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特征
今天的眉山市辖一区五县，即东坡区（原眉山县）、彭山县、丹棱县、青神县、洪雅县和仁寿县。宋时眉山建制，据《元丰九域志》载，除仁寿县之外，其他五县均隶属眉州，其中洪雅县在宋太宗淳化四年（993）隶嘉州。本课题研究的进士群体，只限于宋时的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二十乡、六镇，大约二万多户。
所谓两宋眉山进士群体，是指两宋时期具有眉山籍贯、进士出身的个体组成的整体。其个体特点有：其一，眉山籍贯。应出生眉山、祖籍眉山（上溯至三代）或者落籍眉山（移民至眉山）。其二，进士身份。考取了进士或者朝廷赐予了进士出身，从相关典籍可以佐证。
综合《雁塔碑》（进士题名碑）、《眉山县志》和《眉山市人物志》统计，眉山不止800进士，而是909进士。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具有如下特点：
（一）向上趋势
宋朝眉山科举的发展盛况呈现出参加科考的人数不断增加、考取进士的人数不断增加、步入仕途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因而从北宋和南宋考中进士的人数统计来看，呈现逐渐增加的态势，北宋时期共有进士327人，而南宋时期共有进士582人。
北宋眉山的科举喷发肇始于宋仁宗嘉祐年间。苏轼在《谢范舍人书》中云：“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眉山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有四五十人，考中者包括苏轼兄弟在内共有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3.4%。难怪宋仁宗皇帝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
北宋眉山考中进士的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宋仁宗在位的41年共考中进士80人（其中嘉祐年间有23人），平均2人/年；宋哲宗在位的15年共考中进士63人（其中元祐年间24人、绍圣年间28人），平均4.2人/年；宋徽宗在位的25年共考中进士135人（其中政和年间58人、宣和年间37人），平均5.4人/年。

南宋眉山的科举盛况可谓空前绝后，从进士人数上看，眉州进士619人，而眉山县进士582人。即便是南宋京城所在地的浙江亦难以望其项背。在《略论南宋浙江进士文化》一文中作者惊叹：“在区区六府五州六十七县的土地上，南宋王朝短短的一个世纪半中，所出之进士可谓前所未有。这种科举盛况反映最清楚，体现最明显的首先是进士总数上，它总共向国家培养了6100名进士。”若以此为依据来推算，平均每州仅约555人、平均每县仅约91人，仅是眉山县的进士人数的约16%。南宋眉山，一个小小的县，进士人数居然占全国进士总人数的3%。
南宋眉山考中进士的人数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宋高宗在位的35年共考中进士186人（其中绍兴年间177人），平均5.3人/年；宋孝宗在位的27年共考中进士132人（其中乾道年间42人、淳熙年间79人），平均4.9人/年；宋理宗在位的40年共考中进士215人（其中绍定年间73人、淳佑年间44人），平均5.4人/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宝庆二年（1226）朝廷共取士989人，而眉山县就有71人，占总数7.2%，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二）颠峰状态
两宋眉山进士的井喷状态与当时科举发展完善和选举制度有关。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说：“省试录取名额是否按地区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北宋中期，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曾经就此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当时南北学风不一，东南之人长于文章，应进士举得心应手；而西北之人质朴无华，长于经学；有些边远路分更罕有进士及第者。司马光主张照顾地区差异，按照一定份额‘逐路取人’。而欧阳修则认为，应该按照考生的绝对成绩‘惟材是择’以防‘缪滥’。”欧阳修“惟材是择”的观点，成为当时的主流，被朝廷采纳，眉山出类拔萃的“文材”便脱颖而出，逐步走上科举的颠峰。由此形成两宋进士在全国分布极不平衡的状态。
从时间上看，眉山县在两宋时期，进士人数达909人，而在唐朝1人、五代1人、元朝0人（因《雁塔碑》元代进士题名字迹不清，无法统计）、明朝29人、清朝8人，这些朝代的总数不过39人，仅为两宋进士人数的4%，与两宋时期的辉煌无法相比。我们姑且来看一下眉州和陵井监（与州并列的行政区划）的统计数据：眉州唐2人、五代1人、宋970人、元0人、明44人、清22人，总计1039人；陵井监唐1人、五代0人、宋180人、元2人、明13人、清10人，总计206人。由此可见当时眉山县进士的无与伦比。
从眉州之内政区来看，在两宋时期的进士眉山909人，而彭山11人、丹棱26人、青神24人，其它三县的总数不过61人，仅为眉山县进士人数的7%，与眉山县的盛况无法相比。从眉州划归嘉州的洪雅县两宋有进士60人，当时的陵井监两宋有进士180人，亦根本无法与眉山县相提并论。
（三）一流个体
就“进士”而论，在科举文化史上，两宋眉山909进士，可谓无可匹敌者。苏轼兄弟虽然没有考中状元，但他们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流的人才。
从考试的角度看，虽然苏轼兄弟在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试中没有取得状元，但在嘉祐六年（1061）八月的制科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宋代制科试共录取43人，而嘉祐六年（1061）制科试只录取3人，苏轼兄弟皆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苏轼入三等，宋代制科入三等者仅有吴育、苏轼二人（一、二等空缺），苏辙入四等。宋仁宗皇帝读了苏轼兄弟的《进策》，觉得虽然言辞激烈，但眼光敏锐、切中时弊，回到后宫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从成就的角度看，苏轼兄弟以其散文创作成果，汇入韩愈、柳宗元开创欧阳修推进的“古文运动”，以创作实绩而为当时和后世推重，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尤其是苏轼可以说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后人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并称“四大家”。苏轼的成就还在于他的“天才全能”。从“文艺”角度看，苏轼在诗、词、文、赋、书画、绘画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从“文化”角度看，苏轼在多个学科领域，比如美食、酒经、茶道、亭台、养生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文论、画论、书论、音乐学、农学、水利学、医药学等方面，他都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命题和认识。王水照教授赞曰“说不完、说不全、说不透的永远的苏东坡”。
据不完全统计，眉山县进士群体中成就卓著《宋史》有传者14人：孙抃（9776页）、石扬休（9929页）、朱台符（10101页）、苏轼（10801页）、苏辙（10821页）、任伯雨（10964页）、任谅（11220页）、家愿（11949页）、任希夷（12050页）、家铉翁（12598页）、王当（12848页）、史次秦（13229页）、孙昭远（13318页）、孙逢（13330页）。
总之，两宋眉山进士群体呈现出向上趋势、颠峰状态和一流个体的显著特征。

二、两宋眉山进士群体成因
宋代眉山进士群体的形成，既与全国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又与眉山的小环境密切相关。下边从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方面论述。
（一）客观原因
1.宋朝的大环境

（2）科举完善
宋代的科举有长足发展。在考试原则上，宋代“取士不问家世”的限制呈逐渐放宽趋势；在考试规则上，宋代强化了对于举子与考官的行为规范。
宋代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地方主持的选拔初试称之为乡试；全国性的选拔考试，曾经由尚书省的吏部、礼部主持，称之为省试；皇帝亲自主持的殿庭复试，称之为殿试。
曾巩《本朝政要策》说：“至太宗即位，兴国二年，以郡县阙官，旬浃之间，拔士几五百，以补阙员而振滞淹。又未命官，而赐之绿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进士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万七千三百人。始命知贡举苏易简等受诏即赴贡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请托。至殿试，又为糊名之制。”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一是把读书中举就可以做官变成了现实；二是让读书人做官形成了规模效应；三是朝廷临时性的科举考试措施，变成了有正式机构（贡院）常规管理，并且各种规章制度严密，极大地保障了科举考试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从而增强了天下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的向心力。
（3）文风转变
先秦、两汉的文章质朴自由，不受形式拘束，有利于表达思想和反映社会生活。但自南北朝以后，盛行骈文。唐代中叶，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宋初，盛行浮艳文风，宋朝皇帝十分厌恶，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和明道二年（1033）三次下诏申戒浮华。
欧阳修接过古文运动的大旗，在主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时，反对柔靡浮艳、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青年才俊，由于他们的加盟，才逐步使文风发生转。文风的转变，直接影响着科举考试的内容。
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宋代初期，其它地方的士子学习的是柔靡浮艳的骈文，只有眉州的士子学习的是质朴自由的古文。这是眉山学子得天独厚的长处，亦是眉山进士群体能够出现的原因之一。

2.眉山的小环境
（1）社会稳定
为了躲避关中、中原地区的战乱，唐、五代时期，向蜀中移民，前后持续了一两个世纪。这些移民惊魂未定，以为作为巴蜀首府的成都及其附近仍不安全，于是顺岷江而下，来到风景秀丽、物产富饶的眉山一带定居。比如石昌言的七世祖石臧用（曾任唐右羽林军大将军）召集家人说：“天下将有变，而蜀为最安处。”于是率家人徙四川眉山，遂为眉山人。
自北宋取得四川，至南宋灭亡，共有314年。在这漫长的300多年间，四川发生过王小波、李顺起义，历时3年，稍稍波及眉山；而宋与契丹、西夏、金之战，则没有波及眉山。眉山在宋代，基本上有300年的安宁稳定。
由上述可知，由唐代至五代至宋代的600多年间，四川基本上是稳定的，而眉山则更为稳定安宁。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眉山人民生活安定，才有时间、精力和心思从事于农业生产和读书学习，文人才有生长和发展的机遇，进士群体的出现也才有可能。
（2）经济发展
前蜀王建颁《劝农桑诏》，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后蜀孟知祥、孟昶父子也注重兴修水利，广泛耕垦。前、后蜀时期，西蜀十分富庶，眉山自然也不例外。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在位期间，施行植树种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减免赋役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眉州也不例外。黎希声知眉州时，减少赋役，发展生产，百姓非常喜欢他，请求朝廷让他留任眉州。魏了翁知眉州时，亦“课农桑，薄赋税，兴水利……是故政通而民和”。
古人云：“衣食足而礼义兴。”吃饭穿衣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富庶之家的子弟才有条件读书学习，参加科举考试。眉山进士群体的形成，与眉山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3）出版繁荣
宋代，眉山刻印书籍已自成体系，有官刻、家刻、坊刻。其中，著名刻匠王朝刻的《册府元龟》（1000卷）、《太平寰宇记》（200卷）、《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30卷）等 “蜀大字本”闻名全国。“万卷堂”刊刻的《新编近时十便良方》（40卷）有中国最早的刊记。程舍人宅刊刻史学家眉州人王偁著《东都事略》一书，有中国最早的版权标志。
陈先行《国宝大观》说：“宋代的刻书地点相当多，除首都汴梁外，浙江杭州、福建建阳与四川眉山是主要刻书中心。”眉山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对书籍的大量需求，并进而促进了眉山耕读的氛围和学校的教育。
（4）教育兴盛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文教。北宋就有三次兴学，即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
两宋时期，眉山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如董储、黎希声、魏了翁等。熙宁九年（1076）苏轼知密州时，特意去安丘拜访曾任眉州知州的董储故居，写诗悼念他。熙宁八年（1075）黎希声知眉州，受到百姓爱戴，任职期满，民众请求朝廷让他留任。嘉定年间（1208～1224）魏了翁知眉州，他热衷教育，每月初一、十五亲自去学校讲学，指导士子学习。
《宾退录》记载，眉州有学校13所：“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小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当时，官办的有州学、县学，民办的有私学、书院等。据《四川书院史》统计，宋代四川各地建有书院29所，其中眉州有5所，眉山有2所：云庄书院、北园书院。
眉山不仅学校众多，而且学子众多。苏轼《道士张易简》说：“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苏轼《众妙堂记》说：“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一所蒙学学校，学生竟有百人。后来，苏轼兄弟到眉山城西的寿昌院上学，那里的学生人数更多。南宋晁公溯《今岁试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诗云：“饮食犹俎豆，佣贩皆诗书……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衙。入门坐试席，正冠曳长裾”一州四县就有五千人应试，教育规模之大，真是不可想象。
另外，众多优秀的教师，为眉山士子的培养作出了贡献。如张易简、刘微之等。
尽管眉山学校不少，但是仍然难以满足学子的需求，所以不少人是在家中接受有文化的父母的教育。《方舆胜览·修桥楼记》说：“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这几句话描述了众多眉山学子在家中挑灯夜读的情景。他们不仅用科举及第的理想来激励子弟，而且身体力行，教育指导子弟读书作文。如苏轼兄弟除了在学校上学外，在家中则是由父亲苏洵教他们读书作文，父亲在外游学时，母亲程夫人又担起教育两个儿子的责任。

（二）主观原因
1.先天下之忧而忧
宋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与实践，继承着先秦两汉以来“士不可不弘毅”的精神。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深沉而难以化解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不同于斤斤于个人得失的怅惘郁懑，反映着宋代士人对于天下国家以及人的生存价值的深切关怀。
眉山学子“通经学古”，一直延续着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加之“三苏”等人的榜样作用，眉山学子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致君尧舜”的文化心态，这是他们勤奋学习、博取功名的内在动力。苏辙《栾城集·墓志铭》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由此可知，苏轼兄弟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这是他们发愤学习的原因之一。
2.书山有路勤为径
眉山学子发愤好学，是眉山进士群体产生的主观原因。
据《宋史》记载，淳化年间进士朱台符，“台符好学，敏于属辞”。宝元年间进士石扬休，“少孤力学”。嘉祐年间进士苏轼、苏辙兄弟，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他们从小就勤奋地读书作文。元丰年间进士任伯雨，“伯雨自幼，已矫然不群，邃经术，文力雄健”。元祐年间进士王当，“幼好学，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绍圣年间进士任谅，“力学自奋，年十四，即冠乡书”。淳熙年间进士任希夷，“希夷少刻意问学，为文精苦”。正是因为有众多学子的勤奋学习，所以才出现了眉山进士群体。
两宋时期，眉山学子为参加科举考试，一般都有刻苦攻读的过程。南宋魏了翁《孙氏书楼记》说：“余尝闻长老言，书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书，则口诵而手抄，惟恐失之，其传之艰盖若此。惟传之艰，故诵之精、思之切、辨之审、信之笃、行之果。”以苏涣为例，苏辙谈他“其勤至手书司马氏《史记》、班氏《汉书》”。（见《伯父墓表》）聪明绝顶的苏轼自称班固《汉书》他读了三遍（《高斋漫录》），手抄三次（见《耆旧续闻》）。这种扎实的童子功夫为他们参加科考增添了底气和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