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比葡萄牙人更善于抓住远东贸易的联系环节，控制其中最关键的商品和市场。葡萄牙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远东的贸易主要涉及到商品和贵金属。当西方输入的白银入不敷用时，荷兰人就动用他们从远东贸易中所得的当地贵金属。他们在盘踞中国台湾期间使用了中国的黄金(主要用于在科罗曼德尔购货)；从1638年到1668年，日本开采的白银曾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日本于1668年禁止白银出口，荷兰转而购买日本金币小判。1670年前后，随着小判的贬值，东印度公司减少购买黄金，转而大量接受日本出口的铜。

凭借始终丰裕的硬通货，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的商品调剂系统几乎毫无障碍地在运转，这一切的核心是荷兰长期垄断的产品——细香料：肉豆蔻，八角茴香和桂皮。细香料不仅在荷兰销售旺盛，在印度的消费要超过欧洲的两倍。通过它，荷兰人打开了印度市场的大门，在苏拉特、科罗曼德尔沿海和孟加拉大量收购各种印度织物。

他们用这些织物在苏门答腊换取胡椒、黄金、樟脑。他们在暹罗出售科罗曼德尔的布匹，这一买卖虽然没有很大的利润，但他们同时出售香料、胡椒和珊瑚，带走专门为他们生产的锡，一直运往欧洲倒卖。他们还从暹罗带走为数可观的鹿皮(在日本的卖价很高)，一些象(到孟加拉卖出)和许多黄金。在帝汶的商站略有亏损，但从那里得到的檀香木在中国和孟加拉很畅销。而孟加拉的提供的蚕丝、大米和许多硝石，与日本的铜和不同产地供应的糖一起，是返航欧洲时最好的压舱物。

此外，中国、孟加拉、暹罗和爪哇的糖在与巴西和安的列斯群岛糖做比较后要么被运往阿姆斯特丹，要么供应波斯、苏拉特或日本的市场，一切根据价格波动而定——荷兰人在其巅峰岁月里的驾驭能力第一次让世人目睹了世界市场的魅力。在东亚，如果说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世纪，那么17世纪则明显是荷兰人的世纪。

而荷兰人的中国“诅咒”则因为台湾的丢失而雪上加霜。17世纪50年代，荷兰公司从台湾得到的利润开始减少，这主要是由于郑成功加紧对台湾海峡贸易和海运的严密控制的结果。台湾增长之中的甘蔗业生产已经出现过剩，而巴西甘蔗生产的恢复使欧洲对台湾甘蔗的需求量下降，更加剧了台湾甘蔗的过剩。巴达维亚公司当局越来越倾向于把台湾看作一笔前景可疑的资产，而不太愿意认真采取措施对付郑成功可能发动的进攻。因此，在台湾的荷兰人无法抵挡住郑成功庞大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于1661年4月30日在台湾的登陆。1662年2月1日，荷兰人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