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36氪（ID：wow36kr），作者黄秋丽，如有疑问，请联系后台编辑。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以前的观念里，接受了哪方面的职业训练，似乎就理所应当的要去入这一行。学的是足球，就该进球队；学的是新闻，当然做记者；读了博士，自然就搞科研或者进大学拿个终身教职...
但是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许多行业培训的“准职业人才”最后都“另辟蹊径”，走进其他行业去摸爬滚打了。越是专业化程度高的工作，要么看专业实力，要么有丰富经验，不是实力派选手，基本都会被挤出精英行列。
这不，连科学界的“大哥”《自然》杂志都在自己的社论里，奉劝年轻科学家做好心理准备，做好进入其他行业的打算。
本文编译自nature的原题为“Many junior scientists need to take a hard look at their job prospects”的文章。
《自然》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期刊之一，也是全世界最权威及最有名望的学术期刊之一，首版于1869年11月4日。虽然今天大多数科学期刊都专一于一个特殊的领域，《自然》是少数依然发表来自很多科学领域的一手研究论文的期刊。在许多科学研究领域中，每年最重要、最前沿的研究结果是在《自然》中以短文章的形式发表的。
Chris Platts是一名社会学家，2012年他写博士论文前，采访了300名年轻的足球运动员，年龄都在十七八岁、茂腾腾的后生。他们都在英国足球俱乐部学院里受训，都希望能成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追求自己的职业梦。
而Chris Platts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说，这300人里，只有4个已经签约，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所以这一行的淘汰率逼近99%。
《自然》杂志上周的职业专栏做了一项调查，对象是世界范围内超过5700名“即将入行”的科学家，目前都快拿到博士学位了，其中四分之三的调查对象告诉《自然》的调查员，他们博士毕业时，很可能跟Chris Platts一样，投身学术。
Chris Platts现在是英国谢菲尔德哈兰姆大学体育发展和体育商业管理专业的一名高级讲师。而这接近六千名调查对象，又会有多少真的能成功，真的走上学术道路呢？
调查数据显示，这些年轻的学术追梦人比足球运动员走上职业道路的几率要高。但是也没有高很多。要取得全球的数据是很难的，但是在英国，每100个博士研究生，有三到四个能在大学中拿到终身教职。英国的数据比美国的要乐观一些。
简单地说，大多数博士研究生都得“留条后路”，学术道路是目标，但除此之外，职业方面可能要另辟蹊径。大学和博士生导师在这方面得跟研究生们交个底，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在国际科学周刊上这么说，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也略消极。但是，几年来，国际范围内培养的博士生已经明显供大于求，也超过了学术系统的负荷。
参与调查的年轻科学家们都充满热情，很有天赋，但他们中真正能进入科学界大门的少之又少。而那些能“成为科学家”的人里，又有很多人会签一份又一份的短期合同，渐渐迷惘，最后萌生转行的念头。
《自然》杂志之前也说过，博士生和博士后如果不走学术道路，进入其他行业，也是极好的。很多人在进入不同行业之后，也发现挑战和回报都是类似的。当然，大量接受过良好教育和学术训练的科学家如果进入其他行业，把他们科学的怀疑精神和对证据的尊重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科学和社会整体而言也是有益的。
而且，年轻的科学家越能现实地看到现状，越早看清自己的职业道路就越好。因为此时他们还有时间去调整自己的目标。那为什么科学界的人将这样的现实当做难以言说的秘密呢？
从丰富的职业选择中获益的，不只是大学本科生。
《自然》杂志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跟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在职业方面的交流效率不高。当他们讨论未来发展可能性的时候，非学术性工作一般很少讨论到，也似乎不太重要。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自己的导师在非学术性职业方面给出了有益建议”都选了“不同意”或者“强烈不同意”。
这跟《自然》杂志2015年做的博士生调查结果是相同的。如果你是一名博士生导师、或者认识博士生导师，希望你在这方面出一份力，让这个比例降下来，让2019年的调查结果不再有大量学生强烈反对这句话。导师们都是大忙人，但是他们在学生面前，通常都是大学或者学术系统的“脸面”。因此，学生寻求指导，肯定会想到导师。
至少，导师也应该让学生到大学职业服务中心去问，而这个组织也应该更多地关注学术界之外的职业选择。从丰富的可能性中获益的，不只是大学本科生。事实上，研究生可能需要更多关注和建议，因为很多人，包括研究生自己，都认为他们走学术道路已经是稳稳当当的了。
2017年调查的结果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精神健康问题。超过25%的受访者认为精神健康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这其中有45%的学生曾经因自己读博士感到焦虑和抑郁，并且寻求过帮助；三分之一的学生说，自己的学术机构提供了有效的帮助（也就意味着剩下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得到有效帮助）。
让人担忧的是，有5%的学生说，没有任何可得的援助。由于很多国家没有提供精神健康方面的支持，这也间接说明，教育系统中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接触到精神健康方面的服务。
年轻科学家们未来不都能走上学术道路，好在他们并没有停止对学术的追求，这对科学而言是件好事。调查结果中有一点相当惊人：接近80%的受访者未曾后悔过自己读博士的决定。这就反映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大好的机会，能接触到良好的设施，对自己接受的指导也是满意的。就像足球运动员那样，只有一部分人会成功，这部分人会进入学术领域发展自己的事业，会发现自己的选择是有回报的、也让他们满意。但是剩下的大多数人，还是得有人告诉他们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在英国，博士毕业后能拿到终生职教的比例在3%-4%。这意味着拼尽全力考上博士，为发paper头顶见秃终不悔，最后媳妇熬成婆终于毕业了，也很有可能面临着，无法继续从事科研的窘境。这让我想到那句：如果你努力的速度赶不上社会进步的速度，那就等于在退步。在读博路上，最重要且最关键的，恐怕当属：发 论 文！
第二篇文章，原文为：Citation is not the only impact，发布在2017年11月1日的《自然》社论上，来看看《自然》杂志的大编辑们，是怎么挑选论文的。本文由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负责翻译。
回顾我们刊登过的论文，能看出编辑们挑选并评估它们的多样化标准。
什么是好的科研成果？
《自然》编辑们是如何挑选要发表的论文的？针对这两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二者都未必反映在被引次数上。
《自然》每年发表约800篇论文。在论文发表约两年后，它们的被引模式基本表现为零星几篇被引用数百次，大部分被引用几十次，最末的被引次数不到十次。
我们发表的论文产生了影响力，确实值得高兴；但是光以被引次数来衡量科学影响力远远不够。上周，Ronald Larson在新闻与观点版块发表了一篇“回顾”文章，描述了一项杰出的研究（R. Larson Nature 550, 466–467; 2017）。1997年，《自然》发表了Robert Deegan及其同事合著的一篇论文，他们基于对蒸发和表面互作的考量，解释了洒出液体的“咖啡环效应”（R. D. Deegan et al. Nature 389, 827–829; 1997）。
之后几年，这篇论文每年约可获得20次引用，表现令人瞩目。2006年，该研究被发掘出新的意义和新型应用，导致其引用率增加到每年逾100次。迄今为止，它的被引次数已累计达到4000次左右。这篇论文值得一提，因为它展现了《自然》编辑在选择论文时所采用的多样化判断标准。
的确，我们被引次数最高的大部分论文通常都是它们所属领域内的里程碑式标志。但是有一些论文，虽然被引次数偏低，我们同样为它们的发表感到高兴。选择发表Deegan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因为编辑有能力预见到未来数年后的进展，而是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篇值得关注且令人愉悦的洞见之作。不多不少，恰到好处。Larson大加称赞的研究进展，对于编辑而言是个意外收获。
我们在审稿人的大力帮助下选择发表什么论文，对于大部分论文而言，我们考量的是其科学意义：是否具有深刻的洞见，亦或是一笔不同寻常的资源，有助于未来的研究。通常这会和引用紧密关联（虽然引用模式因学科不同而不同）。但对于我们所有学科的编辑来说，运用不拘一格的标准来鉴定某篇论文的意义也十分重要。
这样的标准可以是纯粹的创造性或优美的逻辑，也可以是令读者改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的魅力，还可以是一次刺激甚至是神秘的观察。许多这样的论文在引用方面都是后显的，或者仅仅成为从未被大量引用的教科书示例。下面，我们要举另外一些来自物理科学领域的例子，尽管它们的被引次数低，但仍值得我们赞扬。
一篇论文阐述了如何利用揭开胶带时放射的X射线拍摄图像（C. G. Camara et al. Nature 455, 1089–1092; 2008）。以物理标准来看，它的引用量不算大（2008年以来被引165次），但我们仍然非常喜爱这项研究，也完全没有预料到它日后会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
另一篇论文（被引11次）报道了1.45亿年前白垩纪海水的一个实际样本（W. E. Sanford et al. Nature 503, 252–256; 2013）。最后，一篇理论论文为噪声量子信道的容量提供了教科书般精准的解答，2013年来总共只被引用了6次（G. Smith and J. A. Smolin Nature 504, 263–267; 2013），但不管怎样我们仍然重视它的价值，并期待随着研究从理想化的“无噪声”系统转向更为实际的有噪声系统，它的引用率会提高。
其它学科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为什么要特别提及这些论文？因为我们很高兴把它们发表出来了，当然也因为它们表明科学意义和引用数字可以多么地不相关，而理解这种不相关性或是一件有益的事，至少在《自然》的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Nature|doi:10.1038/551006a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以前的观念里，接受了哪方面的职业训练，似乎就理所应当的要去入这一行。学的是足球，就该进球队；学的是新闻，当然做记者；读了博士，自然就搞科研或者进大学拿个终身教职...
但是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许多行业培训的“准职业人才”最后都“另辟蹊径”，走进其他行业去摸爬滚打了。越是专业化程度高的工作，要么看专业实力，要么有丰富经验，不是实力派选手，基本都会被挤出精英行列。
这不，连科学界的“大哥”《自然》杂志都在自己的社论里，奉劝年轻科学家做好心理准备，做好进入其他行业的打算。
本文编译自nature的原题为“Many junior scientists need to take a hard look at their job prospects”的文章。
《自然》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期刊之一，也是全世界最权威及最有名望的学术期刊之一，首版于1869年11月4日。虽然今天大多数科学期刊都专一于一个特殊的领域，《自然》是少数依然发表来自很多科学领域的一手研究论文的期刊。在许多科学研究领域中，每年最重要、最前沿的研究结果是在《自然》中以短文章的形式发表的。
Chris Platts是一名社会学家，2012年他写博士论文前，采访了300名年轻的足球运动员，年龄都在十七八岁、茂腾腾的后生。他们都在英国足球俱乐部学院里受训，都希望能成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追求自己的职业梦。
而Chris Platts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说，这300人里，只有4个已经签约，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所以这一行的淘汰率逼近99%。
《自然》杂志上周的职业专栏做了一项调查，对象是世界范围内超过5700名“即将入行”的科学家，目前都快拿到博士学位了，其中四分之三的调查对象告诉《自然》的调查员，他们博士毕业时，很可能跟Chris Platts一样，投身学术。
Chris Platts现在是英国谢菲尔德哈兰姆大学体育发展和体育商业管理专业的一名高级讲师。而这接近六千名调查对象，又会有多少真的能成功，真的走上学术道路呢？
调查数据显示，这些年轻的学术追梦人比足球运动员走上职业道路的几率要高。但是也没有高很多。要取得全球的数据是很难的，但是在英国，每100个博士研究生，有三到四个能在大学中拿到终身教职。英国的数据比美国的要乐观一些。
简单地说，大多数博士研究生都得“留条后路”，学术道路是目标，但除此之外，职业方面可能要另辟蹊径。大学和博士生导师在这方面得跟研究生们交个底，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在国际科学周刊上这么说，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也略消极。但是，几年来，国际范围内培养的博士生已经明显供大于求，也超过了学术系统的负荷。
参与调查的年轻科学家们都充满热情，很有天赋，但他们中真正能进入科学界大门的少之又少。而那些能“成为科学家”的人里，又有很多人会签一份又一份的短期合同，渐渐迷惘，最后萌生转行的念头。
《自然》杂志之前也说过，博士生和博士后如果不走学术道路，进入其他行业，也是极好的。很多人在进入不同行业之后，也发现挑战和回报都是类似的。当然，大量接受过良好教育和学术训练的科学家如果进入其他行业，把他们科学的怀疑精神和对证据的尊重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科学和社会整体而言也是有益的。
而且，年轻的科学家越能现实地看到现状，越早看清自己的职业道路就越好。因为此时他们还有时间去调整自己的目标。那为什么科学界的人将这样的现实当做难以言说的秘密呢？
从丰富的职业选择中获益的，不只是大学本科生。
《自然》杂志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跟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在职业方面的交流效率不高。当他们讨论未来发展可能性的时候，非学术性工作一般很少讨论到，也似乎不太重要。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自己的导师在非学术性职业方面给出了有益建议”都选了“不同意”或者“强烈不同意”。
这跟《自然》杂志2015年做的博士生调查结果是相同的。如果你是一名博士生导师、或者认识博士生导师，希望你在这方面出一份力，让这个比例降下来，让2019年的调查结果不再有大量学生强烈反对这句话。导师们都是大忙人，但是他们在学生面前，通常都是大学或者学术系统的“脸面”。因此，学生寻求指导，肯定会想到导师。
至少，导师也应该让学生到大学职业服务中心去问，而这个组织也应该更多地关注学术界之外的职业选择。从丰富的可能性中获益的，不只是大学本科生。事实上，研究生可能需要更多关注和建议，因为很多人，包括研究生自己，都认为他们走学术道路已经是稳稳当当的了。
2017年调查的结果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精神健康问题。超过25%的受访者认为精神健康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这其中有45%的学生曾经因自己读博士感到焦虑和抑郁，并且寻求过帮助；三分之一的学生说，自己的学术机构提供了有效的帮助（也就意味着剩下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得到有效帮助）。
让人担忧的是，有5%的学生说，没有任何可得的援助。由于很多国家没有提供精神健康方面的支持，这也间接说明，教育系统中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接触到精神健康方面的服务。
年轻科学家们未来不都能走上学术道路，好在他们并没有停止对学术的追求，这对科学而言是件好事。调查结果中有一点相当惊人：接近80%的受访者未曾后悔过自己读博士的决定。这就反映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大好的机会，能接触到良好的设施，对自己接受的指导也是满意的。就像足球运动员那样，只有一部分人会成功，这部分人会进入学术领域发展自己的事业，会发现自己的选择是有回报的、也让他们满意。但是剩下的大多数人，还是得有人告诉他们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在英国，博士毕业后能拿到终生职教的比例在3%-4%。这意味着拼尽全力考上博士，为发paper头顶见秃终不悔，最后媳妇熬成婆终于毕业了，也很有可能面临着，无法继续从事科研的窘境。这让我想到那句：如果你努力的速度赶不上社会进步的速度，那就等于在退步。在读博路上，最重要且最关键的，恐怕当属：发 论 文！
第二篇文章，原文为：Citation is not the only impact，发布在2017年11月1日的《自然》社论上，来看看《自然》杂志的大编辑们，是怎么挑选论文的。本文由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负责翻译。
回顾我们刊登过的论文，能看出编辑们挑选并评估它们的多样化标准。
什么是好的科研成果？
《自然》编辑们是如何挑选要发表的论文的？针对这两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二者都未必反映在被引次数上。
《自然》每年发表约800篇论文。在论文发表约两年后，它们的被引模式基本表现为零星几篇被引用数百次，大部分被引用几十次，最末的被引次数不到十次。
我们发表的论文产生了影响力，确实值得高兴；但是光以被引次数来衡量科学影响力远远不够。上周，Ronald Larson在新闻与观点版块发表了一篇“回顾”文章，描述了一项杰出的研究（R. Larson Nature 550, 466–467; 2017）。1997年，《自然》发表了Robert Deegan及其同事合著的一篇论文，他们基于对蒸发和表面互作的考量，解释了洒出液体的“咖啡环效应”（R. D. Deegan et al. Nature 389, 827–829; 1997）。
之后几年，这篇论文每年约可获得20次引用，表现令人瞩目。2006年，该研究被发掘出新的意义和新型应用，导致其引用率增加到每年逾100次。迄今为止，它的被引次数已累计达到4000次左右。这篇论文值得一提，因为它展现了《自然》编辑在选择论文时所采用的多样化判断标准。
的确，我们被引次数最高的大部分论文通常都是它们所属领域内的里程碑式标志。但是有一些论文，虽然被引次数偏低，我们同样为它们的发表感到高兴。选择发表Deegan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因为编辑有能力预见到未来数年后的进展，而是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篇值得关注且令人愉悦的洞见之作。不多不少，恰到好处。Larson大加称赞的研究进展，对于编辑而言是个意外收获。
我们在审稿人的大力帮助下选择发表什么论文，对于大部分论文而言，我们考量的是其科学意义：是否具有深刻的洞见，亦或是一笔不同寻常的资源，有助于未来的研究。通常这会和引用紧密关联（虽然引用模式因学科不同而不同）。但对于我们所有学科的编辑来说，运用不拘一格的标准来鉴定某篇论文的意义也十分重要。
这样的标准可以是纯粹的创造性或优美的逻辑，也可以是令读者改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的魅力，还可以是一次刺激甚至是神秘的观察。许多这样的论文在引用方面都是后显的，或者仅仅成为从未被大量引用的教科书示例。下面，我们要举另外一些来自物理科学领域的例子，尽管它们的被引次数低，但仍值得我们赞扬。
一篇论文阐述了如何利用揭开胶带时放射的X射线拍摄图像（C. G. Camara et al. Nature 455, 1089–1092; 2008）。以物理标准来看，它的引用量不算大（2008年以来被引165次），但我们仍然非常喜爱这项研究，也完全没有预料到它日后会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
另一篇论文（被引11次）报道了1.45亿年前白垩纪海水的一个实际样本（W. E. Sanford et al. Nature 503, 252–256; 2013）。最后，一篇理论论文为噪声量子信道的容量提供了教科书般精准的解答，2013年来总共只被引用了6次（G. Smith and J. A. Smolin Nature 504, 263–267; 2013），但不管怎样我们仍然重视它的价值，并期待随着研究从理想化的“无噪声”系统转向更为实际的有噪声系统，它的引用率会提高。
其它学科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为什么要特别提及这些论文？因为我们很高兴把它们发表出来了，当然也因为它们表明科学意义和引用数字可以多么地不相关，而理解这种不相关性或是一件有益的事，至少在《自然》的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Nature|doi:10.1038/551006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