然美国人大吹大擂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乔治·弗里斯比·霍尔《反对帝国主义》），但他们正在“自由地”将神鬼的魔咒戴到了自己的头上，这是极其危险的。当神文化过渡膨胀之后，美国便会跌落进“黑暗的中世纪”之中；而神文化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即最终被科学真理所取代之后，美国的金蛋也会碎裂。对美国人来说，神文化的魔咒就在于此。
宗教信仰定会被扫出真理之门，建立在错误之上的信仰世界必然坍塌。到那时，美国必将成为“前美国”。这就是美国的宿命。
在这个崇洋媚外的时代，人们总是抱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心态，总是认为别人的思想、文化一定比我们先进。殊不知别人的思想与文化是有局限性的，不仅有时间的局限，还有空间的局限。美国虽然先进，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美国文化中有许多致命的症结，我们应该甄别良莠，不该不加选择地引进来。即便引进来也要有一定的批判。再者中美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如果硬是要将美国“文明”嫁接过来，定会感觉到我们机体组织中的诸多关节经脉无法打通，必定会形成肿瘤，贻害无穷。倘若我们能够透过美国先进的神化去看其本质，定会发现美国“文明”有诸多邪恶的本质，问题远远比我们多，百病缠身。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历史上的西方从来就没有先进的思想理论来指导行动，只是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而已。西方（包括美国）“文明”缺乏定性，没有中心，没有历史发展的方向感。
今天西洋文化泛滥于中国，我们没有必要盲目地排外，要有孟子那种万物皆为我用的阔大心怀以吸纳百川；同样，我们也不应该盲目地全盘接受，应该以批判的眼光来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别，认清彼此的本质，让西方文化为我所用，以兼收并蓄的精神来宏扬中华文明，走上复兴之大道，让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王国”——其实更应该称之为大同中国。
人元2858年农历五月初二，阳历四月廿二（2017-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