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辨析
相比班固和王夫之两位大家观点，我却有不同见解。
首先班固在评价司马迁之时并没有明确区分《史记》中司马迁所作部分与司马谈所作部分。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思想内涵上是倾向于道家，《史记》也并非完全出自司马迁一人之手，其中不乏篇目有司马谈所作的嫌疑，李长之先生曾经做过论述，他认为《孝景本纪》《律书》《晋世家》《老庄韩申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以及《日者列传》出自司马谈之手，王国维认为刺客，樊灌，郦陆是追记司马谈之语，顾颉刚《司马谈作史考》明确指出赵世家，刺客，樊灌，郦生陆贾，张释之冯唐“成于谈手无疑”。这么多篇章，其中不乏寄托道家思想的篇目，如果不多加考证很容易被判定为司马迁的思想学说。诚然我也不能十分断定，譬如《刺客列传》最后太史公曰从时间判定出自司马谈手无疑，但是前面内容亦有可能出自司马迁之手，最后评赞司马迁引用父亲的话加以评述，但用这几篇去判断司马迁思想倾向确实草率。
其二，班固所言“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老后六经”多从《六家要旨》而谈，但《六家要旨》很明确出自司马谈之手，司马迁收录《六家要旨》旨在保留父亲的学术思想，并且还可用作对诸子百家整体概述之用，补充了《史记》中其余诸子缺失的遗憾，但录入《六家要旨》并不能代表司马迁自己的思想内涵。对此，清人陈祖范就曾明确指出:“班氏谓子长先黄老而后六经,此可马谈《论六家要旨》则然,子长则否。观其自序，隐然父子之间,学术分途。”司马迁自幼便师承儒学大家，学习儒家经典，成年入仕亦如儒家积极出世的作为，后作《史记》更是标榜春秋，其学术观点与司马谈已然不同。
无独有偶，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给予了详细驳证:“《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旨》......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犹刘向好《谷梁》,而子歆明《左氏》也`，观其下文称引董仲舒之言,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见。”认为司马迁意在尊儒，与其父司马谈不同。对于班固的反驳，宋神宗也评论过“（司马迁）唯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至当，则良史之才矣”他认为《史记》能“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其褒贬之意合儒家思想，正是后世典范。在《唐要会》中“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诫，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鲜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将《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一并列为惩恶劝善的典范，列于六经之后，是对司马迁儒家思想极大的肯定与赞扬。
其三，纵观《史记》，从立传上司马迁将孔子放于世家位置，并且仲尼弟子列传，孟子旬卿列传，而老子韩非合为一个列传，其余诸子不设列传。日本人齐藤正谦注释《孔子世家》中太史公曰，他指出“首泛言夫子之德可仰止，次言适鲁观其庙堂留不能去,次言布衣传十余世胜天下君王，终言其道为天子王侯所折中。仰止之意，一节进一节。首曰孔氏，其词泛；次曰仲尼，其词亲；次曰孔子,其言谨；次曰夫子,其言更谨。尊敬之意，一节进一节”，尊称孔子“至圣”也是从司马迁始的。就是从广义来说法家代表商鞅，李斯各有一传，但司马迁对二人肯定同时也具有批判意味。综上种种从立传而论，司马迁更应该是“先六经而后黄老”的。
从《史记》写作来看，司马迁标榜《春秋》，上承孔子，以《史记》比《春秋》，尊崇孔子。与壶遂言，借此对话司马迁传达的是自己写作思想写作目的，丝毫看不出先黄老的影子，清人冯班便说过“止言六经，不及黄老”，字里行间司马迁更多的是对六经尤其是春秋的崇敬，而其对儒经全面推举的程度及所给予的赞辞,不仅超过了他的前人,也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人。
从表现手法上，司马迁更是将“春秋笔法”发挥的淋漓尽致，一方面讲究“实录”原则，一方面又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达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我认为司马迁思想中固然有道家乃至百家的思想倾向但其主导地位还是以尊儒为主，比照春秋作一部成自己独特思想体系的一家之言。
到了近现代，对于司马迁思想的论述更加丰富，傅满仓认为虽然道家思想在司马迁哲学思想体系中占了很大比重，但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儒家。严安正在《司马迁司马谈思想异同辩异》认为司马迁是以儒家为主兼采众家。王萍认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同道家天道自然观一脉的，纪晓健认为“伯夷列传”居于列传首位就是一种道家精神的体现。蔡尚志在《司马迁是寓思想于历史的模范——表面尊孔实则反儒》中认为司马迁在思想上与司马谈和班固都是对立的，认为司马迁思想主要是倾向墨家任游侠的。周乾荣却在《司马迁是反儒向墨吗——与蔡尚思同志商榷》中从予以反驳，认为司马迁是十分推崇孔子及其《春秋》的，并且指出任游侠不等于崇墨家，司马迁思想上实质是反墨的。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系统论述司马迁的思想，李长之先生指出司马迁在思想上虽然保留着司马谈黄老之学的影子，但是在精神内涵上，司马迁却对儒家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记。刘兴林在《司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