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纸写诗救宫嫔
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记载,书法家柳公权做京官时,一次皇上迁怒一位宫嫔,柳公权为宫嫔求情。皇上看了一眼柳公权,将视线移向案上的几十幅蜀纸说:“如果你能在蜀纸上写一首诗,朕就宽恕她。”柳公权思索片刻,写下“不忿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皇帝看后大悦,将蜀纸和锦綵200匹赐给柳公权,又命宫嫔上前拜谢。柳公权以诗救宫嫔的故事,从侧面说明,唐朝皇帝十分珍爱蜀纸;也反映出成都造纸业在唐朝便进入空前繁荣时期。玄宗、僖宗入蜀避难,大批官吏和文人涌入成都,加上成都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从而形成繁荣的文化出版市场,纸的需求大增,进一步推动着成都纸业向前发展。作为古代高科技的造纸业,蜀地已经领先全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中心位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也认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
唐宋时期,造纸之家主要聚居在浣花溪。司马光《送冷金笺与兴宗》描述成都浣花溪的造纸情景:“工人剪稚麻,捣之白石砧。就溪沤为纸,莹若裁璆琳(美玉)。”元代成都人费著《笺纸谱》记载:“江旁(浣花溪沿岸)凿臼为碓,上下相接(从上游至下游纸臼绵延不断)。”人们还建庙祭祀蔡伦,“庙在大东门雪峰院,虽不甚壮丽,然每遇岁时祭祀,香火累累不绝,示不忘本也。恩足以及数十百家,虽千载犹不忘如此。”仅浣花溪一带就有数十百家的造纸作坊,足见成都造纸规模之大。上世纪70年代末,锦江大桥旁就出土了17个唐代大石臼碓,可见《笺纸谱》所载属实。宋人薛田《成都书事百韵》诗赞曰:“纸碓暮舂临岸浒,水樽春注截河堧(ruán,河边)。”晚唐诗人郑谷《蜀中》亦云:“夜无多雨晓生尘,草色岚光日日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浣花溪的造纸场景成了蜀中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