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固守西周礼乐文化的儒生士人却依旧沉湎于分封制所带给他们的，“处士横议”的价值存在感，在天下已然一统的政治土壤上依旧喋喋不休的宣讲着分封制，这自然成其为“异说”。

儒生们不仅在体制上屡出“异说”，而且还对象征帝国威权合法性的“封禅”讥议之，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招揽儒生议决封禅祭祀之事，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帝国统治者对于儒生以及儒生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的重视。

然而，儒生关于封禅却是人言人殊，不仅繁琐且各乖异、难施用，因而受绌，不得专用于封事之礼。对此，儒生则以舆论话语的“讥之”回应，“既绌，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儒生讥议封禅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始皇帝所开创的，自上古以来所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伟业的否认，更是对于秦帝国一统太平合法性的质疑。

因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易姓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封禅，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宗教祭祀活动，更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昭告，儒生这一继分封、“异说”之后的，封禅之讥，无疑是直接挑战了帝国一统的政治威权。

士人除却对于秦帝国体制合法性上进行异说讥议外，还对于帝国最高统治者——始皇帝进行道德品评与非议。在帝国统一大业的推进过程中，其时还是秦王的始皇对于大梁人尉缭表现了相当的礼遇，

“从其计还，衣服饮食与缭同”，可谓亢礼。然则，作为士人尉缭的回应却是，“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而曾经被始皇帝施与重金寻觅仙人的侯生、卢生在任务难遂之时，即开始非议。

不仅如此，方术之士为逃避惩罚，还借用谶语对于希望，万世而不朽的秦政权王朝予以诅咒。始皇三十二年之际，燕人卢生因入海求仙不得而还，遂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为破此谶，始皇帝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六年，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同年秋，又有言曰，今年祖龙死。”

上述儒生、方术士人的“异说”“讥议”亦或“黔首刻石”，诸种言行，显现的是在大一统帝国体制之下，秦政权与士人之间出现的紧张状态，两者关系出现这一状态，除却个体因素之外，主要的在于双方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上的差异，在以儒者为代表的士人阶层，秉承西周政治道德化的理念，即认为政治是道德的延伸，权力的基础是道德而不是暴力，这是他们关于政治的最根本观念，其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源于这一观念。

当士人秉承这一观念，并用之对新生帝国进行品评乃至批判的时候，权力却露出了另一面目，对于帝国政权而言，其“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目的是为了士人们能够认可且论证帝国政权的合法性与长久性，兴太平。

当由皇权苦心培植的承担教化功能的士人阶层开始成为皇权的反对派，当士人们开始通过控制舆论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质疑和威胁皇权的合法性时，皇权对于士人的礼遇亦或怀柔便不复存在，因为对秦帝国来说，专制皇权的至上性、绝对性是不容分割和质疑的。“焚书坑儒”即是秦帝国在其威权受到挑战时所露出的权力的狰狞。

（三）“焚书坑儒”：政治威权与士人道义关系的破裂

“焚书”与“坑儒”原本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两个历史事件，“焚书”由儒、法士人就分封与郡县两种体制的屡次争论所引发，是秦帝国针对“诸侯并作”与“法令出一”，“师今”与“学古”的矛盾分歧所采取的一种文化取向，在李斯“焚书论”主张中可以看到，其之所以采取如此的文化取向，是因为王朝欲以经书文学之士“兴太平”的政治实践遭遇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的异议与批判，这与统治者所期望达到的皇权一统，政令出一，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大相径庭，以军功秩序服从以及文化禁锢政策而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帝国面对这种“心非”“巷议”的社会异议与批判，武器的批判必将显露出对批判的武器的专横及专制，秦帝国将此局面归咎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

于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个急弯，即帝国建立初期企图以人文道德，经书文学补法，以此兴太平、倡文教的指导思想，迅速演变为对诸子之学、百家语义禁忌的文化专制政策，秦帝国在文化政策上又露出始于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一贯政策取向。

“焚书”后一年的“坑儒”成为秦帝国爆发的又一个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如果说“焚书”起于制度之争，针对的是儒生的以古非今的对帝国大一统政权不识时务的社会文化批判，而“坑儒”却直接起于方士诸生对于始皇帝的欺骗与非议，是始皇帝因对于方士诸生施与重金却遭遇背叛的一种惩戒。

“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遂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