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宋代宰相赵普尝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尽管在今看来,这似乎为溢美之言,但足以引发我们的深思,加深对书中修身为政之道的感悟。《论语》涉及为人处世、为学育人、为政惠民等问题,它所反映出来的人生智慧,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积淀。研读《论语》,想必有益于滋润心灵,滋养人格,启迪育人智慧,领悟管理之道,成就高教事业。
一、《论语》的成书及名义
《论语》主要由
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思想编纂而成,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和事迹,是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和行为的重要资料,也是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之经典。
至于《论语》本义,班固《汉书・艺文志》称:“《论语》
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
之言,谓之《论语》。”刘熙《释名・释典艺》认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刘向《别录》载:“《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可见,《论语》是经过孔子后学“论纂”认可之“语”,是以记言为主经得起逻辑推敲而合乎伦理之“语”,是有益无害之“善言”。
《论语》作为语录体著作,其语言之含蓄隽永,故事之简洁生动,所表达思想之深度,所反映人物之个性,均显示出独特魅力。“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1]
《论语》的精华,孔子的思想,多在其只言片语、微言大义的格言警句之中。《论语》格言数量之丰,蕴涵哲理之深,修辞艺术之美,在整个中华文化典籍中弥足珍贵。《论语》所记孔子“循循然善诱人”的警句格言,或简约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畅所欲言,蕴涵丰富智慧。
《论语》编纂形式灵活,既多方位、多视角成功刻画出孔子的仪态举止和个性气质,体现了孔子的思想、才能、情趣、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又鲜明刻画出一些弟子的个性特征,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无论就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而言,《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中华传世佳作。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到西汉时期仅有3种《论语》版本流传: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撰成《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现存《论语》基本上沿用《张候论》,共20篇。郑玄《论语注》流传后,《齐论语》、《古论语》便渐亡佚。《论语》在汉代已被列为学子必读的“七经”之一。
到唐代,唐文宗开成年间刻石于国子学,又将其列为“十二经”之一。到宋代,又将《孟子》列为经书,合称为“十三经”。宋儒还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提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四书”、“五经”遂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学校教育的主要教科书,科举必读之经典。自西汉直到20世纪初约2000年历史中,《论语》一直是国人初学必读之书,成为家传户诵之学,对中华民族文化道德素养和国民性起到过重大影响;经海外广泛传播,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独特智慧。
《论语》章数分法不一,据朱熹《论语集注》可分为498章,内容非常丰富。《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且有重复章节出现。《论语》中各篇一般都是以第一章前两个字或前三个字作为篇名。历代注释《论语》版本很多,除郑玄作《论语注》,还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和刘恭冕《论语正义》,近世有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树达《论语疏证》,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等。
二、《论语》中的修身为政之道
《论语》融教育、伦理和政治为一体,集中体
现出修身之道和为政之道,其中包含了许多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与原则,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值得传承和借鉴。这里仅就其中的修身为政之道,作简要梳理和概述。
(一)学而不厌,学致其道《论语》重“学”,以“学而”开篇,以“学而时习”为悦事,以“有朋自远方来”为乐事,做到“人
不知而不愠”,反映出孔子重学律己的君子风范,朱熹视之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2]65
。显然,修身之道贵在“学”,需要“学而不厌”,“学以致其道”。
1.始于学志于学。基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认识,孔子强调“学而知之”,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靠的是好学古代典籍,“敏以求之”;主张通过学而“知命”、“知礼”、“知言”,否则,“无以为君子”,“无以立”,也“无以知人”。孔子自称“十有五而志于学”,通过学习修养和磨炼,逐步实现“立”、“不惑”、“知天命”、“耳顺”,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之中道境界。显然,“志于学”是人生修养的起点,也是达于人生理想境界的起点。
2.好学乐学。孔子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好之”、“乐之”是3种不同的为学境界,不应满足于“知之”,还要“好之”,更应“乐之”。孔子将“好学”视为人格修养的基础。在他看来,“仁”、“知”、“信”、“直”、“勇”、“刚”六德目,都必须建立在“好学”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愚”、“荡”、“贼”、“绞”、“乱”、“狂”六种偏失,或受人愚弄,或行为放荡,或受到伤害,或尖刻刺人,或犯上作乱,或狂妄自大。“好学”者应善于日积月累,恰如子夏所言:“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孔子自身“默而识之,学而不厌”,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勉励冉求知难而进以得其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孔子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无常师,随时随地虚心求教,做到“每事问”,“疑思问”。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赞扬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孔颜之乐”为后世树立了“乐学”典范。
3.博学善学。孔子教以“文,行,忠,信”,涉及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以
《诗》、《书》、礼、乐教”,“晚而喜《易》”,“弟子受《春秋》”[3]49。

孔子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在重视博学的同时,强调博约相济,以免离经叛道。他不满足于“多学而识之者”,而是“一以贯之”。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要求弟子将学与习、学与思、故与新相结合,不能偏废。《论语・学而》还提到《诗经》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主张精益求精,反对浅尝辄止。弟子子夏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即是说,广博地学习并坚守其志向,提出与切身有关的问题并加以思考,仁就含在其中了。
4.学以致其道。《论语》重视学以致用,学以致其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都是注重德行的经典名句,要求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力行,能灵活运用知识。在子夏看来,君子“学以致其道”,而不像各种工匠那样仅限于“成其事”。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孔子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勉励弟子追求道义、真理,不要为衣食所累。
(二)诲人不倦,善竭其才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3]420
《论语》大量记载了孔子诲人不倦、善竭其才所表现出的高超的育人智慧。
1.有教无类,各因其材。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即受教育者不分贵贱、贤愚、民族、地域,应该机会均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就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推进了文化教育扩及于平民。
孔子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是否谈论高深的道理,要根据其才智如何,这就成为各因其材而教育的基础。“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孔子特别注意对学生的观察了解,考虑其个性和优缺点以及进德修业状况,给予不同的教诲。同样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答冉有:“闻斯行之。”这是因为子路个性鲁莽,故需有所节制;冉求处事畏怯,故需加以鼓励。同是弟子问仁,孔子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之纲,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表现了“各因其材”的时中精神。
2.适时启发。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孔子因受到启发而称赞:“起予者商也!”颜渊“闻一以知十”,听老师讲学后“亦足
以发”。这正是适时启发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不到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就不予启导,不到想讲而讲不明时就不予开导,做不到“举一反三”,就不再教诲。他期望学生触类旁通,“告诸往而知来者”。
3.善诱竭才。孔子循循善诱,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取得了最佳教育效果。颜渊曾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令弟子“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孔子循循善诱的生动写照,反映了孔子高超的教育艺术。孔子提出“当仁,不让于师”,形成了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断激励学生发愤成才。
(三)修己安人,君子人格“孔子所谓学,只是教人养成人格。”[4]
孔子在塑造了自己崇高的道德人格的同时,为世人设计了独具特色的理想人格并探讨实现之路。孔子以所仰慕的“圣人”勉励弟子,以所乐道的“君子”人格规约弟子,以所推崇的“士人”操守要求弟子,以所描述的“成人”形象感召弟子,致力于探讨实现“君子”人格之路,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修己安人,立人达人。孔子主张:君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在此,“修己”是自我的涵养,自我道德的完善;“安人”或“安百姓”则是修己的目的。孔门所谓“学干禄”,“下学而上达”,“学而优则仕”,无不含有此意。“修身”不仅为“内圣”所必须,而且是“外王”的必要条件。“修身”则“道立”,修其身而天下平。

《论语》许多篇章谈到修己做人的问题。曾子自称“吾日三省吾身”,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做人要正直,光明磊落,做人必有仁德,“泛爱众,而亲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学礼乐才有意义。“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正确对待别人并能得到人们的称颂。“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这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有了
仁德,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归于仁了。“刚、毅、木、讷近仁”,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则接近于仁德,能实行“恭、宽、信、敏、惠”这5种美德者,也可算是仁。孔子认为,“仁者”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能近取譬”作为追求仁德的方法,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力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2.见贤思齐,改过迁善。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又以别人的过失为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有感于世人不能自见其过而自责,而主张及时改正自己的过失或“不善”,只有这样,修养才可以完善,知识才可以丰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虚心向别人学习的精神十分可贵,但更可贵的是他不仅要以善者为师,而且以不善者为鉴,这对处事待人、修身养性、增长知识、完善人格,都是有益的。
3.理想人格,躬行君子。
《论语》中,孔子就理想人格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圣人”、“君子”则是孔子认为合乎“中庸之道”的“中行者”;而“小人”与孔子所斥责的“德之贼”的“乡愿”,代表着人格不完善。至于“狂者”、“狷者”,或为“过”,或为“不及”,尽管各有其长,但均有其人格上的缺憾。
唯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的“圣人”,“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不忧”、“不惑”、“不惧”、“不器”、“文质彬彬”、“修己以安人”的“君子”,“志于道”而“弘毅”、“笃信好学,死守善道”、“仁以为己任”、不惜“杀身以成仁”的“志士仁人”,集“知”、“不欲”、“勇”、“艺”于一身并“文之以礼乐”或“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成人”,才是孔子所称道的具有内在联系而大致合乎“中道”的理想人格。相对于“圣人”,“君子”人格是经过努力不仅可欲而且可求的,因而孔子主张“躬行君子”,即身体力行地做名副其实的君子。
(四)为政以德,讲信修睦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认为为政要以道德教化为基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意是说,为政者如果实行仁政德治,就会像北斗受到众星拱卫那样受到民众的拥戴。孔
子有关为政的理念在《论语》中多有体现。
1.政者正也,先之劳之。
在“为政以德”问题上,孔子首先就“政”字作出解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即把为政归结为一个“正”字,认为为政就是“正己”与“正人”兼顾而无所偏倚。而在“正己”与“正人”之间,关键是在位者能首先正己,即所谓“率以正”。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从政者只有立足于自身修养,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才能以人格力量达到管理和教育的目的。孔子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里舜的庄严端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
子张问如何为政,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也就是说,居于官位不懈怠,执行君令要忠实。子路问如何为政,孔子认为应“先之劳之”,做在老百姓之前而不要懈怠,也使老百姓勤劳。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行得通,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
2.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孔子来到一国之所以知其政事,是“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特别主张善政者“能以礼让为国”。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孔子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孔子提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可见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要求应是全方位的,才智仁德庄重礼仪不可偏废。
3.选贤与能。
孔子认为君主管理国家大事,要重视选拔优秀人才。“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当季康子问:仲由、赐、求“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认为三人分别具备果断、达理、多艺的素质,都可以参政,提倡在实践中考察人,“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用人不能搞无原则的信任,“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善于言辞者未必就是人才,故不可“以言举人”,要广开言路,“不以人废言”。子夏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而优”方能担当管理者。
4.尊美屏恶,有耻且格。要“为政以德”,还必须做到“尊美屏恶”。孔子在回答子张“何如斯可以为政矣”时认为:“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为政矣。”要求从政者具有如下五种美德:“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孔子同时主张屏弃虐、暴、贼、吝“四恶”,反对“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出纳之吝”。
孔子认为,“德礼之教”有“政刑之治”所无法取代的作用。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是说,对庶民若不进行政治教育,只告知遵从命令,不遵从便予以惩罚,那只能使民畏罪,使民听任奴役和愚弄而无廉耻之心;倘若用道德教导庶民做人的道理,再用礼制加以规范,自然会使之产生廉耻之心,进而严守中道。从“民免而无耻”到“有耻且格”,表明民众从“不敢”违礼犯上,到不愿违礼犯上,已变强制性的约束为内在的自觉。孔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于手足”,在孔子看来,要使人们知其所措,必须使刑罚适得其“中”,而要使刑罚适得其“中”,又必须重视礼乐教化,期望通过德礼教化而“胜残去杀”。
5.富国惠民,义利兼求。孔子确信,能实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则合乎仁道,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任人,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因而在提出“见得思义”的同时,主张“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注重富国教民,强调要治理好卫国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国家,首先要“富之”,让他们富起来;然后要“教之”,使他们受到教化。孔子主张“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不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会因小失大。
6.名正言顺,讲信修睦。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确立良好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基于此,孔子特别强调“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需要具备食、兵、信。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民无信不立”。若只
有兵和食,而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难以维系。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要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注重品德,要讲究信用,取信于民,爱护民众。同时还要节俭,役使人民要不违农时,进而处理好君主与民众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