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宋江起义”


这一问题已经不成问题，历史多有记载。
清代史学大师顾祖禹在《读史方舆》中说：“宋政和（1111-1118年）中，盗宋江保居于此（梁山）”。《宋史•杨戬传》：政和四年（1114年）时，胥吏杜公才曾向杨戬献策说，“梁山泊，古钜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渔之利，立租算钱纳直，犯者执之。”说明当时梁山泊没有爆发宋江起义，如果有，杜公才决不会献此策。宋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十三《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登政和八年（1118年）进士第，授迪公郎，海州沭阳县尉。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经驱沭阳。公独引兵要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说明在政和八年时宋江已具有一定规模了，官军“莫之御”。《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十二月，招抚山东盗宋江。”说明此时宋江已具有相当规模了，不然，皇帝不会下诏招抚。
以上记载说明，在政和四年（1114年）之后宣和元年（1119年）之前的四、五年的时间里宋江以梁山泊为根据地起义已发展到足以震慑朝廷了。
那么，宋江起义到底规模多大呢？《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侯蒙列传》中说：“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元）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中记述：“宋（江）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说明当时的宋江起义军的这“三十六人”应是“头领”。

武松是“三十六人”之一
据1983年7月14日的《大众日报》登载的王晓家先生考证，史书中虽有宋江起义军“三十六人”的记载，但未记载宋江以外的三十五人名字。历史上最早记载有关武松事迹的，见著于小说和笔记。南宋中叶，罗烨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的“杆棒”类中，列有“武行者”的名目。宋末元初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亨集》中，宋江在九天玄女庙里得的那卷“天书”上，有“行者武松”的名字。宋末元初人龚开（字圣与）在《宋江三十六人赞》“行者武松”的条目下有“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四句赞语。
《水浒传》成书年代为元末明初，上述记述绝不会受《水浒传》的影响，相反，《水浒传》中描写的整整十回的武松故事应该是有历史原形所本的。

“武松打虎处”碑为宋代所立
山东阳谷县原景阳冈村十字街东边路北有一管“武松打虎处”古碑，风雨剥蚀甚重，已无可辨认。碑阴原有一篇文字，只有个别字依稀可见，但剥蚀得连一个双音词也难以找到，甚至正面“武松打虎处”的字迹也很模糊，更查不到立碑的年月记载，说明这管碑已很久远了。
1988年12月3日的《聊城日报》第四版登载了署名“许继善”的文章，题目是《朱复戡先生鉴定“武松打虎处”为宋代碑碣》。朱复戡先生为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周恩来生前曾提及：现在研究钟鼎文的很少，会写又能识的全国只有二、三人了，其中一人在山东。山东的这“一人”说的就是朱复戡。据文中介绍，1988年9月11日，朱复戡先生到景阳冈游览，许继善陪同，走到“武松打虎处”碑前，许继善请求鉴定此碑建立年代。朱复戡先生逐字地祥审之后说：“看‘武松打虎处’的写法和笔法不是明人的字，而是宋人的字。‘武’字和‘虎’字，明人没有这个写法，宋人才有这个写法，由此判断，当是南宋时期的碑。”
现在想来，南宋人立此碑不可能是无稽之举，更不会受《水浒传》的影响，说明这里有“武松打虎”的史实。

地方史志有“武松”记载
按《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记载：武松原是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遂邀请入府，让他充当都头。不久，因功被提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心腹。后来高权因得罪权贵，被奸人诬谄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

结论
经上述考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武松决不仅仅是个“虚构的”文学人物形象，在我国历史上的宋朝时期的确有个名叫“武松”的江湖侠客，他曾参加了著名的“宋江起义”并任“头领”，在今山东省阳谷县景阳冈留有“打虎”史迹，其他地方史志中也有关于武松的记载。据此，创建于南宋的梁山功夫（子午门）的“家谱”上记载的第一代掌门人是武松，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丁永林
2008年10月18日

历史上有三个武松。一个是《大宋宣和遗事》里的武松，二个是杭州武松，三个是水浒小说的武松。有关第二个武松的记载，最早出南宋时期。最详细记载在明代嘉靖四十年《浙江通志》。关键节点在清代光绪二十年，发现了武松的灵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