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
国家治理是一门精细的学问。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说，中国古代王朝经常陷入财政困难，历代改革几乎都由此而生；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缺乏“数目字管理”，不知道真正有多少农田在耕作，不知道有多少人口，也就不能精确管理经济状况，最终往往落入土地兼并、贫富差距、国家捉襟见肘的局面。
事实上，第一，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从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存在。这很好理解，中国的改开本来就是“先富带后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一结果，受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规模、特殊因素等影响很大。
第二，中央财政给各地“补助”，本就是国家性质的职责所在。为什么要从中央层面进行财力调节、给地方补助呢？经济发展需要效率，生产要素要自由流动，不平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从国家的层面看，即使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也需要让各地的老百姓享受基本均衡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中央调节。经济落后的地区，也要修路建厂，也要医保社保，财力不够，中央调节。“天道者，损有余而补不足”。
第三，对国家的财政贡献程度，并不必然等于“对国家贡献程度”。一些欠发达地区，虽然需要中央补助财力，但其在人力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为发达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地区还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为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河南、黑龙江、吉林、四川、安徽等，都是农业大省，给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商品粮的粮食补贴都需要国家拿钱，所以这方面的“补助”也就所需更多。
当然，从上面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经济运行的规律，可以供管理者参考。比如，为什么江苏的财力“净贡献”会比浙江大？在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看来，江苏的上市公司比较多，企业规模都比较大，市场竞争力比较强，上缴利税较多；浙江的企业数量也很多，但是企业规模比较小，因此相比江苏，上缴利税相对较少。
同理，为什么山东GDP总量很高，但财力贡献在全国只排第七呢？也是因为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山东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社会资源都集中在几个重点城市，临沂等革命老区的包袱却很重，因此整体产业层次在东部沿海地区比不上江浙沪。
居安思危，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隐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后，真正在日常做到精细管理、见微知著。尤其在“高质量发展”成为举国目标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专业性、技术性更强的管理者。
国家治理是一门精细的学问。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说，中国古代王朝经常陷入财政困难，历代改革几乎都由此而生；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缺乏“数目字管理”，不知道真正有多少农田在耕作，不知道有多少人口，也就不能精确管理经济状况，最终往往落入土地兼并、贫富差距、国家捉襟见肘的局面。
事实上，第一，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从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存在。这很好理解，中国的改开本来就是“先富带后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一结果，受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规模、特殊因素等影响很大。
第二，中央财政给各地“补助”，本就是国家性质的职责所在。为什么要从中央层面进行财力调节、给地方补助呢？经济发展需要效率，生产要素要自由流动，不平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从国家的层面看，即使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也需要让各地的老百姓享受基本均衡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中央调节。经济落后的地区，也要修路建厂，也要医保社保，财力不够，中央调节。“天道者，损有余而补不足”。
第三，对国家的财政贡献程度，并不必然等于“对国家贡献程度”。一些欠发达地区，虽然需要中央补助财力，但其在人力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为发达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地区还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为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河南、黑龙江、吉林、四川、安徽等，都是农业大省，给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商品粮的粮食补贴都需要国家拿钱，所以这方面的“补助”也就所需更多。
当然，从上面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经济运行的规律，可以供管理者参考。比如，为什么江苏的财力“净贡献”会比浙江大？在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看来，江苏的上市公司比较多，企业规模都比较大，市场竞争力比较强，上缴利税较多；浙江的企业数量也很多，但是企业规模比较小，因此相比江苏，上缴利税相对较少。
同理，为什么山东GDP总量很高，但财力贡献在全国只排第七呢？也是因为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山东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社会资源都集中在几个重点城市，临沂等革命老区的包袱却很重，因此整体产业层次在东部沿海地区比不上江浙沪。
居安思危，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隐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后，真正在日常做到精细管理、见微知著。尤其在“高质量发展”成为举国目标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专业性、技术性更强的管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