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奴隶家庭．奴隶家庭有两类：一是官奴家庭。这是一种非独立性、没有生活自由的家庭。二是私奴家庭．在社会习惯和立法上，私奴是被允许建立家庭的。秦简云：“人奴擅杀子。”可见奴隶也有父系小家庭，但主奴关系不变。另有一种“人貉”家庭，由秦简知：其子须人养主，亦可交粮代人养。可见其经济上有一定独立意义，可以自理家庭生活，但主奴名分仍不变，也是一种非自由的、不完全的家庭。

4．刑徒家庭。刑徒原本有独立家庭。这类家庭成员其社会、政治身份大多不一，亦不得营正常家庭生活。

5．鳏、寡、孤、独。此类人虽可独立营居治生，但不具备完整家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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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北狄室韦传》。

(五)从秦的互保连坐制看其家庭形态

秦在刑罪事中互保连坐的原则还更多的采用社会性标准，而缩减了血缘性标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反映了宗法宗族观念的淡薄。商鞅变法，在编户齐民中实行邻伍、邻里互保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重横向的邻伍、邻里关系，而不重纵向的血缘关系。在行政系列中实行各种岗位互保责任制及官吏上下相坐的原则。在个体家庭内实行同居、室人、夫妻子连坐制。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奴隶也包括在“同居”关系中，只是规定户内有主动权的成员“坐隶”，而隶则“不坐户”①。

由此观之，一般说来，户内同居成员多血缘近亲，但这里实际上强调的还是同居生活关系，“室人”相坐类此。另据秦简知有夫盗罪及妻子者，那是因为妻子知情而与饮食，或守赃、收赃等，此非血缘连坐原则。上述与血缘有关系的连带责任都是局限在直系小家庭范围内，没有族内成员间的互保与连坐。“什伍相牧司连坐”，是最通行的基本原则。这反映了如下社会现实：直系代层不多的简单小家庭结构广泛存在，族内关系疏远、淡化，非血缘的社会关系即社会、行政的邻伍、邻里关系超过族内关系。

秦还是有族诛的。学者但知斥秦之酷刑族诛，殊不知先秦之族诛其用刑之惨烈与宽泛程度实有甚于秦。春秋之世，夷宗灭族之事屡见不鲜，有的“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②。在宗法制下，宗族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待到战国，特别到秦，宗法大族离析，族内各小家间几等于路人，彼此无顾，故亦少受牵连。秦的夷三族(父母、妻子、兄弟)，其范围比春秋之灭族要小得多。其基本规模仍是以直系小家庭为本，而非宗族。这反映了旧的宗法氏族早已解体，而新的以直系家庭为轴心的封建家族正在萌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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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秦简《法律答问》：“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可(何)谓‘同居’?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毆(也)。”
②《芹传》襄公二十五年。

四、秦的几项家庭制度

(一)秦家产的二重性和直系同代层位均等共承制

秦的家产具有二重性，它既为全体家庭亲属成员共同所有，又为父(母)所具体占有和管理。这与宗法制下家产宗子所有制不同。唯因家产既具有家庭公共物的性质而又为父(母)所占有掌管，所以才产生了下述两类纽结在一起而又相互为用的现象：家属皆可得应用，或继承、“生分”而得其应有部分，但又不得擅自用度；父母在对家产的处置使用上也当然具有极大主动权，但亦不得任意支配与独占；家庭析户异居别业，原家财之共有以及父(母)对家财之占有管理事权亦即皆告结束，而遂各为分得者之己业。

一般说来，秦的家产继承原则采取直系同代层位均等共承制。这种继承制度的基本原则限于直系两代之间，也就是说，只有最近下一代才有直接继承权，隔代不能直接继承；处于同代层位的直接继承人权利均等。如一子死亡，应由其寡妻或遗孤承其位而参与均分。

这里所谓共同继承，其表现形式或共财不分，但所保留继承权利仍是均等的；或均分而异财。唯秦多“生分”于父母健在之时，但基本原则不外上述。秦的家产由直系同代人均等承分基本原则的确立，实是对宗法制下宗子权、父家长权的彻底否定，同时也保证了个体小家庭形态的不断分蘖与再生产。

还应特别指出，秦女子与同胞兄弟一样，具有同等权利，可以参与分财，充当继承人。汉仍此制，卓王孙有二男一女，女文君分得僮百人，钱百万。另外在继承中，不论嫡庶皆有同等权利，同母异父者也有相当继承权利。战国、秦时并不卑视女子多次改嫁，改嫁者先后所生子女社会地位均等，子女随母至继父所亦并不为社会所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