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个现象，古人称赞起英雄来，经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比如，李逵一顿饭吃三升米；隋唐演义里的李元霸“一餐斗米，食肉十斤”，饭量大得太吓人；你要看欧洲历史，也会发现，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中世纪的贵族和武士，都特别能吃。
这些英雄好汉为什么特别能吃呢？一个人一天只能吸收那么多能量，能吃和体力大、本事大、聪明，好像也没啥必然联系。
最近读了一本书叫《沐猿而冠》，我从里面看到了一个新的解释。
古代商品经济很落后，货币流通量很小。尤其是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欧洲基本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这就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
欧洲中世纪，实行的是封建制度，也就是从国王到贵族，一层层地分封土地。好，假设你是一个贵族，你被国王分封了土地，挺大一片地方，上面分散地住着几万人，这些人理论上对你负有义务，应该向你纳税。
请问，你怎么才能把税收上来呢？
如果是中国古人，还好办点，因为中国人在政治上非常早熟，早就发展出了成熟的官僚制度。但是欧洲贵族不行啊，他们基本都没啥文化，面对几万户下属的人们，要想对这片地方实施治理，还要能公平地、适当地收税，他们可没有那个政治体制和行政技术，那怎么办？
也有办法，欧洲中世纪大小领主们主流的收租方法，就是连续不断地长途巡视。他们带着家眷、亲兵、侍卫、仆人、弄臣，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走过去，走到哪里，吃饭的问题就在哪里就地解决，当地老百姓供应的饭食也就算是收税了。住了几天，吃饱喝足，收税也就收完，然后赶到下一个地方去继续。
这种收税的方法有一定的好处，虽然看着好像很野蛮。
第一，欧洲中世纪的交通非常不便，老百姓长途运输货品去交税，不方便。你不来交，我就去吃，也算是一种便民措施吧。
第二，领主在各地巡视，也有宣示主权的意味在里面。每一次巡视，都是对双方关系的重新确认：你是我的属下，我是你的领主；你负责给我交税，我负责对你提供保护。
第三，领主在各地巡视，也能顺带地镇压叛乱，增进治安，审判案件，解决纠纷，提供一些公共服务。
第四，领主一边巡视一边收税，其实还省去了一笔费用，那就是养一个庞大官僚组织的费用。
你看，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用边巡逻边吃的形式收税，顺便也履行统治者的功能，这恰恰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方式。
可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吃是收税，那为了多收税就要拼命地吃。谁食欲好，食量大，那就是占到便宜。
这就好理解，为什么古代人描绘英雄好汉，总说他们食量惊人。因为食量巨大，是他们权势地位的象征，普通人没什么机会吃到肉，更不要说吃很多肉。这也就不难理解，中世纪的教皇，为什么会把“饕餮”列为“七宗罪”之一。在那个时代，贵族吃喝就是征税，大吃大喝基本等同于横征暴敛，这些是穷人苦难的来源。所以教皇谴责“饕餮”，其实就是反对国王领主们的重税。
这就要说到收税的难题。对交税的人来说，已经到手的财产，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硬是要拿走，无论如何是有损失和痛苦的。
以前我们讲过，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伯特，就说了一句收税方面的名言——征税就像拔鹅毛一样，也是一门艺术：好的税收，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鹅叫，也就是纳税人的疼痛，是难免的，只不过要想办法把它减到最小。
这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怎么才能做到呢？现代社会还真创造了两个条件，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方法，让国家可以“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第一个条件，是现代社会的协作网络变得极其复杂，政府就可以选择特定的网络节点进行征税，既降低了征税的成本，又可以让纳税人的痛感变小。
比如说中国征收个人所得税，为什么一般都是工作单位代缴代扣，就是这个道理。从单位这个社会网络节点来收，一次性拿走，征税成本当然就低；而对交税的人来说呢，工资拿到手就这么多，这和拿到之后再真金白银地交回去，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代社会创造的第二个条件是经济不断增长。
要知道，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的观念中是没有经济增长这回事的。国家和老百姓是在同一个大小不变的池子里分利益，这就是零和博弈，那当然要痛苦很多。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增长不断加快，国家征税就可以采取一种正和博弈的方法。
比如说收营业税，就是你公司做生意了，挣钱了，国家才拿走一部分。这是在增量里面抽取，而不是在你的存量里面抽取，那感觉确实要好很多。
懂得了征税的原理，我们再去看一些税收现象，就比较好理解了。
前些年，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也是经济学家许善达老师写了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了两种税。
第一个，是农业税。
在2006年，国务院废止维持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这当然是一大“德政”。毕竟当时农业税占税收总量的比重已经非常小，不足1%，而国家又要提高农民收入，所以干脆就不收了。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税收成本的问题。你想，农业税那是向千家万户的农民征税。粮食已经打下来了，颗粒归仓了，地方干部上门去收税，农民肯定痛苦感就很强，因为是零和博弈。收的又少，又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才能收得上来，农民还痛苦，那国家干脆就不收了。事实上，在2006年之前，有些富裕地方的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收农业税。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近年来呼声很高的房产税。
很多学者都在论证，说收取房产税是抑制房价的有效手段。所以，民间感到很奇怪，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房产税，多次传闻要收，后来又发现是谣传，为什么国家这么谨慎？
其实还是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房产税和农业税很像，政府要直接面向千家万户征税。这样一来，征税成本就高的吓人，我们的税务系统，未必做好了准备。而且，因为是在老百姓的存量收入里收，也是个零和博弈，征税痛苦就会很高，难免要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你只要想一个情况就清楚了。比如，北上广深，有些核心地带的房子，已经涨成千万豪宅了。但是住在里面的人，可未必是富人，因为很可能是早年间单位分的房子，找他们征税是征不上来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政策上可以区别对待，对一部分人免税。但是这么大的国家，政策一旦复杂，就难免会有漏洞，就会有人利用这些漏洞避税。这些年大家也看到了，为了个买房指标，还有人不惜离婚结婚来回折腾。一旦开征房产税，引发的社会矛盾就会非常复杂，所以政府谨慎从事，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今天我们从能吃的人一直聊到现代税收，其实就想说明一个道理——
社会运行，有时候和做生意是一样的，不能只考虑收益，不考虑成本。
这些英雄好汉为什么特别能吃呢？一个人一天只能吸收那么多能量，能吃和体力大、本事大、聪明，好像也没啥必然联系。
最近读了一本书叫《沐猿而冠》，我从里面看到了一个新的解释。
古代商品经济很落后，货币流通量很小。尤其是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欧洲基本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这就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
欧洲中世纪，实行的是封建制度，也就是从国王到贵族，一层层地分封土地。好，假设你是一个贵族，你被国王分封了土地，挺大一片地方，上面分散地住着几万人，这些人理论上对你负有义务，应该向你纳税。
请问，你怎么才能把税收上来呢？
如果是中国古人，还好办点，因为中国人在政治上非常早熟，早就发展出了成熟的官僚制度。但是欧洲贵族不行啊，他们基本都没啥文化，面对几万户下属的人们，要想对这片地方实施治理，还要能公平地、适当地收税，他们可没有那个政治体制和行政技术，那怎么办？
也有办法，欧洲中世纪大小领主们主流的收租方法，就是连续不断地长途巡视。他们带着家眷、亲兵、侍卫、仆人、弄臣，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走过去，走到哪里，吃饭的问题就在哪里就地解决，当地老百姓供应的饭食也就算是收税了。住了几天，吃饱喝足，收税也就收完，然后赶到下一个地方去继续。
这种收税的方法有一定的好处，虽然看着好像很野蛮。
第一，欧洲中世纪的交通非常不便，老百姓长途运输货品去交税，不方便。你不来交，我就去吃，也算是一种便民措施吧。
第二，领主在各地巡视，也有宣示主权的意味在里面。每一次巡视，都是对双方关系的重新确认：你是我的属下，我是你的领主；你负责给我交税，我负责对你提供保护。
第三，领主在各地巡视，也能顺带地镇压叛乱，增进治安，审判案件，解决纠纷，提供一些公共服务。
第四，领主一边巡视一边收税，其实还省去了一笔费用，那就是养一个庞大官僚组织的费用。
你看，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用边巡逻边吃的形式收税，顺便也履行统治者的功能，这恰恰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方式。
可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吃是收税，那为了多收税就要拼命地吃。谁食欲好，食量大，那就是占到便宜。
这就好理解，为什么古代人描绘英雄好汉，总说他们食量惊人。因为食量巨大，是他们权势地位的象征，普通人没什么机会吃到肉，更不要说吃很多肉。这也就不难理解，中世纪的教皇，为什么会把“饕餮”列为“七宗罪”之一。在那个时代，贵族吃喝就是征税，大吃大喝基本等同于横征暴敛，这些是穷人苦难的来源。所以教皇谴责“饕餮”，其实就是反对国王领主们的重税。
这就要说到收税的难题。对交税的人来说，已经到手的财产，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硬是要拿走，无论如何是有损失和痛苦的。
以前我们讲过，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伯特，就说了一句收税方面的名言——征税就像拔鹅毛一样，也是一门艺术：好的税收，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鹅叫，也就是纳税人的疼痛，是难免的，只不过要想办法把它减到最小。
这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怎么才能做到呢？现代社会还真创造了两个条件，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方法，让国家可以“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第一个条件，是现代社会的协作网络变得极其复杂，政府就可以选择特定的网络节点进行征税，既降低了征税的成本，又可以让纳税人的痛感变小。
比如说中国征收个人所得税，为什么一般都是工作单位代缴代扣，就是这个道理。从单位这个社会网络节点来收，一次性拿走，征税成本当然就低；而对交税的人来说呢，工资拿到手就这么多，这和拿到之后再真金白银地交回去，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代社会创造的第二个条件是经济不断增长。
要知道，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的观念中是没有经济增长这回事的。国家和老百姓是在同一个大小不变的池子里分利益，这就是零和博弈，那当然要痛苦很多。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增长不断加快，国家征税就可以采取一种正和博弈的方法。
比如说收营业税，就是你公司做生意了，挣钱了，国家才拿走一部分。这是在增量里面抽取，而不是在你的存量里面抽取，那感觉确实要好很多。
懂得了征税的原理，我们再去看一些税收现象，就比较好理解了。
前些年，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也是经济学家许善达老师写了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了两种税。
第一个，是农业税。
在2006年，国务院废止维持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这当然是一大“德政”。毕竟当时农业税占税收总量的比重已经非常小，不足1%，而国家又要提高农民收入，所以干脆就不收了。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税收成本的问题。你想，农业税那是向千家万户的农民征税。粮食已经打下来了，颗粒归仓了，地方干部上门去收税，农民肯定痛苦感就很强，因为是零和博弈。收的又少，又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才能收得上来，农民还痛苦，那国家干脆就不收了。事实上，在2006年之前，有些富裕地方的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收农业税。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近年来呼声很高的房产税。
很多学者都在论证，说收取房产税是抑制房价的有效手段。所以，民间感到很奇怪，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房产税，多次传闻要收，后来又发现是谣传，为什么国家这么谨慎？
其实还是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房产税和农业税很像，政府要直接面向千家万户征税。这样一来，征税成本就高的吓人，我们的税务系统，未必做好了准备。而且，因为是在老百姓的存量收入里收，也是个零和博弈，征税痛苦就会很高，难免要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你只要想一个情况就清楚了。比如，北上广深，有些核心地带的房子，已经涨成千万豪宅了。但是住在里面的人，可未必是富人，因为很可能是早年间单位分的房子，找他们征税是征不上来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政策上可以区别对待，对一部分人免税。但是这么大的国家，政策一旦复杂，就难免会有漏洞，就会有人利用这些漏洞避税。这些年大家也看到了，为了个买房指标，还有人不惜离婚结婚来回折腾。一旦开征房产税，引发的社会矛盾就会非常复杂，所以政府谨慎从事，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今天我们从能吃的人一直聊到现代税收，其实就想说明一个道理——
社会运行，有时候和做生意是一样的，不能只考虑收益，不考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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