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电影的空间感与生态意识
—— 读解影片《锹里奏鸣曲》的文化内蕴

《锹里奏鸣曲》是我国第一部苗族原生态电影，也是韩万峰导演的第四部民族题材影片。在此之前，他相继导演了《尔玛的婚礼》、《我们的嗓嘎》和《梯玛之子》，将羌族、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陆续搬上了大银幕。至此，作为导演的韩万峰，通过对民族电影的独特理解和努力阐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导演风格；这是一种将纪实手法与散文结构整合在一起、聚焦于特定民族生存状态和内心体验的文化电影，体现出当下中国民族电影不可多得的空间感与生态意识。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迄今，中国影坛便不断推出一批以特定民族的族群记忆为中心并呈现出相当明确的文化自觉的电影作品。正是通过《天上草原》、《静静的嘛呢石》、《买买提的2008》和《碧罗雪山》等影片，塞夫、麦丽丝、宁才、哈斯朝鲁、万玛才旦、西尔扎提•亚合甫和刘杰等来自蒙、藏、维吾尔、汉等各民族的电影人，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民族语文、向内视角、风情叙事和诗意策略，力图以此进入特定民族的记忆源头和情感深处，以一种独立、内在而又开放的言说方式，创造中国民族电影的新景观。包括《锹里奏鸣曲》在内的由韩万峰导演的上述四部民族题材影片，无疑也是这场新民族电影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新民族电影在艺术与文化方面的普遍特征，而且以其对民族空间的独特感知及对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意识，张扬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并拓展了民族电影的文化蕴涵。
跟以往相比，全球化语境中的少数族群，越来越深刻地被特定的空间所定义。也就是说，通过时间的空间化策略，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及其身份认同更多地凝聚在由特定的服饰、仪表、语言、歌舞与日常饮食、劳动方式、民俗民风以及建筑样态、行为习惯之中，而这一切，又都与特定的空间即地点的生态环境彼此依存、相互交织。对此，韩万峰有着明确的理解和认知；特别是《尔玛的婚礼》非常幸运地纪录了汶川大地震之前汶川、理县、茂县一带的羌寨，无意中为羌族也为人类留存了不可再生也无法复制的历史记忆，如此令人感慨的拍摄经历，势必使其在将镜头转向侗族、土家族和苗族等少数族群之时，都会以一种类似记录性的纪实手法，充满感情地摄入当地人世代栖居的无可选择但又总是宁静如初、美丽异常的大自然，及其创造和呈现的淳厚朴实、独一无二的民俗民情。当然，韩万峰没有停留在对民族风情的简单猎奇和孤芳自赏之中，而是通过一些看起来甚至略显冗长的歌舞、生活和劳动仪式的展现，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忧虑，亦即：面临高速公路即将修通、民族地域不再隔离等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挑战，类似《锹里奏鸣曲》里的那种地笋苗寨，早已听不到自然而然飘散在山林村舍中的动听歌鼟，还极有可能失落掉曾经拥有的那份独属于花苗的历史文化气息。
令人欣慰的是，韩万峰同样没有止步于这种空间的忧伤体验与民族的怀旧叙事。在《锹里奏鸣曲》中，以女主人公潘秋子为中心，通过潘秋子与婆婆笑娘、哑巴弟弟吴学拉和修路工人梁三金之间的关系处理，编导者不仅力图以此进入苗族人的精神世界，而且努力倡导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全片苍翠的树海与满目的绿色，恰与韵味独具的歌鼟和善良美好的人性形成颇有意味的同构；而在影片结尾，吴学拉的遗腹子由祖母托梦取名“歌鼟”，又在象征着歌鼟这种伴随着苗族人生生死死的“民歌奇葩”和“深山珍宝”，在经过一度的失声后，将要始终飘荡于苗寨的上空。
在《锹里奏鸣曲》导演阐述里，韩万峰表示，这部电影在讲歌鼟的同时，也是在讲人与自然相处的故事；在他看来，所谓“锹里奏鸣曲”，应该就是一首“人与自然和谐的乐章”。通观全片，虽然在故事叙述与风情展现的结合方面仍有一些普遍存在的、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导演的意图基本实现；而通过这部影片，当下中国电影增添了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意识，为新民族电影的发展昭示了一种可能性，并带来了值得思考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