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眼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五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悄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1973年6月，周恩来陪越南外宾参观延安。趁此机会，他考察了延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情况。在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周总理得知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难过得流下眼泪。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陕西省省地党政负责人会议，痛心地说：“没有想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样苦。”略作停顿，又说：“我是总理，全国当家的，这个家没管好，有责任呀。我对不起延安人民。”
　　有数据表明，1973年延安有14个县，130万人口，当时农民人均粮食不足250公斤，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周总理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晚上，在延安欢送外宾的晚宴上他借祝酒的机会讲：感谢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并就政府对延安和陕北支持力度不够而承担责任，他最后还鼓励陕北人民无论如何要在三五年内搞上去，不然等于空话。他还对延安之外的榆林、绥德、米脂、吴堡、佳县、三边、横山等地的发展寄予厚望。

　　周总理的延安之行让人难忘。参与周总理此行出访的刘民立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周总理此行的活动日程：“就6月9日访问延安这天来说，（总理）早上7点多起床，9点多乘飞机从西安出发飞往延安，白天参观、座谈，晚上陪同外宾看演出，演出结束后又找省、地区负责同志谈话。谈话结束时，已经是6月10日凌晨1点多了，这一天整整工作了18个小时，我清楚地记得那夜周总理谈话结束后和在场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我看到周总理疲倦的身子，实在不忍心打扰总理，故意走在最后，但总理看到后仍然站在门口等我，当我抓着周总理亲切而软弱无力、热汗津津的双手时，我的心几乎碎了。”这就是我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
　　6月10日上午10时，周总理陪同外宾登上飞机离开延安，临走时，他留给延安人民的最后一句话是：“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后来，人民才知道：1973年，敬爱的周总理身上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但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还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忘我地工作；他为延安的领导改变落后面貌的决心而干杯；他承诺等到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时候还会回来，他和延安的同志亲切交谈亲如一家……这一切让人们一想起来就为之动容。
　　在三年后那个料峭的早春，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许下的“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的诺言也无法兑现，但他在延安度过的紧张的22小时却永远清晰地留在延安人民的记忆中。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
　　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
　　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
　　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
　　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　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　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
　　古人一考上进土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
　　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明天是他逝世四十二周年纪念日，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