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甲午战争中大清陆军一溃千里的原因，稍懂点历史的人都能说出点什么。内容无外乎因循守旧、官场腐败、营务废弛、统帅怕死……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却鲜为人知。
　　说出来你会不信，那就是“开枪不瞄准”。
　　不瞄准的缘故：使惯了“鸟枪”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要掌握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或许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己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
　　不过，那时候的中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之。19世纪60年代，一位英国军官来访问，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隧发的前装枪），而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他推断这可能是放惯了手铳、鸟铳的缘故。
　　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了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有限。在义和团时期，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
　　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0000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
　　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在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场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几乎每仗必败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只守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日本人随便在哪里登陆。
　　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一位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军官回忆说：“在朝鲜战场上，日本各师团一碰到中国军队就立即卧倒，一动不动。这时候，中国士兵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放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子弹打光。等到枪声渐渐稀少，日本军队就开始冲锋。”
　　清末以后：仍然朝天放枪
　　清帝退位后，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没有改变。
　　张勋复清，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5000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逊目睹了这场战斗。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地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5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3时。我的房子后面的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137米，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9米、厚1.8米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3.2公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
　　1920年的直皖大战，双方动用兵力20万，消耗子弹几千万发。可几个回合下来，双方死了200多人。真正在战场上被枪打死的也就几十人。这种“恶搞”战争的做法，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逊以“极其恶毒”的口吻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一来弓箭比较便宜，二来可以对敌人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只要洋枪一通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同样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儿，对手净是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场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