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查阅到的）
作者：胡平
记者：如果在北京你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演出地点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地方来开演唱会？天安门广场、故宫、长城还是一个普通的体育馆？
罗大佑：普通的体育馆。因为唱歌就是唱歌吧，总不可能像小黑——柯受良飞越长城，我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我觉得以现代这种规模的方式来唱歌的话，现场的声音要合乎音响的要求，在长城上面唱歌，它当然很雄伟，像个英雄，像个好汉，声音假如不符合音乐的原则的话，那还是不要考虑吧。
记：1988年的时候有《爱人同志》，1994年有《恋曲2000》，现在6年过去了，什么时候会出新的专辑？
罗：今年会出，过去几年没有出专辑的原因，我觉得是自己找不到那个平台，对环境的感受还是不够清楚。今年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包括2000年这个总结的年代，也是一个新的年代的开始，包括两岸的关系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包括人类走到目前这种电子网络沟通的模式，这已经到了成为一个具象的感受的时候。
记：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罗：大概是在10月11月份，在年底之前就会弄出来。
记：恋曲80、90，恋曲2000，是一种成长的标志，也可以玩味其中时间的意味。可不可以问一下，1999年12月31日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罗：我在船上，和李烈、苏芮在香港的一条赌船上，去唱唱歌。如果是世界末日的话，我觉得在船上也不错，挺浪漫的，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时蛮失望的。
记：有人说《亚细亚的孤儿》、《七十二变》和《未来的主人翁》是反映台湾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三首歌，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呢？
罗：我觉得不能完全这样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音乐有它自己的解释方式。创作人当然希望自己的音乐受到高度的评价或者是高度的尊重，对一个真正尊重创作的创作人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等他完全停止创作以后再来评价，那个创作意义才真实。
记：如果现在让你就台湾来写一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
罗：这个非常复杂、非常不容易。尽管也有了一些非常具象的东西，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台湾发生了很大变化，好像民族个性起了很大改变，其实我这张新专辑的最大挑战，就是在音乐中印证这种新的个性。我不敢讲先见之明，但是我感觉台湾人是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个人觉得不好的居多，能不能在音乐中反映出来我不是很清楚，这要等音乐做出来以后才能明白。
记：现在，唱片业越来越强调娱乐，强调市场定位，你如何评价这种现象，你觉得在台湾、香港会不会再出现一个罗大佑？
罗：我觉得娱乐和市场定位这种东西一定会有，因为不管你怎么弄，这毕竟是一种流行文化。不像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那么强调文化个性和它的严肃面。娱乐性升高，市场定位升高，人文本质是不是保持不变，或者成比例升高，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已经二十多年的创作人来讲，不能完全把自己变成另外的东西。以前你怎么创作，现在你怎么创作，有一种本质在里面，这种人文本质还是很重要。
记：唱片业发展很快，大公司之间相互兼并的现象也很多，你觉得这对歌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罗：它对歌手的影响就是合约的影响、报酬的影响。不一样的公司，市场宣传和制作品质不同，但是，这并没有办法影响一个执著的作曲人的作曲路线。
记：你一直希望通过音乐对整个华人世界，大陆、台湾、香港，包括海外移民，进行全面的表达，乐评人张培仁先生说：你心里有非常大的渴望，要影响更多人，包容这个时代的历史痕迹，这样的野心是不是大了点？是否有过力不从心的感觉呢？
罗：其实，一向就是力不从心。因为音乐能做到的东西毕竟太少。音乐毕竟是在精神领域的一种工作，做音乐有点像做思想工作，是情绪和感情，尤其是对没有歌词的音乐，力不从心是一定的，作为一个作曲家，你一定要接受这种力不从心的现实。但假如在人类的情感，比如对爱情的情感，对土地的情感，对亲情的情感，对民族的情感，你可以提供一个空间出来，在这里面活着的人生存多了某种意义的话，这种力不从心是值得的，你应该力不从心，但是还要继续努力。
记：1988年的时候，你出版过《昨日遗书》，也在报纸上写过专栏，以后是否会通过文字表达看法呢？
罗：我想有可能。但是我想可能把文字转化成网站的形式，因为终端器的阅读慢慢变成习惯。
记：你说过作品音乐性和生理反应现象，不知道你现在如果唱《童年》和《光阴的故事》这样的歌，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生理反应？
罗：对我自己来讲，时间流过那么久以后，自己回到1982年甚至是70年代，回过去看那个时候的罗大佑对青春的反省也好，感叹也好，这都会有。但是很多歌在写的时候它的形态都已经定了，现在会写出一些新的东西，我想现在的生理反应可能会包括一种像电子脉搏那样的东西，节奏感更强，就希望21世纪还找到沟通方式，就像我们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找到那种摇滚的鼓声、金属和电吉他的那种沟通方式一样。
记：你在台湾、纽约和香港都居住过，如今你在哪个地方逗留的时间更长，对哪里更有感情呢？
罗：这个很难讲。我觉得到了这种年纪，没办法把感情进行比较，就好像要比较你对父亲和母亲哪个更有感情一样。对一个地方，可能离开了以后你为它做的事情会更多。这就是我去了纽约以后，会写《海上花》这样很中国味道的东西。
记：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去了月球，只许带几张唱片供自己听，你会选择哪几张？
罗：好问题。因为如果只能带几张唱片的话，这个选择很有限，它要能听的久，你不会有遗憾，我带的反而会是简单的东西，我会带巴赫平均律钢琴曲，巴赫的空间非常大。莫扎特一定要有，他的第41交响曲，我希望能多带点儿，放到一张两张DVD里面。还有，福斯特的民歌，大概会选个10首。我们到了这个年纪，越简单的东西越好。
记：肯定不会带自己的歌？
罗：我自己的歌都在脑筋里，想想就都有了。
记：如果再带一本书呢？
罗：这是一本非常奇怪的书，《麦田捕手》（《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有一种很特殊的人生经历的感觉。
记：去年，张艾嘉导演了电影《心动》，你看过吗？
罗：我真的还没有看。我不敢跟她讲我没看过。我旁边有很多朋友都看过，他们都觉得非常好，我会找时间好好看看这个电影。其实这是一部很通俗的电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这部电影，感情的表达在流行艺术中，不管是流行歌还是电影，都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生命中一些简单的元素把它放在一起，并没有让时间证明我们已经老了。
记：这些年走过来，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罗：有一点，我这个人太懒，应该可以更努力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把音乐看成一种时间的艺术的话，浪费时间、虚度光阴有时也是必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在吸收养分。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会虚度光阴，但是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更大空间。
作者：胡平
记者：如果在北京你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演出地点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地方来开演唱会？天安门广场、故宫、长城还是一个普通的体育馆？
罗大佑：普通的体育馆。因为唱歌就是唱歌吧，总不可能像小黑——柯受良飞越长城，我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我觉得以现代这种规模的方式来唱歌的话，现场的声音要合乎音响的要求，在长城上面唱歌，它当然很雄伟，像个英雄，像个好汉，声音假如不符合音乐的原则的话，那还是不要考虑吧。
记：1988年的时候有《爱人同志》，1994年有《恋曲2000》，现在6年过去了，什么时候会出新的专辑？
罗：今年会出，过去几年没有出专辑的原因，我觉得是自己找不到那个平台，对环境的感受还是不够清楚。今年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包括2000年这个总结的年代，也是一个新的年代的开始，包括两岸的关系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包括人类走到目前这种电子网络沟通的模式，这已经到了成为一个具象的感受的时候。
记：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罗：大概是在10月11月份，在年底之前就会弄出来。
记：恋曲80、90，恋曲2000，是一种成长的标志，也可以玩味其中时间的意味。可不可以问一下，1999年12月31日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罗：我在船上，和李烈、苏芮在香港的一条赌船上，去唱唱歌。如果是世界末日的话，我觉得在船上也不错，挺浪漫的，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时蛮失望的。
记：有人说《亚细亚的孤儿》、《七十二变》和《未来的主人翁》是反映台湾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三首歌，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呢？
罗：我觉得不能完全这样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音乐有它自己的解释方式。创作人当然希望自己的音乐受到高度的评价或者是高度的尊重，对一个真正尊重创作的创作人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等他完全停止创作以后再来评价，那个创作意义才真实。
记：如果现在让你就台湾来写一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
罗：这个非常复杂、非常不容易。尽管也有了一些非常具象的东西，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台湾发生了很大变化，好像民族个性起了很大改变，其实我这张新专辑的最大挑战，就是在音乐中印证这种新的个性。我不敢讲先见之明，但是我感觉台湾人是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个人觉得不好的居多，能不能在音乐中反映出来我不是很清楚，这要等音乐做出来以后才能明白。
记：现在，唱片业越来越强调娱乐，强调市场定位，你如何评价这种现象，你觉得在台湾、香港会不会再出现一个罗大佑？
罗：我觉得娱乐和市场定位这种东西一定会有，因为不管你怎么弄，这毕竟是一种流行文化。不像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那么强调文化个性和它的严肃面。娱乐性升高，市场定位升高，人文本质是不是保持不变，或者成比例升高，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已经二十多年的创作人来讲，不能完全把自己变成另外的东西。以前你怎么创作，现在你怎么创作，有一种本质在里面，这种人文本质还是很重要。
记：唱片业发展很快，大公司之间相互兼并的现象也很多，你觉得这对歌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罗：它对歌手的影响就是合约的影响、报酬的影响。不一样的公司，市场宣传和制作品质不同，但是，这并没有办法影响一个执著的作曲人的作曲路线。
记：你一直希望通过音乐对整个华人世界，大陆、台湾、香港，包括海外移民，进行全面的表达，乐评人张培仁先生说：你心里有非常大的渴望，要影响更多人，包容这个时代的历史痕迹，这样的野心是不是大了点？是否有过力不从心的感觉呢？
罗：其实，一向就是力不从心。因为音乐能做到的东西毕竟太少。音乐毕竟是在精神领域的一种工作，做音乐有点像做思想工作，是情绪和感情，尤其是对没有歌词的音乐，力不从心是一定的，作为一个作曲家，你一定要接受这种力不从心的现实。但假如在人类的情感，比如对爱情的情感，对土地的情感，对亲情的情感，对民族的情感，你可以提供一个空间出来，在这里面活着的人生存多了某种意义的话，这种力不从心是值得的，你应该力不从心，但是还要继续努力。
记：1988年的时候，你出版过《昨日遗书》，也在报纸上写过专栏，以后是否会通过文字表达看法呢？
罗：我想有可能。但是我想可能把文字转化成网站的形式，因为终端器的阅读慢慢变成习惯。
记：你说过作品音乐性和生理反应现象，不知道你现在如果唱《童年》和《光阴的故事》这样的歌，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生理反应？
罗：对我自己来讲，时间流过那么久以后，自己回到1982年甚至是70年代，回过去看那个时候的罗大佑对青春的反省也好，感叹也好，这都会有。但是很多歌在写的时候它的形态都已经定了，现在会写出一些新的东西，我想现在的生理反应可能会包括一种像电子脉搏那样的东西，节奏感更强，就希望21世纪还找到沟通方式，就像我们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找到那种摇滚的鼓声、金属和电吉他的那种沟通方式一样。
记：你在台湾、纽约和香港都居住过，如今你在哪个地方逗留的时间更长，对哪里更有感情呢？
罗：这个很难讲。我觉得到了这种年纪，没办法把感情进行比较，就好像要比较你对父亲和母亲哪个更有感情一样。对一个地方，可能离开了以后你为它做的事情会更多。这就是我去了纽约以后，会写《海上花》这样很中国味道的东西。
记：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去了月球，只许带几张唱片供自己听，你会选择哪几张？
罗：好问题。因为如果只能带几张唱片的话，这个选择很有限，它要能听的久，你不会有遗憾，我带的反而会是简单的东西，我会带巴赫平均律钢琴曲，巴赫的空间非常大。莫扎特一定要有，他的第41交响曲，我希望能多带点儿，放到一张两张DVD里面。还有，福斯特的民歌，大概会选个10首。我们到了这个年纪，越简单的东西越好。
记：肯定不会带自己的歌？
罗：我自己的歌都在脑筋里，想想就都有了。
记：如果再带一本书呢？
罗：这是一本非常奇怪的书，《麦田捕手》（《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有一种很特殊的人生经历的感觉。
记：去年，张艾嘉导演了电影《心动》，你看过吗？
罗：我真的还没有看。我不敢跟她讲我没看过。我旁边有很多朋友都看过，他们都觉得非常好，我会找时间好好看看这个电影。其实这是一部很通俗的电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这部电影，感情的表达在流行艺术中，不管是流行歌还是电影，都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生命中一些简单的元素把它放在一起，并没有让时间证明我们已经老了。
记：这些年走过来，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罗：有一点，我这个人太懒，应该可以更努力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把音乐看成一种时间的艺术的话，浪费时间、虚度光阴有时也是必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在吸收养分。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会虚度光阴，但是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更大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